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在一艘航船上，有人看到船漏而不告知，其後果可想而知。

《資治通鑒》中，司馬光專門批評了貢禹進谏避重就輕的問題：“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遊不斷，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而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賢！知而不言，為罪愈大矣！”

貢禹明明知道“讒佞用權”的大患，卻不報告，隻進谏那些讓人不費力就可追求的“恭敬、謹慎、節儉”之類的美德，豈不是避重就輕，不敢擔當？

苟悅在《申鑒·政體》中說：“治世所貴乎位者三：一曰達道于天下，二曰達惠于民，三曰達德于身。”對為官者來說，重要的是利國利民，發現危機就要及時處理。一旦自身處理不了，就要知無不言，向上反映，尋找解決之道。如果知而不言，放任危機發酵、危險發生，不僅有違于為官的職責政德，也不利于國家的長盛久安。

古之為官者，很多人都敢于進谏、敢于講真話，留下了千秋大義、凜凜正氣。唐代宰相魏征，信奉“有言在喉而不吐，不忠；有危以亂而不奏，亦不忠也”。他常犯顔苦谏，“逢上怒甚，神色不移”。前後陳谏三百餘事，一生谏诤多達“數十萬言”，被後人贊譽為“千秋金鑒”。魏征去世後，唐太宗對衆臣說：“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宋人範仲淹也是一位知無不言之人。他性情耿直，不畏權貴，堅守為官良知，敢于直言上谏。他在《靈烏賦》中寫道：“甯鳴而死，不默而生。”在《睦州謝上表》中又言：“理或當言，死無所避。”這充分表明了他心懷社稷，以天下為己任，堅持正義，置生死于不顧的赤誠之心。

古代官吏能夠以大局為重、真心真言，今天的共産黨人更應如此。我們黨是一個整體，每名黨員幹部都是黨的細胞，黨興旺發達，個體才能永葆活力。98年來，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從勝利走向勝利，離不開一大批對黨忠誠，在黨言黨、在黨憂黨、在黨為黨、在黨興黨的優秀共産黨人。

1948年，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烈士，給我們黨留下了著名的“獄中八條”。這八條意見，彰顯了革命烈士、共産黨人對黨的無限忠誠，也給後人留下頗多思考和警示。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入開展作風建設，很多黨員幹部堅持“無話不可對黨言”，為黨的自我革命作出了貢獻。然而，也有少數黨員幹部，搞起了“為官不為”那一套。為官不為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看透不說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哲保身，少說為佳。在這些人眼裡，盡管看到身邊同志身上有這樣那樣的問題，看到單位建設有這樣那樣的不足，卻總是避重就輕、輕描淡寫，事不關己、高高挂起。

殊不知，雪崩時，每一片雪花都有責任。投身黨的自我革命，做好“提領扯袖”的工作，直言黨員幹部以及我們黨身上存在的問題，是每名黨員幹部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重要支撐。倘若心中無黨、心中無民、心中無責、心中無戒，就不配為黨的人，也定會被黨所淘汰。

現在，我們黨依然面臨着“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依然面臨這樣那樣的風險和挑戰。這就要求黨員幹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積極為黨工作、為黨奮鬥，努力消除各種危險危機，不斷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作者單位：武警湖北總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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