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人發現，孔子的相貌很像開國皇帝劉邦，是一副皇帝臉，所以稱孔子為“素王”，就是虛龍假鳳的意思，于是有了“千年禮樂歸東魯，萬古衣冠拜素王”的說法。儒家則認為，孔子修《春秋》是代王者立法，有王者之道，而無王者之位，故稱“素王”。

有一次，子夏問孔子：“甜美嬌巧的微笑那樣喜人，美麗生動的眼睛那樣生輝，您卻說素雅才是最絢麗多姿、美麗動人的，這是為什麼呢？”孔子回答說：“繪事後素。”（《論語？八佾》）他的意思很明白：必須得先有“素”（白色的絲絹），然後才能施以五彩，“繪”成圖畫。

孔子“繪事後素”的理論，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審美理念和美學思想。古人在日常生活中，逐漸形成了一種恬淡沖和、沉靜高潔的審美觀——以素為雅，以純為美，以淡為本，以靜為質。

當然，生活中的孔子也是素雅的。他喜歡素淡的飲食：“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不義而富貴，于我如浮雲。”他一身素樸的衣服，子路說孔子“雖穿着破絮袍與穿貂裘的人并戶而立，卻不感到恥辱。”

素者，俗也。“人食五谷，焉能不俗”，孔子是聖人，孔子其實也是俗人。比如他就說過：“如果财富可以求得，那麼即使做市場守門人這樣的賤職，我也願意幹。”在評論道德追求的自覺性時，孔子打了一個很俗的比喻：“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所謂“話糙理不糙”，他真是說到點子上去了。

“納俗于禮”就是孔子的風俗教化思想，所謂“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他認為雅俗共賞的《詩經》是可以演奏的音樂，不僅給人以美的藝術享受，而且對于品行修為、文化傳播、政治教化都有很大的功用。

孔子其實是一個有血有肉、率性而為的凡夫俗子，我們看到了一位已經走下神壇的常人、脫去聖服的布衣。準确地說，孔子是内“聖”（思想偉大）而外“俗”（容止平凡）的。

孔子認為：被成敗淹沒者，俗人也；以成敗閱世者，聖賢也。其實人生本無俗聖之分——取自然之力，使自己強大的是聖賢；取自然之力，跟自己較勁的是俗人。成俗成聖，全在自己而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孫綽在《論語集注》中曰：“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歎”。這種“遲暮傷逝”之見，在後世應和者衆。但程子和朱子，則以“道體”和“進學”别解其意。程子注說：“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興道為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朱子注說：“自此至篇終，皆勉人進學不已之辭。”他們與“遲暮傷逝”的解說是背反的。

南朝學者皇侃在其《論語義疏》中的解說最得其要：“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歎人年往去，亦複如此。向我非今我，故雲‘逝者如斯夫’者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雲‘不舍晝夜’也。”此解既堅持了鄭玄的認識而又有所引申，關鍵之處便是“向我非今我”——過去的我（存在）非今天的我（存在）——這頗具禅機的話語，将“逝者如斯”的涵義破解得恰到好處。

從孔子說來，對于自己的主張不能見行于當世，他的确有過煩憂甚至感傷。但這并沒有成為他的思想基調，他将真理的追求視為人生要義：“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裡仁》）同時，面對“道之将廢”，孔子亦歸之于時運，并且“知其不可而為之。”（《論語？憲問》）這裡所體現的不僅是對“道”的自信，也是對未來的期待與推動。

聯系到孔子“智者樂水”的認識，可見他始終保持孜孜以求的進取精神和樂觀向上的人生态度。如果用“遲暮傷逝”去解說孔子的臨川之歎，雖不能說毫無憑據，卻不大符合孔子的思想和襟抱。如何理解孔子這一喟歎的精确要義呢？其一是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時光易逝而人生苦短，要想在有限的生命長度中有所作為，就必須珍惜光陰。其二是棄舊圖新的人生觀，“向我非今我”，要學會總結人生經驗與教訓，為将來的人生定立方向。

