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1902—1988） 資料圖片

1984年第8期《大衆電影》封面刊發電影《邊城》劇照 資料圖片

晚年的沈從文與夫人張兆和 資料圖片

【追光文學巨匠·紀念沈從文誕辰120周年】

今年是沈從文誕辰120周年。對他這個人和他的文學、文化實踐的基本理解，需要從孤立的、穩固的、規定性比較強的觀念中擺脫出來，在更廣闊的時空裡，特别是在他與置身其中的20世紀中國的持續性動态關系中，展開讨論。事實上，沈從文的自我、文學、後半生踐行的物質文化史研究，也正是和時代不間斷的對話過程及其結果。

通過對以往所有生命經驗的積累、擴大和化合來确立“自我”

沈從文的墓碑是一塊大石頭，正面刻着他這樣兩句話：“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認識‘人’。”

那麼，“照我思索”的“我”是怎麼回事？

在20世紀的中國，有一種典型的——因為普遍而顯得典型——關于自我的叙述，就是在生命經驗的過程中，猝然遭遇到某種轉折性的震驚時刻，因而“覺醒”。這種“覺醒”是“現代”的“覺醒”，因為造成“覺醒”的力量，直接或間接地來自現代思想和現代理論。“覺醒”以前糊裡糊塗，蒙昧混沌不成形，“覺醒”之後恍然大悟，煥然新生。這種類型的叙述很多，已經成為一種經典模式，不單單是一種文學模式，同時是更為廣闊的現代文化和現代社會的一種叙述模式。

這沒有什麼奇怪。個人的震驚性經驗是和古老中國的“覺醒”共振而生的，社會的現代轉型和個人的現代塑形互為因果，互相呼應。從單個人的角度來看，這個現代的“我”似乎主要是由現代思想和現代理論所促生和塑造的，它的根源不在生命本身，而是外來的力量。

但是，這種斷裂式的“覺醒”沒有發生在沈從文身上。他的“我”，不是抛棄“舊我”後新生的“新我”，而是以往所有的生命經驗一點兒一點兒積累、擴大、化合而來的，到了一定程度，就可以确立起來。這樣确立起來的自我，有根源，有曆史。從這個意義上看《從文自傳》，就會發現這本書不僅好玩、有趣，而且或顯或隐地包含了理解沈從文這個人和他全部作品的基本信息。

“我”是從哪裡來的？“我”是怎麼來的？生命的來路曆曆在目。自傳寫到21歲離開湘西闖進北京即戛然而止，自我的形象已經清晰地确立起來了。可以說，正是借助自傳的寫作，沈從文從過去的經驗中重新确認了使自我區别于他人的特别因素，通過對紛繁經驗的重新組織和叙述，這個自我的形成和特質就變得顯豁和明朗起來。過往的經驗和曆程之所以有意義，之所以要叙述和值得叙述，就是因為要靠這個過程才能把自我确立起來。在這裡，可以看到一個基本的不同，斷裂式“覺醒”的“新我”是靠否定自己的曆史而确立的，而沈從文的自我是通過肯定自己的曆史而确立的。

之所以要确立這樣一個自我，對于一個年輕的寫作者來說，是為已經可以觸摸到的将來而準備的。此後，最能代表這個自我的作品就呼之欲出了。

對于更加漫長的人生來說，自我确立的意義不僅僅是文學上的；這個确立的自我，要去應對各種各樣的挫折和挑戰，要去經曆多重的困惑和艱難的重生，而且要在生命的終結處，獲得圓滿。

不是說沈從文确立了自我，這個自我就固定住了，因為實感經驗在時時增加，生命的來路在刻刻延長，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也會激發出對自我的新的詢問和新的發現。

每到大的關口，沈從文會習慣性地勘探自我的來路，以此幫助辨認現在的位置，确定将來的走向。《從文自傳》寫在創作的巅峰狀态即将出現的前夕，仿佛是對沈從文最好作品的召喚；《從現實學習》于紛紛擾擾的争鬥中強調個人在時代裡切身的痛感，對自己的文學未來及早作出預言；在孤立無援的時候，他又寫過兩篇自傳，一篇叫《一個人的自白》，另一篇叫《關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有心的讀者通過這種特殊的寫作，能夠對沈從文其人其作産生更為深切的感受和貼近的理解。

