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輔助生殖技術當下還面臨着在醫學法規和商業化倫理方面的争議，但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這個節點，代表着中國女性正走向一場關于“生育自由”的新革命。

文/武單單 億歐專欄作者

在傳統觀念裡，作為一個“必答題”的生育，如今成為了一道“選做題”，乃至“附加題”。

何時生、怎麼生、和誰生在當下社會環境裡都有更多的可選擇性。年輕女性們不必為了錯過20-24歲的最佳生育期而後悔懊惱，也無需擔心生育力會随着年齡的增長而下降——輔助生殖技術使得她們擁有更強的主動性。

輔助生殖并非新鮮事物。距離國際上第一例人工授精，已過去200餘年；世界第一例試管嬰兒Louis·Brown，如今也已41歲。而在當下不同的是，有人“不孕”，有人是“不想孕”。

二孩政策放開、國民經濟發展、人們意識形态改變等多重因素，使得輔助生殖市場似乎迎來了“第二春”。創業公司、醫療機構、資本方等角色紛紛聚集起來，帶領着中國5000餘萬不孕不育患者，闖開了一扇輔助生殖市場的新大門。

從最初的第一代，到如今以卵細胞胞漿置換為代表的第四代，輔助生殖技術逐漸發展成熟，也由此孕育出了千億規模的巨大市場。《2018年輔助生殖行業研究報告》中曾測算，如果以2017年為結算點，中國包括試管嬰兒和人工授精在内的輔助生殖市場存量約5720億元。

想象一下：将卵子與精子取出後，置于試管内使其“人工受精”并進行早期胚胎發育，再将胚胎移植到母體子宮内發育。假設成功培育，最終誕生的嬰兒與自然受精的并無差異，這一過程即試管嬰兒培育。一般來說，人工受精是試管嬰兒過程中的一步，也有将洗滌、優選後的精子在女性排卵期注入宮腔的人工受精方法。

試管嬰兒之父斯特普托和愛德華茲想必也無法預料，這樣一個看似簡單的技術會給人類繁衍帶來無數新希望。然而，政策、需求和商業化三大因素，使輔助生殖在中國仍處于一個高度未飽和的市場環境。

首先，相比美國、泰國等輔助生殖市場相對成熟的國家，中國輔助生殖服務市場受更加嚴格的監管。

2007年，國内輔助生殖中心僅有102家，當年，國家将輔助生殖技術許可審批權限下放至省級衛生計生委，允許省級衛生計生委審批當地輔助生殖技術中心的落地，中國輔助生殖市場才開始走上發展快速路。想要在國内開展輔助生殖服務，機構還必須分别獲得AID、AIH、常規 IVF-ET、透過ICSI進行IVF及PGD/PGS的五類批準證書，這些證書需要分批、分次申請。

而美國的相關政策則比國内要寬松許多。無需已婚身份、可個性化選擇、支持精子洗滌、高于中國近兩倍的妊娠率等多重優勢，使美國輔助生殖市場成為不少中國消費者的優先選擇。弗若斯特沙利文發布的一份報告中顯示，2017年，約有15000名中國人到海外接受輔助生殖服務，其中赴美的人數就占據了30%。

其次，需求的外流加劇了國内輔助生殖市場的不飽和狀态，而基礎設施的不飽和，也給市場騰出不小的發展空間。

結合各省市輔助生殖技術設置規劃和國家衛計委每300萬人設置1個機構的标準測算，未來輔助生殖中心牌照上限不低于550家。對比目前的451家，至少還有約100家的空間。根據弘則研究的一份報告數據，目前全國輔助生殖中心數量小于理論輔助生殖中心數量的省份有15個，其中增長空間大于5家的省份有7個，仍有巨大空間沒有釋放。

重山資本創始合夥人孫超對億歐大健康坦言：“中國當前獲得輔助生殖牌照的醫療機構有450多家，但真正運營得不錯的其實隻有70-80家。”

最後，商業化的不飽和給輔助生殖帶來的是增量市場，在輔助生殖行業，民營資本參與度還很低。

目前輔助生殖的醫療服務90%由公立醫院提供，民營機構僅占有10%。在國家衛健委官方統計的5000萬不孕患者，還在以每年約15%左右的增長率快速增長的趨勢下，可以預見的是，輔助生殖未來的市場很快将不止步于“千億”規模。

在這片角鬥場上，不管是産業鍊上的玩家，還是資金流向，都十分值得玩味。

對于輔助生殖這塊“蛋糕”，産業鍊上遊的輔生藥物/器械、中遊的服務商、下遊的輔生醫療服務機構無不“虎視眈眈”，但三方的“話語權”分配卻并不均衡。

輔生藥物：從進口“寡頭”到自銷“寡頭”

受到輔助生殖技術發展、政策寬容度等因素的限制，上遊藥物的發展在以往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嚴重依賴進口，輔生藥物被默克雪蘭諾、默沙東等外資藥企牢牢守住。

在近年，這種格局有所緩和。随着國内仿制藥不斷成熟、創新藥熱潮掀起，麗珠集團、仙琚制藥等藥企開始與他們瓜分輔生藥物陣地，并且取得一定成效。不論是在産品線還是成本價格上，“國内的月亮”開始越來越圓。

例如同是促排卵的促卵泡素，麗珠集團的單隻售價可以做到30元/75UI以下每支，而同類産品默克雪蘭諾的價格可能要達到300多元每支。無獨有偶，在黃體支持藥物中，默克雪蘭諾的黃體酮價格約為仙琚制藥産品價格的35倍。

不變的格局是，輔生藥物市場仍然為“寡頭”市場，除了麗珠集團、仙琚制藥、金賽藥業等之外，能夠一舉拿下包括輔生耗材、儀器等輔助生态的企業還并不多，預計上遊的“寡頭”形态，也還将繼續持續下去。

