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疑雲”

《上尊号碑》乾隆壬寅二月拓本，縱27.4厘米，橫14.4厘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楷書”是今天的人們非常熟悉的字體，可以說在日常生活中随處可見。究其實質，“楷書”是開創了漢字“今文字”的“隸書”的一種變體。南北朝時期的古籍《水經注》有個關于楷書誕生的離奇故事，說是在秦始皇統治時期，有個叫王次仲的人創造了“楷書”字體。秦始皇聽說了，就下旨讓他來參見。誰知叫了三次，王次仲都不來。結果，秦始皇生氣了，就叫人把他抓起來關進囚車拉向鹹陽。囚車在路上走着走着，王次仲的頭忽然從囚車裡掉在地上，變成一隻大鳥飛走了，兩根羽毛變成了兩座大山。

很顯然，這個神話是人們編排出來批評秦始皇對文人實行迫害做法的。即使刨去“人首化鳥”這樣荒誕不經的成分，秦代就發明楷書的說法也極可疑。衆所周知，秦并天下之後，李斯代表秦始皇的意圖，将戰國原有種種古文統一成“小篆”。秦始皇到處刻石記功，以垂青史，用的就是這種官方文字。另外，始皇帝又感到隸法可取，将其作為一種通俗的實用書體。既然如此，他怎麼可能一下子又喜歡起王次仲新發明的楷法來呢？這顯然不會是剛愎自用的秦始皇的性格，更不用說後世出土的秦代簡牍上還找不到能稱為“楷書”的實例了。

結果，還有一些說法說王次仲是東漢時人，“建初（東漢章帝年号，76—84）中，以隸草作楷法，八分，言有模楷”。以此推斷，或許是秦漢各有一人名王次仲，引起後人的穿鑿附會。而東漢時的王次仲作“楷法”倒是顯得比較符合實際。據說，他的學生師宜官，學寫楷書寫得最好。師宜官喜歡喝酒，家窮沒錢買酒，就在酒店的石闆牆上寫字，讓學他寫字的人出錢替他買酒喝，他喝完酒就把石闆牆上的字洗掉，下次再寫。有個叫梁鹄的人很喜歡師宜官的字體，就在石闆牆上加了一層白木闆，讓師宜官寫在上面，等師宜官喝醉睡覺時就把木闆拿回家臨寫，最後也成了一個有名的書法家。

另外還有人認為，是生活在漢末、三國時期的鐘繇（151-230）創造了楷書。北宋官方編寫的書法著作《宣和書譜》就認為：“降及三國鐘繇，乃有《賀克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即楷書）之祖。”傳說，此人在青少年時期練字很刻苦，平時跟人談話時常常一邊說一邊用木棍在地上寫，夜晚睡覺前和睡醒後，也用手在被褥上練習寫字，時間長了，連被褥都給磨破了。他精思書學30年，創造出一種獨立的新字體（楷書）。不過話又說回來，鐘繇作為漢魏朝廷的重臣（官至太傅），成年後隻有業餘時間留心翰墨。他雖然不是職業書法家，但他在書法史上的貢獻卻超過一般的職業書法家，甚至掩蓋了他在政治上的名聲。

其實，這些不同的說法正說明，“楷書”是人民大衆在社會生活中所創造，而非屬于某一個人的專利。可以說，紙張是楷書形成的物質基礎。紙張被廣泛用作書寫載體以後，帶來了書寫體驗的巨大變化。平滑的紙面無需特意施力強調某種筆畫，于是作為隸書特征的“蠶頭雁尾”就變得沒有必要了。另一方面，紙張的出現，使文字的書寫更為便利，人們可以寫出比以前更大的字，再不需要像在簡牍時代那樣，特意将字體的高度進行壓縮，而形成隸書橫展的體勢了。

