湯一介先生在橫山書院

儒學是什麼？在我們人類逐步走向全球化，中國追求現代化的時代，儒學還有沒有價值？我們是不是應該像某些極端的文化激進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一概将其扔進曆史的垃圾堆？我是有我自己的答案的，我是認為儒學有他的現代意義的。為什麼這麼講呢？我這裡主要有兩點理由。

一、儒學現代意義的兩點理由

首先我們要認識到這樣的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民族的複興是離不開我們的曆史文化傳統的。近代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雅斯貝爾斯，他提出一個叫做“軸心時代”的觀念。根據他的論述，就是說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在古希臘、古印度、以色列和中國等地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如古希臘的蘇格拉底、古印度的喬達摩·悉達多、以色列的猶太教的先知，以及中國的老子、孔子等，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根本問題提出了自己的思考，這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有的在其發源地已經滅亡了，如古印度的佛教，現在印度地區以及很少了，反而在中國、日本等一些地方繼續了它的繁榮。這些文明之間，有的相互影響，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态，如古希臘的哲學已經成為西方的共同資源。有的文明則一直保持着它的傳承，從未中斷，如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的。有的文明中斷又重新複興，如猶太教。

這些文明形态經過了兩千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明的主要精神财富。在雅斯貝爾斯看來，他們具有不可磨滅的價值，他講“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産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軸心期潛力的蘇醒和對軸心期潛力的回憶，或曰複興，總是提供了精神動力。對這一開端的複歸是中國、印度和西方不斷發生的事情。”

“自那以後，情況就是這樣”，雅斯貝爾斯的論述是基于曆史的研究而做出來的。比如，歐洲的文藝複興就是把目光轉向其文化的源頭古希臘，當時在中世紀教堂的圖書館當中，在沉寂已久的廢墟當中，人們四處搜尋着關于古希臘的記憶，這種回憶激起了歐洲文明的複興，而對世界産生深遠的影響。中國也是如此，宋明理學是在佛教的沖擊之後，再次回到孔孟而把中國哲學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當今時代，經濟全球化将極大地促進文化的全球化，不同文化傳統之間的交流越來越緊密。當然，關于不同文化之間是沖突，還是共存的問題将在世界範圍内展開讨論。是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理解和寬容而引向和平，還是堅持文化的霸權和隔離而産生戰争，将影響21世紀我們人類的命運。在這樣的一個形勢下，我們應該明确地反對文化的霸權和隔離，主張“和而不同”的文化多元論，呼喚“新的軸心時代”的到來。這要求我們更加重視對古代思想智慧的溫習與發掘，回顧我們文化發展的源頭，以響應世界文化多元化發展的新時代。

其次建設“和諧社會”需要“文化自覺”。什麼是“文化自覺”？費孝通先生說：“文化自覺隻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們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複古’，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适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建設“和諧社會”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它也需要文化上的反思與自覺，也就是說需要對自身有一個明确的認識，就是“自知之明”。中國人常講人應該有自知之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如此。有了自知之明才不會盲目“複古”，或“全盤西化”的極端，才會有自己的正确的文化抉擇，這樣文化的主動權才會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才會有自己文化的自主地位。

基于這兩點理由，我認為儒學應該是有它的現代意義的。當然，儒學有它的現代意義是一定要适應當代世界文化發展，即“新的軸心時代”到來的新形勢才是可以的。

二、對于學術文化的幾點态度 現代關于儒學是什麼，也就是怎麼認識儒學的問題，有着各種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說是争論。這些争論其實從“五四”時期就已經開始存在了，近年來出現在國内的“國學熱”，又将這一争論推到了風口浪尖。我認為争論本身總是好事，今天對它有多種看法，說明我們的社會在進步，因為對于學術思想而言，隻有在自由的争論，在“百家争鳴”的思想氛圍當中才能不斷地取得進步。

怎樣認識儒學？我有我自己的看法，當然，我這也是百家中之一言，是不是正确，還要在讨論中得到檢驗。對于學術文化，我有幾點根本的态度：

首先是對于學術文化要曆史辯證地看，也就是說任何學術文化都有它的局限性，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文化的情景中産生的，都是與一定時代的社會生活相适應的，儒學也是一樣。過去我們一些學者用這種方法去研究儒學，獲得了一些成果，這是應該肯定的。因此，我們不能絕對地要求儒學要完全适應我們現代的社會生活，這是不可能做到的。

其次是要認識到任何學術文化也都有它的普遍性的存在，盡管學術文化是在不斷地發展的，但是古代的思想家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可能是永恒的，是我們任何時代的嚴肅思想家都無法回避的。例如中國古代哲學中讨論的“天人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的問題，任然是我們現代中國哲學讨論所常談常新的問題。

再次是要認識到任何學術文化的發展都要在與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中，在相互的吸收論辯中才可能不斷地取得，特别是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現代西方哲學家羅素曾經講過“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的發展的裡程碑”[ 《中西文明的對比》，見羅素：《中國問題》，學林出版社1996年版。]。文化的交流其實是一個雙向選擇的問題，這對于有較長曆史、較高水平獨立發展起來的文明來講或許表現地更為明顯。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成功地發生過這樣的文明交流事件，就是從東漢末年到隋唐時期完成的佛教在中國的傳播，我講這是一個雙向選擇的過程。沒有佛教的傳播，沒有宋明時期兩種文明的雙向選擇，便不可能有後來宋明理學的繁榮發展。所以對于現在中西文明的沖突，我講要在中歐文化交流中創建中國現代哲學，也是基于這樣的思考。

