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涅（浙江科技學院中文系教授）

司馬遷《呂不韋列傳》記載：“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号曰《呂氏春秋》。”又在《太史公自序》中說：“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張守節以為《呂覽》“即《呂氏春秋》也”（《史記正義》），許多學者也認同此說，這似有不周。《呂氏春秋》應該有大小之别，大的包括“十二紀”“八覽”“六論”，小的隻指“十二紀”。《呂覽》則是指“八覽”“六論”，不包括“十二紀”。嚴格地講，原本“十二紀”是一部書，“八覽”“六論”是另一部書。

《呂氏春秋》 資料圖片

一

《呂氏春秋》與《呂覽》為兩部著作，前人已經指出過。如孫人和《呂氏春秋集釋序》說：“‘十二紀’初為一部。”“‘八覽’‘六論’自可别行。”（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16年版）蔣伯潛也說：“或此書原分二次編成，《十二紀》為一次，《八覽》《六論》又為一次；前者名《呂氏春秋》，後者名《呂覽》：後乃合為一書欤？”（《諸子通考》，中華書局2016年版）其所依據的是作為序言的《序意》篇的位置。按周秦古書通例，序言在一部書的最後。餘嘉錫說：“于篇末為之叙。”（《古書通例》，中華書局2009年版）即指出了這一點。現存的《序意》是殘篇，内容有缺，此不論。但是其位置在“十二紀”之末，足以證明“十二紀”作為一部著作至此結束，“八覽”以下是另一部著作。這是一個很有說服力的内證。

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和《呂不韋列傳》中都是“八覽”“六論”“十二紀”的順序，“十二紀”在後，一些學者據之以為《序意》就是包括“八覽”“六論”的序言，隻是因為殘篇，有所缺略。如呂思勉說：“《序意》一篇，當兼該全書，而但及‘十二紀’者，以有缺脫也。”（《先秦諸子概論》，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這應該有誤。書名《呂氏春秋》，“春秋”是對“十二紀”而言。畢沅案：“以‘十二紀’居首，此‘春秋’之所由名也。”（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16年版）故而“十二紀”一定在前。從呂不韋“為民父母”（《序意》）的抱負看，“十二紀”逐月政事綱要所體現的政治思想是最重要的，自該首位。孫人和說：“不韋著書之旨，當在‘十二紀’。”（《呂氏春秋集釋序》）若“八覽”“六論”在前，則該稱《呂子》之類，與《淮南子》的名稱相似。司馬遷的著述多貫徹了個人的認識，并不拘泥于文獻目錄。如介紹莊子，列舉的是《漁父》《盜跖》《胠箧》篇，都不在“内篇”；介紹韓非子，重點在《說難》：顯然都出于個人的理解。這裡把“八覽”“六論”放在前面，當是認為其所集合的各家學說更有價值。這與現代重視這部分所保存的思想資料是一個道理。

其實，我們比較其思想内容，也能得出原本為兩部著作的結論，可為補證。

（一）從兩者的内容結構看，各自形成體系。“十二紀”根據四季十二個月排序，每“紀”第一篇都是先天象、地象，再君王行事要點，最後告誡違時必有災難。這樣構成縱貫線，指示一年中每個月份的政治管理重點。表述很機械，但是結構嚴謹。隻有“季夏紀”多了“中央土”一段，這當是為了解決“五行”配“陰陽”的問題加上去的，是特例。每“紀”後各附四篇，有标題，為與該“紀”相關的思想觀點，是逐月政事的關節。如餘嘉錫所說，“此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其因四時之序而配以人事，則古者天人之學也”（《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一般所謂的每“紀”五篇，其實是每月一“紀”，另附四篇。四篇的标題形式與“某某紀”不統一，說明是相對獨立成系統的。十二個月的“紀”是時間性的，“四”喻示四面，指空間，由此構成一個包羅一切的宇宙系統。顯然，“十二紀”有一個完整的結構體系。

（二）從著作的指導思想看也不是同一家的。陳奇猷說《呂氏春秋》的“指導思想為陰陽家，其書之重點亦是陰陽家說”（《呂氏春秋校釋》，學林出版社1994年版），這當是對“十二紀”而言。而“八覽”“六論”内，各篇基本上論題、論點各異，思想傾向也大相徑庭。如《先識覽》指示要認識國家政治的關鍵所在，開篇強調要以民為本，與孟子思想一緻，接着《觀世》近墨家“尚賢”一脈，《知接》《悔過》屬兵家、術家理念，《樂成》《察微》闡述道家思想，《去宥》與荀子的“解蔽”近似，《正名》又為名家學說。這與《藝文志》“兼儒、墨，合名、法”的“雜家”定義一緻。許多學者判定今本《呂氏春秋》為雜家著作，應該是根據“八覽”“六論”的篇幅比例大，且“十二紀”中每“紀”另附的四篇也有集合性質而得出的。