帶着實感經驗的曆史和累積的感情來看人看世界

新文學對“人”的重新“發現”，是與現代中國的文化啟蒙緊密糾纏在一起的。沈從文筆下的湘西人物，農民、士兵、水手，如果放進一個大的文化思路和文學叙事模式裡，大多應該處在被啟蒙的位置。但沈從文沒有跟從這個模式。他作品的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比較起來，并沒有處在優越的位置上，相反，這個叙述者卻常常從他們身上受到“感動”和“教育”。而沈從文作品的叙述者，常常又是與作者統一的，或者就是同一個人。

當這些人出現在沈從文筆下的時候，他們不是作為愚昧落後中國的代表和象征而無言地承受着“現代性”的批判，他們是以未經“現代”洗禮的面貌，呈現着他們自然自在的生活和人性。沈從文對這些人“有情”，他能從他們身上體會到生命的努力和生存的莊嚴，體會到對人生的忠實與對命運的承擔。

沈從文是一個把根紮在自己實感經驗中的人，并且帶着實感經驗的曆史和累積的感情來看人、看世界。他的一句話，經當年的學生汪曾祺轉述後，成了常被引用的寫作名言：“要貼到人物來寫。”看起來是說寫作方法，其實牽扯更重要的問題：怎麼才能“貼到人物”？沒有切身的感情，不能從心底裡自然而然地生出親近感、親切感，是貼不上的。從根本上說，這不是方法的事，而是心的事，能不能貼到人物，取決于有沒有一顆對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普通人貼近的、“有情”的心。

沈從文的文學過去了這麼多年，為什麼還有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單從他作品裡的人物來說，是他沒有把這些人物放到框子裡，沒有用這種或那種理論的彩筆去給他們塗顔色，沒有自以為可以給他們定性，沒有把他們變成符号。他們有生機，是生命自身由内而外散發出來的生機。而且，沈從文并不因為自己對這些人物非常熟悉就自負能夠“把握”他們，他給張兆和的信裡說：他來寫他們，“一定寫得很好。但我總還嫌力量不及，因為本來這些人就太大了”。“太大了”，這是一個多麼重要的感受——他堅信生活中的人都是飽滿的存在。有不少作家自以為可以“把握”他筆下的人物，就是因為他沒有生命“太大了”的感受，他把他們限制、規範在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感受能力之内，當然就“把握”得住了。

作品看起來精緻纖巧，卻蘊藏着一個大的世界的豐富信息

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不止是人的世界，而且要比人的世界大。簡單地說，沈從文的文學裡面有天地，人活在天地之間。現代以來的大部分文學，隻有人世，人活在人和人之間，活在社會關系的總和裡面。

“天地”這個概念，和自然相通，但不是自然；和人事相關，卻高于人事。讀沈從文的文學，如果感受不到“天地”，會讀不明白。譬如說《邊城》這篇傳播廣泛的作品，裡面有些非常重要的東西，沒有這種感受，就無法透徹理解作者意圖。這個世界有悲哀，可我們讀這部作品，還是會強烈地感受到明朗、剛健的力量和生生不息的氣象。“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化生的力量永無止息。

在這裡順便說幾句沈從文的景物描寫。沈從文作品中的景物，通的是自然，自然又通天地，一層一層往上，所以有無限生機。而我們通常所說的景物，是圖像化了的東西，是我們的眼睛或者相機截取了的片段；即使我們能夠通過片段的景物聯想到自然，那也是近代以來我們所理解的自然，是被我們對象化的東西，我們把人當成主體，把自然當成主體的對象。我們雖然欣賞和贊歎沈從文的景物描寫之美，卻不容易領會他的自然觀中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相連的天地大美，與“天地之大德曰生”相連的天地大德，當然也就更不容易理解與“天地不仁，以萬物為刍狗”相連的天地不仁。天道、地道、人道。人道僅居其間，我們隻承認人道，隻在人道中看問題，隻從人道看自然，自然也就被割裂和縮小為人的對象了。但其實，天地運行不息，山河浩浩蕩蕩，沈從文的作品看起來精緻纖巧，卻蘊藏着一個大的世界的豐富信息，自然在他的作品中，豈止是這樣那樣的景物描寫？

我還想借這個話題說一個詞：人性。很多人談論沈從文作品，喜歡用這個詞。沈從文自己也用這個詞。我想提醒的是，沈從文是在一個比人大的世界裡說人性的，和我們通常所說的人性論的人性不同，和我們通常在人的世界裡說人性不同。他感受裡的人性，包含着與人居其間的天地運行相通的信息。

（作者：張新穎，系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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