“逝者如斯夫”，即便是已經取得的成就和輝煌，也隻證明過去而不能代表未來。人生的行囊不能空空如也，也不能積存過重；人生之旅不能不有所回望，也不能因此駐足徘徊。人們應當以變易的态度審時度勢，以從容的氣度坦然前行，腳步才會邁得穩健而從容。

孔子論學習的三重境界，即《論語》開篇那三句話，能使人豁然開朗。

第一境界，“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即能夠感受辛勤學習溫故知新之樂。學習本來并不是一件人人會天生感到愉快的事。

所謂“君之不悅，正坐不學”，意思就是不經曆學習的過程，不但無法體會學習的快樂，而且會給自己造成不快樂的根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這本來是教人潛心學習的意思，反過來，也可以用這句話來解釋學習之樂。一個人修養達到這種境界，就能感受到學習的愉悅。所以，熱愛學習以學為樂，是最起碼的境界。這種境界，如“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第二境界，“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即能夠感受朋友之間進行切磋批評，從而獲得取長補短的快樂。

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孔子的魅力，不僅來自他“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熱情，更多的則來自他尊重批評、“過而能改”的人格魅力。“朋”之難得的原因，從主觀方面說，就是對批評所持的态度。所以，是否真心歡迎批評，尤其有了一定成就之後能否繼續真心歡迎批評，就成為治學的鞭策。進入這種境界，好比“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一步跨出去，人的胸襟氣度、眼光視野就會發生質的飛躍。

第三境界，“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即能夠感受那種好學者“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快樂。

如何對待“人不知”，實質上是一個如何對待名譽地位利益實惠的問題。真正的知識分子，絕不會一天到晚揣摩如何出名牟利，如何升官發财，如何讨誰人歡心？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孔子認為，“人不知而不愠”是治學的最高境界。這正是：“衆裡尋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可以享受自得自在的寂寞了。

孔子從根本上揭示了學習的本真狀态，即是對“大道“的領悟、踐履以及密不可分的愉悅的情感體驗。

《論語》經典闡述“樂”有兩處：一是“孔顔之樂”，一是“吾與點”。

孔子感歎：“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孔子最欣賞、最得意的弟子無疑是顔回：“賢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論語？雍也》）這就是說，顔回與孔子心心相印，孔子得“樂”，并認為顔回亦同樣得此之“樂”，故“孔子之樂”與“顔回之樂”異曲同工，後世并稱“孔顔之樂”，甚為恰當。“孔子之樂”、“顔回之樂”，從文字表面來看，兩者趨于一緻，即“樂”非關窮達，能超越窮達而自得其“樂”。

“吾與點”出自《論語？先進》。子路、曾皙、冉有、公孫華四人侍坐于孔子，孔子言假若有知己者，則如何展現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各言其志，但不外于安邦定國之外在事功，于此，孔子不以為然，于是轉而問曾皙。其時，曾皙悠然地鼓着瑟，瑟畢，然後才作答：“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聽了，不覺地感歎：“吾與點”。作為“與點”的對立面，子路、冉有、公孫華三者之志是“功名”之象征，欲達于“吾與點”之境界，當不矜功名，不計利欲，從而能超塵脫俗，由此顯示出“吾與點”之寬坦、悠遠，“日常生活”之灑落、淡泊。

孔子日常生活洋溢着“樂”，“樂”亦就是孔子所欲之境地，所謂“仁者不憂。”（《論語？憲問》）“仁者”是孔子的理想人格，而其特征就是“樂”。《論語？裡仁》更直接地指出：“不仁不可以久處樂，不可以長處樂。”亦雲：“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論語？雍也》）何以處于“仁”時，就可樂？孔子并非僅耽于山水之樂。“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戚戚”（《論語？述而》）是最好的回答。“常戚戚”意味着患得患失，“坦蕩蕩”則表明胸中灑然，若無所系，回到了本然之态。對孔子而言，就是生活之本态、本然。按本态、本然去行，就是“樂”；若患得患失，反而背離生活之本态、本然，則非樂也。這就是說，所謂“仁者”，并非特立卓行、高缈不及之人，而是悠然自适、任性随緣，似之為“凡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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