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不管進入哪一座城市，擡頭就是手表店。櫥窗裡琳琅滿目，但透過櫥窗看店堂，卻總是十分冷落。

從盧塞恩開始，很多手表店的店堂裡常常端坐着一位中國雇員，因為現在一批批從中國來的旅遊團是購買手表的大戶。店門一推，人影一閃，櫃台裡立即傳出京腔十足的漢語，把那些帶足了現款來買瑞士原裝表的中國人吓了一跳。接着當然是笑了，但笑得有點尴尬。走了那麼遠的路，準備是在語言不通的前提下，比比劃劃地來一番獵奇探勝的，誰知人家早知道你們會一批批光臨，張開大網等着呢。語言通了好辦事，但這要辦的事，已經有點走味。

原先瑞士的手表廠商經過多年掙紮已判定手表業在當今世界的衰敗趨勢，正在努力改弦易轍、尋找生機，怎料突然有大批的中國人對他們滞銷日久的貨品産生了狂熱，他們一開始十分納悶，後來就滿面笑容了。

說起來，世界上最早的機械定時器還是要數中國東漢張衡制造的漏水轉渾天儀，但是如果說到普遍實用，我看确實應該歸功于歐洲定時器。古老的教堂原先都是人工敲鐘的，後來改成機械鐘，不知花費了多少天才工藝師的才智和辛勞。意大利人造出第一台用簡單機械打點的鐘是十四世紀中葉的事，到十六世紀初德國人用上了發條，後來伽利略發明的重力擺也被荷蘭人引入機械鐘，英國人又在縱擒結構上下了很多功夫。反正，幾乎整個歐洲都争先恐後地在為定時器出力。這與他們在工業革命和商業大潮中的分秒必争，互為因果。

至于瑞士的手表業，則得益于十六世紀末的一次宗教徒大遷徙。法國的鐘表技術随之傳了進來，與瑞士原有的金銀首飾業相結合，使生産的鐘表更具有了裝飾功能和保值功能。十九世紀出現了制表機械，瑞士的這個行業便突飛猛進，舉世矚目。

依我看，手表制造業的高峰在十九世紀已經達到，盡管當時還是以手工業為主，沒有形成生産規模。那些戴着單眼放大鏡的大胡子工藝師們，把驚人的創造力全都傾洩到了那小小的金屬塊上，凡是想得到的，都盡力設法做到。

這便是令人興奮的創造期效應。似乎有一種莫名的力量在推動，天天精彩勃發，連再難的角落也能快速拿下。

二十世紀的手表業也有不少作為，但都是在十九世紀原創框架下的精巧添加，屬于次一等的行為等級。我想十九世紀那些大胡子工藝師如果地下有靈，一定不會滿意身後的同行，那神情，就像最後一批希臘悲劇演員，或最後一批晚唐詩人，兩眼迷茫。他們的出色成就使後代失去了創造的空間，真不知該抱怨誰，他們，還是後代二十世紀對手表業而言，比雕飾更重要的任務是普及。其間的中樞人物不再是工藝師，而是企業家。

要普及必然引來競争，瑞士手表業在競争中東奔西突，終于研制出了石英表、液晶表。這對手表業來說究竟是一個喜訊還是兇兆我想當時一定有不少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此間悖論，即新的電子計時技術必然是機械計時技術的天敵，它的方便、準确、廉價已經構成對傳統機械表的嘲谑。

表面上，機械表還會以自己的曆史、品牌嘲谑電子表，但這種嘲谑隻是一種倫理性、輩分性的發洩，而電子表對于機械表的嘲谑，看似逆反了倫理程序，卻是一種曆史必然。試想，那種可以随時随地貼附在各種器具、建築上面又分秒不差的閃光數碼，不正綠瑩瑩地宣告着機械計時時代的基本終了在這種情況下，機械表可以勉強固守的陣地大概就剩下裝飾功能了。但是電子技術多麼靈巧，它們很快也在裝飾功能上做起了更自由的文章。平心而論，現在不少電子表的外形設計，與最精美的機械表相比也不見得差到哪裡去，然而它們又那麼廉價，機械表所能标榜的其實隻是牌号。牌号也算是一種裝飾吧，主要裝飾在人們的心理上。

現代人實際，很快在這個問題上取得了共識，除了極少數收藏家，大家都不再看重機械表的裝飾功能，于是瑞士表早在二十多年前就被日本和香港的石英表所打敗，失去了世界市場。

瑞士的手表商痛定思痛，才在二十年前設計出了一種極其便宜的塑料石英走針表，自造一個英文名字叫Swatch，中文翻譯成“司沃奇”吧，倒是大受歡迎，連很多小學生都花花綠綠戴着它，甩來甩去不當一回事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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