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秀說，姐姐你别犯糊塗了，山林的兔子跟蟾宮的兔子都是兔子不假，卻相差了一輪，十二年，就是說葉家的四爺不是比你大六歲，是整整大了十八！” ---《狀元媒》

葉廣苓的短篇小說集《豆汁記》描寫了滿清遺老和八旗子弟後人的故事，其中《狀元媒》中描寫了主角的父母經由“滿清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做媒的整個過程。

劉在說媒時故意隐瞞了“父親”的年紀和家中具體的情況，隻說比“母親”大了六歲，家中正妻過世了，4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最小的也已經高中畢業，然而新婚之日卻發現“父親”是個已經謝頂的四十來歲中年男人，家中甚至還有一房妾侍，孩子大大小小近乎十個！

“母親”在洞房花燭夜聽“父親”講完實情，當場哭得驚天動地，手腳冰涼幾欲暈厥，但是這樁“騙局”已經無可挽回，“母親”終究成了“父親”的填房。

葉廣苓不愧是寫故事的高手，她筆下的故事生動有趣，一個個小人物的命運時刻牽動着人心，一哭一笑都讓人覺得既真實又無奈。

包辦婚姻在上個世紀的中國還是非常普遍的，我們所熟悉的許多文人墨客都曾經經曆過家中包辦婚姻的痛，這種落後的老觀念造成了當時許多婚姻悲劇。

徐志摩的原配夫人張幼儀就是典型的包辦婚姻受害者，徐志摩根本不愛這位原配夫人，認為和她的結合就像是小腳與西服一樣，不般配。後來他為了追求林徽因，甚至和剛剛生産的張幼儀離婚，無情地抛棄了這個女人。

魯迅先生和他的原配妻子朱安之間也是一場父母包辦的婚姻，更過分的是，魯迅的母親甚至沒有經過兒子的同意就給朱安家下聘，還把魯迅從日本騙回中國結婚，她的種種行為導緻了朱安終其一生都獨守空房，孤獨半生。

因為魯迅是家中的長子，自從父親去世後，母親就開始為他的婚姻大事操心。

魯迅的祖籍在紹興，祖父是當地有名的士大夫，後因考場受賄事件而入獄，父親又染病身故，因此家中一下子變得經濟困難。

朱安出生于紹興的商人家庭，從小接受的是中國傳統教育，纏小腳，擅長女紅、烹饪，脾氣和順但目不識丁，長相也并不特别突出。

這樣的女性與魯迅先生心目中理想的另外一半相去甚遠。然而魯迅的母親卻非常中意朱安，認為她溫良恭儉，是一個合适的媳婦人選，于是她在沒有征得魯迅同意的情況下，貿然就向朱家“請庚”，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給兩個孩子“訂婚”了。

結果魯迅和朱安就在完全不認識的情況下，訂下了這樁讓朱安痛苦一生的婚姻。

1899年，兩人正式訂婚，朱安比魯迅大上兩三歲，按照當時的風俗确實是非常般配的。到了1901年年底，魯迅即将從礦路學堂畢業，本來是兩個人成親的好時機，但是魯迅卻得到了公費出國留學的機會，1902年3月就坐上了開去日本的輪船。

朱家期待的婚事隻能延期，但他們安慰自己，姑爺去留洋回來後身份就不一樣了，對朱安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然而，魯迅一直待在日本學習，中間隻回國過一次，就是1903年回家探望家人，那個時候他已經剪去了辮子，還身穿西裝，與當地的民俗很不一樣了，大家都知道了周家少爺是一個新派人物，朱家越發擔心這樁婚事，害怕魯迅退婚。

魯迅通過母親傳達過他對女方的一個要求：放開小腳，然後去學堂讀書。

這兩個要求朱家一個也沒做到，也不想做，他們是一個傳統舊式家庭，秉持着“所有好人家的女兒都是小腳”的老觀念，萬萬不會讓女兒放開小腳。

另外舊社會信奉女子在家從父兄，出外從夫，更沒有進學堂的道理，這也就此斬斷了這段婚姻通往幸福之路的可能性。

1906年，正在日本專心文學創作的魯迅連續收到家長催促他回家的信，最後一封信上說母親病重，讓他趕快回家。然而等他趕回家，母親好端端地坐在家中，環顧四周已經裝修一新，原來寫信是為了騙他回家成親。

這場婚姻最後就是以欺騙的形式完成的，令人沒想到的是，魯迅在整個婚禮過程居然沒有做出任何反抗的行為，反而任由家人擺布，到底是完成了婚禮的過程。

然而，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當晚他就卷起被子睡到了書房，三天後就收拾行李回到了日本。

一直到1909年，魯迅才再次從日本返回故鄉，這期間朱安獨守空房，任由眼淚流了一遍又一遍，在這場婚姻中，不僅僅魯迅是無辜的，朱安也是一個受害者，她不能明白為什麼丈夫這樣對待自己，然而她不是怨恨家裡人給她安排的這門“好親事”，反而是責怪自己，認為一定是自己做錯了什麼，才招緻了丈夫的冷落。

這個可憐的被封建禮教荼毒緻深的女人，已經将自己和周家綁在了一起，每日除了哀歎别無他法。

1919年，魯迅一家賣掉鄉下的祖業，一家人來到北京，住在一處老式的三進院内。外院是魯迅先生的住處，中院住着朱安和周母，内院是魯迅的弟弟們住。

這樣看似住在一個屋檐下，魯迅和朱安卻幾乎沒有交流，魯迅曾經多次對友人說：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隻能好好地供養它，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這樣的話未免也太傷人了，然而魯迅似乎鐵了心與朱安拉開距離，他也想過離婚，但是站在朱安的角度看，她如果以“休妻”的身份回到娘家，日子必定過得凄慘無比，當時被休的女人地位是非常低的，娘家人都會引以為恥。