《書法藝術》有這樣一段話：“楷書孕育于隸書之中。漢簡中已出現楷書的雛形：筆畫省去雁尾，轉折處亦用頓挫，結體趨漸方整，有的字簡直與楷書毫無二緻。”從出土的簡牍和碑文來看，東漢雖是“隸書”的極盛時期，但“楷書”的雛形也已萌芽。比如，立于東漢建甯元年（168）“衡方碑”（《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是衡方的門生朱登等為他所立的頌德碑。碑高240厘米，寬110厘米。碑陽刻文23行，滿行36字，計815字。其碑文的取勢一般為正方形，有的字的筆形近似楷書的筆形，如“秋”字，字形是正方形；筆形方面，除“火”旁中撇畫的末尾有隸書的筆意外，其餘的點、橫、豎、撇、捺等筆畫已基本是楷書的筆形。“相”字中的“木”旁，“東”字中的筆畫捺都近似楷書的寫法。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在《兩漢金石記》裡說：“是碑書體寬綽而闊，密處不甚留隙地”，認為它與唐代顔真卿的楷書有類似之處。

《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衡方碑》）拓本（局部），東漢，朱登

當然，也應該承認，鐘繇在漢字字體從“隸書”轉入“楷書”這方面的确作出了較大的貢獻。他把從東漢以來流傳于民間的沖破隸書規矩的簡省易寫和方正平直等成分集中起來，以橫、捺代替了藏鋒、翻筆的隸書“蠶頭雁尾”，參以篆書、草書的圓轉筆畫，促進了“楷書”的形成。後世所謂“領楷書之先的是鐘繇”倒也不是過譽之詞。

楷書名實

那麼，“楷書”這個名字又是怎麼來的呢？唐代書法家張懷瓘在《書斷》卷上“八分”中說：“本謂之楷書，楷書者法也，式也，模也。孔子曰：‘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式。’故凡有法度之書皆可稱‘楷書’。”按此看來，隻要漢字的字體具有整齊規矩的特點，便可視為楷法或楷模。因此，“楷無定名，不獨正書當之”，哪怕是隸書（甚至篆書），若是形體“标準”“整齊”，可為學習的楷模，也都可稱之為“楷”。比如《魏書·江式傳》記載，“太學立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這裡的“邕”，就是漢末的蔡邕。既然他是隸書集大成者，所謂“題書楷法”，實際上就是說他所題寫的隸書很标準，有法式，可成為學習的楷模，與如今的“楷書”概念，尚不是一回事。

宋刻《宣示表》原石。鐘繇名氣雖大，但他的楷書作品墨迹存世者罕見（且可疑）。《宣示表》寫于魏黃初二年（221），真書小楷，被認為是諸帖之冠，可惜真迹已絕人間。晉以後所見《宣示表》都是臨（摹）本。臨本《宣示表》雖不是鐘繇真迹，卻是王羲之所作，因此也意義重大

楷書便于書寫，字體端正，因此一直流傳至今，成為當今漢字的通用字體，稱之為“楷”自屬名至實歸。而在“楷書”形成的初期，它還曾被叫作“正（真）書”等名稱。“正”字有建中立極、不偏不倚、止于最好的意思。唐朝的李嗣真在《書後品》裡将楷書稱為“正書”，所謂“張芝章草，鐘繇正書”雲雲。直到北宋時期，學習運用楷書已經非常普遍，“楷書”這才擺脫了其他書體名稱的混淆，從篆書之楷、分書之楷、章程書之楷、行書之楷、草書之楷等諸多附加稱謂中脫身而出，成為“端正”“規矩”“規範”的“正書”“真書”的專用名詞。近世的章太炎的《新方言·釋言》則蓋棺論定：“今人言楷書，皆知其義為楷法。”

其實，書法史有個現象，即“書無定名”，往往是先有書體，後才有人命名。這就說明，書體命名是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具有較大的随意性，又因為不同時代的人們對同一書體的不同認識與理解，于是“名異實同”和“名同實異”的現象就同時存在。就拿“楷書”來說，由于它是一種從“隸書”衍生出來的變體，所以在一段時間裡，仍然被稱為“隸書”。比如《舊唐書·百官志》記載：“貞觀元年，诏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子嗜書者二十四人，隸館習書。”唐代為什麼還會官方組織學隸書呢？張懷瓘在《六體書論》中就道破了緣由，“隸書者，字皆真正，曰真書”，可見唐人所說的“隸書”就是“真書”，也就是“楷書”了。

