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的遺産》，張炜著，中華書局出版，42.00元

著名學者型作家張炜先生所著《陶淵明的遺産》是一部“異書”，作者在前言中介紹說：

這不是關于陶淵明著作的考辨，不是學術文字，而僅僅是一個讀者的感言與賞讀。這些文字由于是在讨論對答中産生的，所以成書時需要拟出題目，歸類訂改。但盡管如此，也仍然留下了諸多缺憾……

其中常見的謙辭，自然不可呆看，但兩個“不是”是确實的。世界上許多重要的書都不從事“考辨”，不是“學術文字”；可惜我一向恰恰是在這兩個“是”中讨生活的，所以這部書入手以後，同許多看似關系不大的新書一樣，一時來不及讀，就堆入書櫥，以後再來領教。

人間多事，有時一晃就是幾年過去了。古人往往神往于成仙，看來并不完全是迷信，唯有像神仙一樣健康無恙，長生不老，才有條件多做事，多讀書。

最近終于得到機會，來拜讀這部不同凡響的書了。而一旦開始讀，就沒有再放下。

在陶淵明接受史上，這是一部空前的奇文好書。

好就好在書中多有“通古今之變”的見道之言，又以空前的力度強調地指出了陶淵明的複雜性，撕去了貼在他身上種種簡單化的傳統标簽，讓我獲得了許多啟發。現在有不少書，并不是不好，内容還是充實的，就是讀了不能激活思想，讀了和沒有讀相差不算很多。換言之，其中隻有若幹知識，就是沒有思想，沒有自己新鮮的的想法和看法。

張炜先生此書高見甚多，勝義如雲。關于今人為什麼對陶淵明多誤解，書中有這樣的分析：“在數字時代和物質主義的壓迫之下，人們于現代喘息的汗氣中不難找到陶淵明，認他為人生的榜樣。于是‘知者’将要越來越多的同時，誤識也會随之而來。”（第348頁）于是就各取所需，不及其餘了。關于陶淵明給人們留下的精神遺産，書中有這樣的結論：

我們将直面一個結果，即“叢林法則”和人類的“文明法則”不可調和的深刻矛盾。這個不可調和，在陶淵明全部的人生裡得到了細緻而充分的诠釋。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筆遺産。（第43頁）

該書對此做了充分的說明。把陶淵明的一生總結提升到這樣的哲理性高度，自能給與陶淵明的讀者很深的啟迪。

說陶淵明講究“文明法則”，超越了那個時代的局限，是很有道理的。舉一個最簡明的例子就足以幫助我們認識這一點，據蕭統《陶淵明傳》記載，當陶淵明在彭澤縣當縣令的時候，派一個“力”（農奴）回老家為孩子們幹活，其時他下達了一道明确的指令道：

“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那時的體制是有錢有地位的人家可以使用農奴，陶淵明不能自居于這一體制之外，但他是一位人道主義者，是文明人，特别教育兒子要善待這種“力”人，要把人當人看待，這就體現了崇高的精神文明，代表了人類進步的方向。

陶淵明一向被歸入“隐士”這一類，《宋書》《晉書》《南史》先後為他立傳，都安排在隐逸這一類；但張炜先生指出：“陶淵明跟另一些‘隐士’大為不同，‘隐士’往往有社會地位，有資本和名聲，由這些構成了一個‘隐’的基礎，也就是說，要具備‘隐’的條件，陶淵明卻沒有這樣的條件。”（第26頁）書中又稱陶淵明為“非專業的‘隐士’”（第82頁）。這些提法或可再加推敲。陶淵明當過好幾任官，最後一任是彭澤令，級别不低，相當于現在的正處級（或曰縣團級），不能說沒有社會地位；他擁有相當的土地和房産庭院，應當說并非全無資本；他的有些官是被請出來當的，可見很有些名聲。張炜先生把他的分量估計得未免嫌稍低了一些，但書中的這一結論仍然是富于啟發性的：陶淵明跟另一些“隐士”确實有所不同，他當官是不連貫的，在那些斷斷續續的間隙裡，實際上他已經隐居過若幹時段；而到晚年，他卻又考慮過應征複出。由此觀之，他并不覺得歸隐有多麼高尚，也不是說官就絕對不能當，隻是自己實在喜歡過平靜的農村閑居的生活，不大高興在官場裡辦公奔走受拘束，而且動辄需要行禮如儀（“折腰”）——這樣的隐士确實是不多見、非尋常的。

陶淵明一向被學者們認定為是矢忠于東晉王朝的道德标兵，所謂“忠憤”說影響非常深廣，至今仍然方興未艾（參見拙作《陶淵明“忠憤”說及其擴大化影響》，《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4期），但張炜先生卻這樣來歸納他的搏鬥及其意義：

嚴格講一個人自降生到人世的那一天，就被“叢林”選擇了，而不是他選擇了“叢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這個時代體制所涵蓋、籠罩和規定，沒有一個人能夠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置身于“叢林”之外……

陶淵明在逃離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認可那個“法則”，又不願做一個頹廢之士，最終算是取得了個人主義的勝利。盡管後來陶淵明窮困潦倒，在饑餓中死去，但作為一個生命來講，他在自覺選擇和對抗的意義上還是完整的，仍然是一個勝利者。（第20-21頁）

這就是說，陶淵明在一定的意義上超越了他所處的時代，這種前衛性落實在他的思想、行為以至全部生活實踐之中，表現在他的詩文創作之中，所以他偉大。由此反觀一批學者斤斤計較于陶淵明的某些個别言論，強調他的忠于東晉、政治正确，抑何所見之小也！

陶淵明一向往往被認為是一位單純而快樂的高人，其實頗不盡然，張炜先生深刻地指出：

作為一個網絡時代和物質主義時代的人，常常處于一種空前被侵犯被騷擾的狀态，也就對陶淵明這種恬淡的田園生活、對他拂袖而去的幹淨利落，對這樣一個生活标本倍加向往。這種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們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們不同程度的誤解。時至今日，我們這些“現代人”尤其難以理解一個糾纏、自足、豐腴、活潑，同時又是痛楚猶豫的陶淵明。我們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風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個人閑适的田園窪地裡去。（第66頁）

夫子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這些話說得太好了。承認陶淵明的複雜性，乃是認識這位大詩人的必備前提。一切源于将他提純的頌揚和研究，總是難以讓人看清楚這位看似單純的大人物，這一點對于從事“學術文字”的人來說尤其顯得重要。（顧農）

來源： 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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