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階段的《易》學，可分三個時期：

(一)西漢

西漢時期的《易》學，約有四個主要流派：一是“訓诂舉大誼”，即根據先秦《易》說，訓釋六十四卦大義，以周王孫、服光、王同、丁寬、楊何、蔡公、韓嬰七家所作闡《易》著述為代表。二是“陰陽候災變”，即運用《周易》原理解釋大自然災異及人類社會的各種事變，以孟喜、京房、五鹿充宗、段嘉四家《易》說為代表。三是“章句守師說”，遵循當時朝廷學官所立的經師傳授之學治《易》，稱為“今文《易》學”，以施雠、孟喜、梁丘賀、京房四家博士所傳為代表。四是“《十翼》解經意”，即民間私學傳授的經說，專取《易傳》十篇(《十翼》)解說六十四卦，稱為“古文《易》學”，以費直、高相所傳為代表。

以上孟喜、京房分列兩類，是由于兩家的章句之說為正宗，而災變占驗之說則獨成一派。

在這四個流派的代表《易》家中，又以丁寬、孟喜、京房、費直對後代的影響最為深遠。

丁寬，梁（今河南商丘）人，字子襄。曾經随從項生學《易》于經師田何，研探精敏，才力遠過項生，深受田何器重。學成之日，田何告訴他可以回去了。丁寬東歸後，田何對學生們說：“《易》以東矣！”意思是贊歎丁寬将帶着他的《周易》學說東去而産生巨大影響。後來，丁寬到洛陽，又跟從周王孫研習《周易》古義，學殖益深。漢景帝時，丁寬曾任梁孝王手下的将領，号丁将軍。撰《易說》三萬言，以其學傳授同郡田王孫。田王孫又傳授施雠、孟喜、梁丘賀，《易》學史上于是有了施、孟、梁丘之學。

孟喜，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蘭陵鎮）人，字長卿。孟喜的父親是當時研治《禮》《春秋》的專家，但他認為《禮經》太多、《春秋》繁雜，所以就讓孟喜學《周易》。孟喜與施雠、梁丘賀同向丁寬的弟子田王孫學《易》。他喜歡自我稱譽，曾經獲得《易》家陰陽候災變的書籍，便謊稱這是其師田王孫臨終時枕在他膝上獨傳于他的。儒生們聽說後，都紛紛稱贊孟喜。不久，同門梁丘賀揭發說：“老師是死在施雠身旁，那時孟喜正返歸東海，并不在場，哪有這件事？”人們就不再信任孟喜的話。孟喜的《易》學，有《周易章句》，但長于陰陽占驗之學，以卦氣說為本，對後來的《周易》占候學影響甚大。其學傳同郡白光(字少子)、沛翟牧（字子元），兩人都成為《易經》博士。相傳《易林》的作者焦贛，也曾向孟喜學過《周易》。

京房（前77～前37），東郡頓丘（今河南清豐西南）人，字君明，本姓李，排律自定為京氏。喜好音樂鐘律，據八卦原理用“三分損益法”将十二律擴展為六十律。研治《周易》，拜焦贛為師，擅長于用六十四卦分值四時氣候以解說陰陽災異、占驗人事吉兇。漢元帝初元四年(前45)以孝廉為郎。立為《易經》博士。他常常用《易》卦解說自然災變和社會政治的聯系，屢次上疏元帝，所言多能應驗。但朝廷中的公卿大臣都認為京房的言論繁瑣不可行。他曾經向元帝劾奏石顯專權，被石顯嫉恨在心。後來，因石顯進谄言，京房就被元帝貶為魏郡太守。但他仍然上書給元帝，堅持用卦氣之說評議災變、朝政。石顯等人進一步誣告京房與叛黨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他被下獄處死，年僅41歲。京房起初向焦贛學《周易》的時候，盡獲焦氏的陰陽候災變之傳。那時，焦氏就深懷憂慮地說：“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結果他的預言果然成為現實。京房的《易》學，承孟喜、焦贛的傳授之脈，長于卦氣“六日七分”法，并提倡納甲、世應、飛伏、遊歸等術，後世《火珠林》一類的占筮法便是接受了京房的遺說，相傳以錢代蓍的“金錢蔔”法也是他發明的。可見，京房對中國古代占蔔術的發展至有影響。

費直，東萊（郡治今山東掖縣）人，字長翁，仕為郎，至單父令。研治古文《易》學，長于卦筮，不著《周易》章句，隻以《彖傳》《象傳》《系辭傳》《文言傳》等解說上下經。因其無章句，未立于學官，僅在民間流傳。東漢以後，鄭衆、馬融、鄭玄、王弼等并傳費氏《易》，其影響便取代了其他各家。

