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薇

乾元二年（759），大概是杜甫人生中最磨折奔波的一年。年初，他從老家洛陽重返華州，目睹大饑荒天災人禍的慘狀，讓本就對司功參軍這一微職滿腹牢騷的杜甫，下定決心辭官西行。他帶了全家人去秦州避亂，苦撐了三個月就待不下去了，轉到臨近的同谷。天寒地凍，老馬腿折，不到200公裡的路走了整整一月，卻在同谷差點落得全家餓斃，隻得再踏上南去成都的旅途。拖家帶口，一步一叩，千年前蜀道之難可以想見，杜甫感歎：“對此欲何道？默傷垂老魂。”直到接近年底，一家人終于挨到了成都。“一歲四行役”，迹若轉蓬、命如浮萍的日子，是不是可以暫且别過了？

從759年暮冬入蜀至765年五月離川，杜甫在川中待了五年多，期間因動亂羁留于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等地，有一年零九個月，其餘時間都在成都度過。浣花溪畔，在自己一手搭建的草堂裡，杜甫度過了一段難得的安甯靜好的時光。這五年多裡，他寫了430餘首詩，差不多占現存杜詩總數近1/3，是他創作的豐收期。在學者們眼中，這些詩歌，與杜甫早先十年羁絆長安，與後來流落夔州、湖湘的詩，無論在形式、内容、風格上均有明顯的不同。

杜甫沒有再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北征》那樣的宏制長詩，古體詩與排律也較少，當然缺席不了他一如既往反映軍國大事、民生疾苦的詩，但多了不少描寫日常生活、吟詠平凡事物的詩篇。他很花了一些精力種藥、種樹，用極其輕靈溫暖的筆法，描述耕作的喜悅，隻有一個真正獲得勞動快樂的人才能感受得到。可惜這樣的生活，在杜甫的一生中，實在太過短暫。

杜甫選擇成都作栖身之地，有經過考量。成都在漢代就乃“五都”之一，至唐代文教興盛、經濟繁榮，《新唐書·地理志》中記載，唐天寶元年（742），成都地區（包括邛州、蜀州等地）的人口已達25萬戶，僅遜于國都長安；成都物産豐富，繁華程度在當時也有“揚一益二”之說。安史之亂爆發後，成都因地處西南，遠離戰火，未遭大的破壞與衰落。加上玄宗曾避難于成都，使得它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一度晉升為南京，與西京長安、東京洛陽等地并立。

另外很重要一點，杜甫在四川還有一些親友和權勢人物可以投靠。他尚未到成都，就在紀行詩《鹿頭山》中恭維過時任成都尹兼劍南西川節度使的裴冕。安史之亂爆發後，裴冕是擁立李亨在靈武繼承皇位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後因功封為冀國公。不過《舊唐書》對裴冕的人品頗有诟病，說他“性本侈靡”“不識大體”，賣官鬻爵聚斂錢财的事沒少幹，為了保住權勢，又攀附李輔國之流。一些杜詩的注者認為杜甫最初在詩裡一再稱述的“主人”就是裴冕。雖然這點尚有争議，但也可窺見殘酷的生活壓力下，詩人流露出的不得不委曲求全的幾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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