1923年，魯迅自立門戶，他問朱安是要跟他一起搬家還是回娘家，朱安堅定地說：要跟大先生一起搬家。

不久後，周母也搬出了原來的宅子，與魯迅、周安同住。這以後家裡的财務就交給朱安負責，就算這樣魯迅和朱安之間也并沒有增添許多話題，每天的交流僅限于寥寥數語。

朱安雖然愛着自己的丈夫，也滿心尊敬他，卻對他的事業全無了解，也許也沒有想到要去了解男人的想法，她孤獨地守在舊時代的女人的世界裡，整日裡最重要的事情是陪婆婆解悶說話，侍奉老人。

然而，就是這樣單純平靜的日子都被打破了。

1927年，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許廣平任助教，兩人開始同居，并且于同年10月搬到上海的房子裡正式開始同居生活。1929年，兩人生下兒子周海嬰。

這件事情一度給了朱安沉重的打擊，她一直在等待自己在魯迅心目中的地位變得重要的一天，然而事實卻是如此殘酷。

朱安孤獨一生，周母生前曾經對她說過，要她用孩子與魯迅聯系感情。朱安回答道：“老太太嫌我沒有兒子，大先生終年不同我講話，怎麼會生兒子呢？”

朱安的精神生活是貧乏的，到魯迅死後，她連生活都變得貧困不堪。朱安和周母的生活費初時由許廣平負擔，許廣平最艱苦的兩年中無法再負擔她的生活費，轉由弟弟周作人負擔，但是周作人卻直言：我苦哉，我苦哉！

他對于負擔母親和嫂嫂的生活費并不情願，朱安對于收周作人的這筆錢，心裡也并不情願，她知道魯迅與弟弟關系不好，不願意收他的錢，而且周作人給的錢也很難維持基本生活的開銷，她仍舊過得很艱難。

後來周母去世，朱安不願意再收周作人的錢了，因此，1944年的時候，她聽從周作人的建議，在報紙上刊登消息，準備出售魯迅生前的藏書。周作人讓北京圖書館開列了藏書目錄，預備委托别人代為出售。

許廣平聽到這個消息，立即去信給朱安，信中希望朱安能夠保存先生的遺物，說自己并未忘記朱安的處境，并且去信給周作人，希望他能繼續接濟朱安，自己日後一定想法籌錢還上。

然而同時，她卻在報紙上委托律師發表聲明，稱魯迅死後一切遺物都應由全體家屬妥為保管，以備國人紀念。

朱安非常不安，她在一次給魯迅友人的回信中這樣寫道：我今年也已經66歲了，生平但求布衣暖菜飯飽，一點不敢有其他的奢望……我也仍舊知道名譽和信用是很可寶貴的，無奈一天一天的生活壓迫，比信用名譽更要嚴重……字字句句情真意切，隻讓人為老婦人的凄涼處境哀歎不已。

得知魯迅先生的藏書要被出售，上海文化界進步人士都心急如焚，他們派出代表去見了朱安，朱安聽聞來意，立刻陰沉下臉，她最後沖着來人說：“你們總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說到最後她激動起來，長期生活的貧困又加上對來自各方面壓力的反感，使得這位老婦人終于撐不住了，她心中的酸楚像止不住的洪水那樣翻湧而出，她孤獨半生終于說出了心裡話，而衆人卻無法反駁。

随後衆人将許廣平被憲兵逮捕，周海嬰生病的情況一一向她道出，這個善良的女人立即改變了态度，她關切地問道海嬰的情況，還說，大先生就這塊肉了，為什麼不将海嬰帶到北平來！

最後售書一事不了了之，此後許廣平在自己生活亦相當艱難的時刻仍勉力維持朱安的生活，總算是保住了魯迅的遺物。

1947年，朱安逝世，她希望将自己葬在魯迅的旁邊，對于普通夫妻來說，這種心願再正常不過，然而對于朱安來說卻是一場空想，不僅許廣平，其他親戚也不會同意，最後她葬在北京西直門外的保福寺墓地，甚至沒能和婆婆葬在一處。

朱安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除了那次公開售書，人們幾乎留不下什麼對她的印象。她像是一片影子，栖息在舊封建傳統的周母身邊。

作為妻子，她盡了最大努力，在她和魯迅名存實亡的婚姻生活中，是她獨自照顧周家老太太一直到臨終，減輕了周家三兄弟贍養老太太的壓力，而魯迅雖然也算是個孝子，但是在實際孝敬母親生活起居方面，他是毫無建樹的，更别提弟弟周作人了，在魯迅在世的時候，周作人隻提供母親每月50元的零花錢，大頭都是由魯迅供給。

朱安是封建禮教制度的犧牲者，是這場婚姻中最不幸的一個，她不是嫁給了魯迅，而是嫁給了封建禮教，嫁給了舊時代的婚姻觀念，因為就算她一生沒有得到過魯迅的青眼，她仍說“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她從來沒有怨恨過魯迅，對他是一心一意的愛和尊敬，這就是她一生不幸的根源！

要根除無愛婚姻釀成的悲劇，就必須要破除舊式的倫理觀念和婚姻制度。

現代社會父母包辦婚姻的事情已經很少見了，年輕人可以自由戀愛結婚，但是在一些地方仍有封建禮教的殘餘，許多年輕人被迫與父母選定的對象結婚，年輕人面對這樣的包辦婚姻應該要勇于說不，努力說服自己的父母，不然就會釀成更多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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