最後要強調的是要有文化的主體性。任何一個民族文化必須紮根在自身文化的土壤當中，隻有對自身的文化有着充分的自覺，有着保護、發揚的意識，它才能吸收其他文化的優點而不斷地發展，才能不斷适應自身社會而健康地發展。一個沒有文化自覺，沒有文化自主性的民族，不僅沒有将要失去自己的文化的根，也将沒有能力去吸收其他文化的優秀成果，它将或被消滅，或被全盤同化。

三、三個角度分析儒學

基于以上對待學術文化的幾點态度，怎麼認識儒學？我認為應該對儒學有一個基本的分析。可以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儒學，可以從這樣的三個角度來分析：一是政統的儒學；二是道統的儒學；三是學統的儒學。

首先是正統的儒學。自漢武帝之後，儒學就以國家意識形态的形式出現在曆史舞台上，這一過程在中國曆史上延續了兩千多年。在長期的過程當中，毫無疑問地，儒學對于專制政治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儒學注重道德教化，這有利于社會的相對穩定，但卻流于把道德的作用絕對化，成為“泛道德主義”，這使得中國重“人治”，而輕“法治”，不僅使政治道德化，而且使儒學成為政治的修飾，美化政治統治；另外，使得道德政治化，道德成為政治的工具。當然，儒學當中的一些思想，如“以德抗位”、“民本”等對于專制政治有着一定的消解作用。又如“天人感應”的觀念，要“畏天命”，董仲舒講“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對于限制“皇權”，約束君主，使得他不要胡作非為，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總的來說，儒學在曆史上被政治利用所起的消極作用要多一些。所以，我講與政治相結合，成為意識形态的儒學是有問題的。

其次是道統的儒學。任何一個成系統有着悠久曆史傳承的學術文化派别，其學術文化的發展必有其傳統，西方是這樣，中國也不例外。中國曆史上的儒釋道三家，都有其傳統。儒家是以自覺地繼承夏商周三代文化傳統為己任的，孔子講他“述而不作”，司馬遷認為儒家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就是這個涵義。因此，自覺地繼承優秀的傳統，這并沒有什麼錯誤。但“道統”的儒家對于自身的思想過分地強調，這就可能形成對其他學術的排斥，甚至出現對“異端”的打擊。而在曆史上某些異端思想的出現，恰恰可能是一個新思想時代的開始，它對主流思想的沖擊，甚至颠覆，将促使人類思想文化的進步。總的來說，儒家是比較具有包容性的，《易傳》當中講“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但有時存在着過分地排斥其他思想的地方，如韓愈的排佛，就提出“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就是讓僧侶都還俗，佛經都燒掉，佛寺都改為民居。一個學者提出這樣的要求，這與古代的統治者用國家權力滅佛的行為沒有區别了。

最後是學統的儒學。學統的儒學是指其學術上的傳統，是儒家思想家們對于真善美等諸問題的自覺的思考，包括它的世界觀、人生論、思維方法等等。對于學統的儒學，我們應該特别地重視，它可以給我們現代社會提供豐厚的思想資源。因此，對于儒學的現代意義問題，我主張不應再把它意識形态化。塵歸塵，土歸土；學術的歸學術，不應依附于政治，不能定于一尊，要有海納百川的胸懷。當然，對于學統的儒學進行研究，撷其精華，對其中的思想資源給予現代诠釋，發展其所具有的普遍意義，這在當前是一個任務，也是使得儒學具有現代意義所必須要做的。

那麼儒學是否具有現代意義了呢？我想對于一種學說進行價值評判，當然可以從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等等的方面進行評價，但是我認為最為重要的應是對它的價值作出哲學的判斷。為此，我們必須了解我們的國家社會，以及全人類所共同面臨的重大問題，以此作為我們思考哲學問題的出發點。換一句話說，如果儒學當中的思想資源對于思考我們當前的人類存在問題具有價值；如果儒學對于解決我們當前最急迫、最根本的問題具有意義，那麼誰還能否認儒學的意義呢？

下面我想講一講儒學中的思想智慧，對于我們當下國家社會、人類所面臨的問題的解決是有幫助的，首先是中國的現代化中建設中國現代企業家的問題，利用儒家的思想資源來建設具有中國氣派的企業家，這是否可能？應該怎麼達到？我想講講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其次我想講一下，從一種大的哲學思考，就是我們當前人類社會存在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解決上去思考，儒學的思想資源對于我們有什麼助益？給我們提供哪些啟示？我想講一講這兩個問題。

湯一介教授

湯一介，1927年2月生，195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北京大學哲學系資深教授，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所名譽所長，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儒藏編纂中心主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攻關項目“儒藏編纂與研究”首席專家。兼任中國文化書院創院院長、中華孔子學會會長、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主要研究方面：魏晉玄學、早期道教，儒家哲學，中西文化比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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