二

上述當可确定其原本為兩部著作。由此，還可以推測一點：呂不韋所公示的《呂氏春秋》，可能就隻是“十二紀”。理由是，若包括了“八覽”“六論”，則篇幅太大，不可能展示。而且“紀”的逐月政事典要及相關闡述才是需要征求意見的；其他屬于各家學說的雜合，并非原創，沒有接受批評的必要，也沒有顯擺的理由。

《呂不韋列傳》記載：“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布”句應該有成分省略，當為“［曾］布［‘十二紀’于］鹹陽市門”。之前“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号曰《呂氏春秋》”，是概述全部的成果。後學習慣于承前省略，就誤以為公示的是《呂氏春秋》全部。大家知道，“十二紀”約三萬字，加上“八覽”“六論”，有十一萬多字（此概數據電腦統計，不包括标點）。若加上《序意》缺掉的部分，“八覽”佚失的一篇，則約十二萬字。當時書寫在竹簡上，約三萬字，尚可以“布鹹陽市門”讓人閱讀品評。若十二萬字，難以想象城門有這麼大的布置空間，且有人能閱讀全文并加以品評。而且“十二紀”的文字謹嚴，當可自诩“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呂不韋列傳》），故“時人無能增損者”（高誘《呂氏春秋序》）也為可能。而“八覽”“六論”随意、粗糙處不少，郭沫若就指出：“好些篇目明明是勉強湊成，或把一篇割裂為數篇（此例甚多），或把同一内容改頭換面而重出（例如《應同》與《召類》，《務大》與《谕大》，《去尤》與《去囿》），因而全書的體裁，在編制上實在也相當拙劣的。”（《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十批判書》，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高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呂氏春秋序》），此理由不足。戰國後期士人橫議尚是傳統，呂不韋仿戰國四公子，“以秦之強，羞不如，亦招緻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呂不韋列傳》），可見對這一傳統的遵循。秦初讨論郡縣制，依然暢所欲言，焚書坑儒以後才有“憚”“愄”的情形。假如這一點能夠成立，那麼就可以判定：

（一）“十二紀”各“紀”的著作權屬于呂不韋。其可能有戰國時期士人的認識成果，也應該有門人的著述，但是最後為呂不韋定稿。試想：若是戰國時期已經有類同的完整著述，學人所知，呂不韋怎麼會把它作為自己的著作“布鹹陽市門”，且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的誇耀，而不怕贻笑大方呢？

（二）《禮記·月令》當後于《呂氏春秋》。很可能是在公示時被有識之士抄錄，後收入到《禮記》中。鄭玄說：“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三禮目錄》）甚是。

（三）《呂覽》（“八覽”“六論”）的編著完成在《呂氏春秋》（“十二紀”）公示之後，約公元前241年至前237年。《序意》記載：“維秦八年，歲在涒灘。”說明“十二紀”完成于該年。“涒灘”是“太歲紀年法”中的年名，在“申”年。孫星衍《問字堂集·太陰考》：“考［秦］莊襄王滅周後二年癸醜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年，申為涒灘，呂不韋指為是年。”張岱年《中國哲學史史料學》：“所謂秦八年，是秦滅周後的第八年，即秦始皇六年。”（三聯書店1982年版）秦始皇六年即公元前241年。《呂不韋列傳》又雲：“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歲餘……秦王恐其為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鸩而死”。即公元前237年去世。“八覽”“六論”當是在這四年中編著成書的。《太史公自序》雲：“不韋遷蜀，世傳《呂覽》。”當是說被貶遷蜀時，《呂覽》開始傳世，這也說明其後出。這也可補證《呂覽》不包括“十二紀”，若包括在内，則“布鹹陽市門”以後已“世傳”了。

無疑，呂不韋與他的門客組成了一個思想學派，可稱為呂氏學派。“十二紀”與“八覽”“六論”都屬于該學派的著作，依據漢代整理著作的慣例，是可以組合在一起的，與《莊子》的“内”“外”“雜”篇同例。故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季冬紀》）末一篇标識年月，題曰《序意》，為‘十二紀’之總論，殆所謂‘紀’者猶‘内篇’，而‘覽’與‘論’者為‘外篇’‘雜篇’欤。”這裡把《呂氏春秋》與《呂覽》分别開來，除了還原文本客觀的企圖，還意在為梳理呂氏學派的思想流變提供基礎。

《光明日報》（ 2020年03月28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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