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鄭樵，字漁仲，宋代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他畢生刻苦讀書，嚴謹治學，潛心修史，尤以晚年所撰“三通”之一的《通志》最為著名，為南宋史學的集大成者《宋史》記載，宋高宗曾對鄭樵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正是由于鄭樵能夠始終堅持“敷陳古學，注重實學”，才成就了他在史學上的傑出地位，下面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接下來我們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各行其道

鄭樵，字漁仲，宋代興化軍莆田（今屬福建）人，世稱“夾漈先生”。他畢生刻苦讀書，嚴謹治學，潛心修史，尤以晚年所撰“三通”之一的《通志》最為著名，為南宋史學的集大成者。《宋史》記載，宋高宗曾對鄭樵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正是由于鄭樵能夠始終堅持“敷陳古學，注重實學”，才成就了他在史學上的傑出地位。

志存高遠，會通古今

在少年時就有“神童”美譽的鄭樵從小喜愛讀書，勤奮好學。他生長在山野之中，“為兒時，楚楚便有脫略流俗志”，幼時不學犁鋤，慨然有讀書志。後來，父親病逝，家道中落，生活很清貧。即便是這樣，為了讀書通達古今百家之學，鄭樵就長年累月地向各地藏書家借書而讀。隻要聽聞有藏書之家，就直接登門求書閱讀，一定把所有書都讀盡才離開。

為了能夠專心讀書，鄭樵與從兄鄭厚在莆田夾漈山上蓋了三間房，起名為“夾漈草堂”。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讨六藝之文。剛開始入山結廬之時，雖然内心苦悶，但是他志向遠大，“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廚無煙火，而誦記不絕，積日積月，一篑不虧”。他隐居夾漈山，鑽研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等等，三十年著書千餘卷，搜訪圖書十年，憑一己之力撰寫出一整部紀傳體通史《通志》。

鄭樵繼承和發展了孔子與司馬遷修書的“會通”方法，提出了“會通”的思想，立志要會通古今天下的圖書和學問。他認為，史家修史如果僅據一代之史、僅據一書而修，後代與前代之事就不能相互依托。因此，他提出：“天下之理，不可以不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所謂“會”就是會集，即會集天下之書為一書；所謂“通”就是貫通，即貫通上自羲皇、下至五代的古今曆史。鄭樵的“會通”思想其實就是融會貫通古今天下之書，使之成為一體。他堅持把這一思想貫穿在他一生的讀書治學實踐之中，樹立起會通古今、成一家之言的遠大志向和治學目标。

搜訪藏書，科學分類

作為史學家，鄭樵愛讀書也愛藏書。他對藏書的搜訪、典藏、分類、編目、校雠、考證等都有深入研究。他通過研究亡書的起因，概括曆代文獻書籍散亡的情況，進而思考避免書籍散逸的方法，并全面系統地說明搜訪圖書的重要性和具體路徑。在搜訪圖書十餘年的實踐經驗基礎上，鄭樵創新性地提出“求書八法”，即《求書之道有八論》中提到的訪書求書八種主要方法：一曰即類以求、二曰旁類以求、三曰因地以求、四曰因家以求、五曰求之公、六曰求之私、七曰因人以求、八曰因代以求，被後代藏書家視作模範。

“學之不專者，為書之不明也；書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鄭樵特别重視圖書分類和典藏方法，尤其強調“類例”的重要性，提出“欲明書者，在于明類例”“類例既分，學術自明”等觀點，證明圖書與學科分類的區别和聯系。在實踐過程中，鄭樵發現過去圖書分類法存在一定局限性，他認為圖書分類編目應當基于學科内容來進行。通過持續探索、研究，鄭樵發明了全新的“三級類目”圖書分類體系，并自編有多種圖書目錄留世。

鄭樵認為，圖書分類體系應包括存書和明學雙重功能，既要做到書不亡、學不息，更要能夠知其學之源流。他對校雠學、目錄學、圖譜學、分類法等進行了創新，提出科學的圖書分類方法，貢獻卓著，因此也被稱為我國圖書館學的奠基人之一。

注重實學，求真務實

在孔子所處的時代，一些學者就已經開始傾向于研究窮理盡性的學說，以虛無作為宗旨，這些人對實學置而不問。而鄭樵則主張要通過切身實踐去研究學問、知識，非常重視實學，堅持求真務實的治學态度。他強調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知識與傳統人文經典同樣重要。對于“人情事理”可通過自己的反複體悟獲得，但是天文、地理、車輿、器服、草木、蟲魚、鳥獸之名，如果不經親聞親見，僅憑空臆想，無論多久都不能完全認識它們。

鄭樵治學态度嚴謹務實，提出做學問不能死守書本、誇誇其談，而要重視實地考察。在夾漈山中，他與田夫野老交流學習，獨自在山中與夜鶴曉猿相處，對任何動植物都充滿好奇，想要探究清楚它們的情性。有一次，他得到一本《步天歌》并開始朗誦，當時正值秋夜無月，清天如水、繁星點點。他誦讀一句就注視一顆星星，用這種方法堅持了數夜，結果滿天的星鬥盡記在胸中。他用知行合一、親自實踐的方法來追求真知，由淺入深，獲得了一手的自然科學知識。

“圖載象，譜載系，為圖所以周知遠近，為譜所以洞察古今。”鄭樵将“圖譜”看作能禆實用的實學，他認為治學不可無圖譜，務行也不可無圖譜。書本知識與世間萬物，應當用圖譜聯系起來，并通過實踐獲得直接認識。但是，後世所崇尚的義理之學和辭章之學，都屬于語言之末，并非是實學。義理之學尚攻擊，辭章之學務雕搜。這種風氣在當時導緻圖譜之學不能相傳，實學盡化為虛文。鄭樵批評不務實學的壞風氣，始終強調求真務實是史學家的基本治學态度。

淡泊名利，潛心修史

鄭樵一生，甘于枯淡，樂于施與。他少不事科舉，一心隻想着著書，喜好考證倫類之學。三次被推舉為孝廉，兩次被推舉為遺逸，都被他辭掉。他曾在《寄方禮部書》中明确表達了修纂《通志》的願望，并且得到了當時宰相趙鼎、張浚等人的賞識。但是由于秦桧當權，嚴禁私人修史，否則以“擅修國史”罪論處，因而修史的難度極大。在被朝廷封官後，鄭樵不附權貴，又屢遭彈劾。面對如此惡劣的環境，他仍然堅持十年訪書、三十年著書，幾十年如一日地專心修史，多次向朝廷獻書。終于，在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宋高宗下诏進呈《通志》，但是鄭樵卻溘然長逝。

《通志》一書二百卷，貫通上古至隋唐三千餘年的曆史，集天下之書為一書，集中體現了鄭樵的治學精神與學術追求。史家向來有“修史之難，無出于志”的說法，特别是《通志二十略》為鄭樵獨創，增加了氏族、六書、七音、都邑、校雠、圖譜、金石、昆蟲草木等門類，包羅天地人事、貫通古今，頗似近代史書，得到學界的重視。《通志》接踵《史記》，與唐代杜佑的《通典》、元代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合稱為史學界“三通”，且由于《通志》涉及各學科領域，也被稱為世界上最早的一部百科全書。

鄭樵的治學過程異常艱辛，但是他始終堅守淡泊名利、潛心修史的治學精神，聚書萬卷，著述千卷，不僅在中國史學界樹起了一座豐碑，也給當代學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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