除了名稱之外，楷書與“隸書”又有哪些具體的區别呢？首先，楷書對隸書的筆畫進行了省改。比如隸書中，每個字的長橫要求蠶頭雁尾，中間有波勢；楷書改為平直，不再有波勢，以頓筆收尾，不再上挑。省改後的楷書寫法，既簡省，又好寫。接下來，在形體結構上，隸、楷均講究整齊，橫平豎直也是兩者的共性。但隸書的“橫扁”和楷書的“方形”結構存在明顯差異。隸書的橫勢要求筆畫線條必須以橫展體勢為中心來組織，楷書則因形方而體勢呈内收之态。至于楷書區别于隸書最為顯著的特征則是“鈎”。隸書無鈎，已成為書法裡的基本常識之一——帶鈎的筆畫，首先出現在廣義的草書（包括行書）之中。到了楷書裡，鈎法已蔚然成風，以緻形成了系列，包括（單筆鈎）橫鈎、豎鈎、彎鈎、斜鈎、卧鈎、豎提；（複筆鈎）橫折鈎、豎彎鈎、橫撇彎鈎、橫折折折鈎、豎折折鈎等等。

實際上，發展到“楷書”時，漢字的演化似乎已經到了終極階段。它一直沿用至今，在長達1000多年的時間裡，形體也沒有多少改變——所以當代中國人才能毫無困難地讀出唐宋古籍中的漢字，而現在的英國人卻完全看不懂同時期的古英語。

當然，随着漢字的發展，古文字的構成規則，也就是《說文解字》所列舉的“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在楷書裡也已有所破壞。大部分象形字已不再象形，指事字也已失去了原來指事的意思，會意也不是原來的意義了。比如“表”字原本是一個象形字，古字形像人身上披着動物的皮毛做成的上衣，後來才引申為“表面”等含義。而“末”是個指事字，本義其實是“樹梢”。再如，作為會意字的“奉”原本“從手，從収（雙手）”，在篆文裡，這個字的最上面像一串玉或樹蓋子，其本義是“兩手恭敬地捧着”。可是在楷體字形（“奉”）裡，卻根本無法找出這種聯系了。甚至一些在篆書中原本有理可說的合體字在楷書裡已經變得無理可說，僅僅作為硬性規定的符号而存在了。比如篆文的“火”在楷書的“烈”“尞”“炊”三個字裡分化成“灬”“小”“火”三個模樣。而“烈”與“魚（魚）”雖然看似都是“灬”底，但前者的構字法是“形聲”，後者卻是“象形”，兩者風馬牛不相及。如今不時有論者诟病當今的标準漢字字體（“簡體字”）破壞漢字構字規律雲雲，殊不知類似的簡化現象在千餘年前“楷書”成型時早已發生，隻不過世人經年累月熟視無睹罷了。

魏晉風度

話又要說回來，楷書畢竟是從隸書脫胎而來。早期的楷書，因此也就不能不殘留有隸書的痕迹。在這方面，鐘繇的書法就是一個典型。《宣和書譜》說：“楷法今之正書也。鐘繇《賀捷表》，備盡法度，為正書之祖。”可見鐘繇的楷書不僅在當時寫得最好，而且是第一個寫出完備楷書的人。鐘繇的字和胡昭的字一起，在晉代初期被規定為當時的标準字體加以推廣，起了範本的作用。這也就是“以鐘、胡為法”。

這份《賀捷表》書于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末（220年初）。當時鐘繇年已68歲，《賀捷表》是其晚年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内容是關于曹操、孫權聯兵攻破劉備麾下的名将關羽（“表裡俱進，應期克捷”），并将關羽擒殺（“賊帥關羽，已被矢刃”）之事。通篇報告行軍的艱難和得勝後的喜悅心情，表現出鐘繇堅定的親曹政治立場。其行文之間，許多字的筆畫十分明顯地保留着隸書翻挑和飛揚的筆勢。如“言”字的橫畫，以及“有”“裡”“方”字的橫畫，都有濃厚的隸書遺意；另如“并”字，特别是“同”字的左撇，“企”“舍”“獲”“長”字的捺筆，也明顯的是隸書的習慣寫法。有人認為像鐘繇《賀捷表》這種尚帶有濃厚隸書遺意的字就應屬“八分楷法”，與後世的楷書尚有距離。清代書法家翁方綱就此評價“變隸書之波畫，加以點啄挑，仍存古隸之橫直”。