輔生服務商：僅一家走向IPO

在輔助生殖服務鍊條中，服務商是核心。但與輔生藥物發展格局相似，而這一部分的“寡頭”角色，是被公立輔助生殖服務方包攬。

中信湘雅、山東大學附屬生殖醫院、北京大學第三醫院是第一梯隊的玩家。在2017年，它們的IVF年周期數均在20000例以上。緊随其後的是非公立服務商錦欣醫療，同年，其進行了18018個IVF治療周期。

以錦欣醫療為代表的民營輔生服務商開始走入行業視野。2019年2月29日，錦欣醫療向港交所發起IPO申請，更是給國内原本看似“小衆”的輔助生殖市場撕開一道口子。

然而，盡管定位于中遊的輔生服務商，從錦欣醫療的收入結構來看，依然很大程度依賴于線下的生殖機構。在2017年，西囡醫院集團和深圳中心醫院提供的輔助生殖服務為錦欣醫療産生了5.29億元的收入，占據總收入的79.7%。

這一方面顯露出“中下遊不分家的行業特性”。背靠錦欣集團，錦欣醫療的業務聯動還得益于集團下屬的成都市錦江區婦幼保健院、成都錦欣婦産科醫院、成都錦欣中醫醫院、成都錦欣精神病醫院、成都西囡婦科醫院、成都高新西囡婦科醫院等六所醫療機構。

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服務商處于弱勢的市場格局。将成本投入分散至盈利能力高的業務闆塊，是輔助生殖服務商們自我造血的一大武器。新進入市場者通常需要投入金額龐大的初始資金，來購買進行試管嬰兒治療所需要的基本醫療設備及産品和運營設施。因此從長遠看，以錦欣醫療為代表的中遊服務商還将繼續以投資或收購的形式搶占具有輔助生殖資質的醫院，突破營收困境。

輔生醫療機構：拿了牌照好“上路”

從市場結構來看，輔助生殖市場的産業鍊天平呈漏鬥狀——輔生藥物和具有技術壁壘的線下醫療機構吸引了大部分的資金流向，具有“高投入、高回報”的特征。但要從線下分食這塊千億蛋糕，也并不容易。

對于提供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來說，“牌照”是他們進入戰場的通行證。但根據國家衛計委（現國家衛健委）公布數據顯示，國内經批準開展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醫療機構大約隻有451家，經批準設置人類精子庫的醫療機構僅有23家。

獲批開展輔助生殖技術還并不代表可以以此牟利，醫療機構還需要通過“試管嬰兒牌照”這一關。在2017年的451家機構裡，具有試管嬰兒牌照的僅327家。貝貝殼創始人石磊也對億歐大健康表示：“輔助生殖依然是牌照壟斷經濟，嚴格的說是一個不開放的市場。”所以即使毛利率相比眼科、口腔更高，但輔助生殖仍然未走向爆發。

産業鍊的不均衡、資金的集中流向等現狀讓創投圈的玩家們越來越不興奮：錢都給别人掙了，這個千億市場，還有什麼盼頭？

或許，正是因為産業鍊天平的不均衡，才暗藏着輔助生殖市場的爆發機遇。

創投界迎來“輔助生殖服務商”大軍是從2013年開始。彼時，醫療創投圈被移動醫療大軍包圍，也是基于互聯網在各行業深入落地，以連接供需為核心的輔助生殖服務商出現。

與正在走向IPO的錦欣醫療相比，中遊的輔助生殖商大多融資輪次較低、金額也不太亮眼。2016年前，資本的活躍度并不高，2016年後，熱錢開始湧入，資本投入金額也從數百萬元進階到千萬元乃至億元。

一大趨勢随之顯現：創業者已不局限于作為“中介”服務商，資本也開始逐步将目光關注至醫生集團、保險、專科連鎖等多樣化類型輔助生殖創業公司。由于輔助生殖服務集中在公立醫院，商業化程度不高，創業公司開始聚焦提高消費者就醫體驗與成功率，例如從金融保險産品創新、實驗室AI技術應用，互聯網生殖醫院切入等等。

輔助生殖服務張開雙臂，開始擁抱更多細分的入局者，但不變的是，中下遊醫療服務還是輔助生殖的核心。在投資角度，醫療服務仍然會是資本關注的重點。“這一部分毛利可以達到40%左右。”孫超透露。

曾投資寶島婦兒醫院的華蓋資本董事長許小林則十分辯證。“試管嬰兒的監管一定不會徹底放開，政府對于牌照、醫療技術以及服務全流程都會嚴格把控，所以民營機構要進入這個領域非常難。”他對億歐大健康表示。

這也意味着，對于擁有牌照資質和技術壁壘的服務機構來說，機會十分可觀。在新晉資本的融入、政策的逐漸松綁、企業創新模式，都讓輔助生殖市場朝着萬億規模迸發，讓各環節的玩家們走向“盆滿缽滿”，又更近了一步。

作為醫療服務大盤子裡的“後起之秀”， 輔助生殖市場備受創投圈看好。這一方面來自于單身女性在其中所代表的增量市場，對于創業者和資本方們是一塊不可錯過的“肥肉”；另一方面，在于“國重民輕”的跷跷闆正逐漸走向平衡，處于發展窗口期的民營企業，會在未來重構産業鍊格局，而80%“沉寂”的生殖中心，也會被資本和民營企業盤活。

雖然輔助生殖技術當下還面臨着在醫學法規和商業化倫理方面的争議，但可以肯定的是，2019年這個節點，代表着中國女性正走向一場關于“生育自由”的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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