《賀捷表》碑，東漢，鐘繇。早期楷書上殘留隸書的痕迹，鐘繇的書法就是一個典型。《賀捷表》中一些字筆畫帶有明顯的隸書習慣。有人認為像鐘繇《賀捷表》這種尚帶有濃厚隸書遺意的字就應屬“八分楷法”，與後世楷書尚有距離

遺憾的是，鐘繇名氣雖大，但他的楷書作品墨迹存世者罕見（且可疑）。他的《宣示表》寫于魏黃初二年（221），真書小楷，被認為是諸帖之冠，可惜真迹已絕人間。晉以後所見《宣示表》都是臨（摹）本。宋《淳化閣帖》始刻入此帖。不過，臨本《宣示表》雖不是鐘繇真迹，它在書法史上的意義仍然非同小可。其原因也很簡單，這一存世的臨本，乃是出自鼎鼎大名的“書聖”王羲之（303—361）之手！

後人有言，“右軍（指王羲之）書成而魏晉之風盡”。王羲之書法上的主要成就自然在行草方面，但他在楷書曆史上的地位也極高。東晉時期（317—420），楷書書寫的法度已成熟定型。而《晉書·王羲之傳》稱贊：“羲之善隸書（實為現在所說的楷書），為古今之冠。”現代曆史學家範文瀾談到楷書時則說：“王羲之不僅吸收漢魏諸書家的精華，更重要處還在于脫出鐘繇真書的境界又自辟新境。這就是說，鐘繇的真書多少還留有隸書的遺迹，王羲之的真書，形體完全能自立。”

王羲之的楷書代表作有《樂毅論》與《黃庭經》。《宣和書譜》說：“晉王羲之作《樂毅論》《黃庭經》，一出于世，遂為今昔不赀之寶。”《樂毅論》原為三國時夏侯玄所撰，論戰國時燕昭王大将樂毅攻齊為疑，去燕仕趙一事。王羲之書于永和四年（348），據說是王羲之寫給兒子（王獻之）的習字範本。唐褚遂良在《拓本樂毅論記》中感歎“勢精妙，備盡楷則”。《黃庭經》書于永和十二年（356）。李白在《送賀賓客歸越》中寫有“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的詩句。因此，《黃庭經》也稱《換鵝經》。《黃庭經》為道教的經典，内容無非養生修煉之術。王羲之家族信奉道教，故抄寫此經。它曆來被奉為小楷上品，寫小楷無不臨寫此帖。清代書法家梁巘（1710—1788）對《黃庭經》佩服得五體投地：“《黃庭經》字圓厚古茂，多似鐘繇，而又偏側取勢以見豐姿……結構之穩适，撇捺之斂放，至《黃庭》已登絕境，任後之窮書能事者，皆未能過。”

王羲之《樂毅論》舊拓本，現為美國安思遠私藏

“皆未能過”當然是有些誇張的說法。比如在書法史上與王羲之并稱“二王”的王獻之（344—386）的楷書功底便與乃父一般深厚。從現存書迹來看，他的字更挺拔、更爽快，更加徹底地去掉了隸書筆意。其小楷書法代表作《洛神賦十三行》（内容為三國著名文學家曹植的《洛神賦》）就被清代的楊賓（1650—1720）在《鐵函齋書号》中稱為“字之秀勁園潤，行世小楷無出其右”。總而言之，“二王”父子，特别是王羲之，在促進楷書定型化方面，開風氣之先。加上兩人并為書壇提供了面目一新的行書和草書，确立了其曆史功績。故而後世尊為圭臬，直至今日，影響不衰。

參考文獻：

劉長城《漢字源流》，滕西奇《中國書法史簡編》，劉勝角《古代楷書發展史》，李梵《漢字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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