(二)東漢

東漢時期的《易》學，是沿承西漢的流派而發展的。其中對費氏《易》學的承傳較其他各家為盛。如馬融、劉表、宋衷、王肅、董遇等人，紛紛為費氏《易》作章句（因為費氏無章句，所以諸家各為之立注闡說)，這是一派。鄭玄、荀爽則是先治京氏《易》，後來參治費氏《易》，即合京房、費氏之學而統化之，這是第二派。虞翻本治孟喜《易》學，又雜用《周易參同契》的納甲術為說，這是第三派。陸績，則專治京氏《易》，這是第四派。可見，東漢研《易》流派，與西漢的孟喜、京房、費直之學淵源至為密切。

以上所舉各《易》家中，成就較大、影響較著的有鄭玄、荀爽、虞翻等人。

鄭玄(127～200)，東漢北海高密（今屬山東）人，字康成。年少時家中貧困，當過鄉官“啬夫”，不樂意為吏，經常到學官處求教。進人太學讀書，随從京兆第五元先問業，精通今文京氏《易》學、《春秋公羊傳》等。又西人關求學，拜扶風馬融為師。馬融研究古文經學，當時收有門徒400多人。鄭玄在門下三年之久卻見不到老師馬融，他所學的經典均是由同門高業弟子代師傳授。在這種情況下，鄭玄仍然堅持日夜研讨經學，未嘗怠倦。有一天，馬融召集學生們考核讨論有關“圖緯”問題，也接見了鄭玄。鄭玄精細辨析了這方面的疑義難題。考論完畢，鄭玄就向老師辭别，返歸山東。馬融對學生們喟然贊歎說：“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意思是，鄭玄帶着他已經成熟的滿腹學問東歸，我的學說将随着他影響山東的衆多學者。鄭玄遊學10餘年，回到鄉裡後，就聚衆講學，相随他的弟子有成百上千人。不久，由于黨锢事起，鄭玄的講學被朝廷禁止，他就閉門隐修經業。當時有一個大學者叫何休的，喜好《春秋公羊傳》之學，寫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毂梁廢疾》等著述。鄭玄針對這些作品，撰寫《發墨守》《铖膏肓》《起廢疾》等篇，一一駁斥何休的觀點。何休讀了之後，欽佩感歎說：“康成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漢靈帝殁，黨锢之禁解除，鄭玄又重新講學授徒，門下弟子從遠方前來求學者達數千人。當時的權勢人物何進、董卓、袁紹等先後延召聘用鄭玄，禮待甚優，鄭玄多以老病為理由推辭。後來因袁紹逼迫，抱病随軍，乃以疾病笃甚而逝世，年74歲。作為東漢的經學大師，鄭玄以古文學為主，兼采今文經說，著述囊括各種經典，凡100多萬言。在《易》學方面，他先治京氏《易》，後參以費氏《易》，創立了六十四卦爻辰說，并撰《周易注》九卷。

荀爽(128～190)，颍川颍陰（今河南許昌）人，字慈明，一名謂。幼年好學，12歲就精通《春秋》《論語》。當時的太尉杜喬見到荀爽，稱贊他：“可為人師。”平時耽思經書，不事慶吊應酬，不應官府征命。兄弟共八人，人們稱為：“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後來被拜為郎中，上疏指摘朝廷的政治弊病，盛稱儒家禮義。奏疏上達後，即棄官歸去。不久遭黨锢之禁，隐居著述，積十餘年研讨，遂以“碩儒”著稱于世。董卓征召，想躲避而未能，被拜為平原相，旋即又追加為光祿勳，就任三日又進拜為司空。從被征命起，僅95日之間，由平民布衣升至三公高位。但他看到董卓的政治日益殘暴，便與王允等共同圖謀推翻董氏政權，适遇疾病深重而逝世，年63歲。荀爽的著述廣涉群經、子史，共100多篇。在《周易》研究方面，他專治費直古文《易》，以《十翼》解說六十四卦經義，并創立“乾坤升降”的《易》學條例。

虞翻(164～233)，會稽餘姚（今屬浙江）人，字仲翔。年少好學，有高氣。最初跟從王朗，後來随孫策為功曹。漢室曾召其為侍禦史，曹操以司空辟，均不應召。孫權執政東吳，拜為騎都尉，常随軍出謀劃策。禀性疏直，經常犯顔谏争，又不與世俗協調，所以屢屢遭人毀謗。曾經被流放到楊泾縣（今屬安徽），後來獲釋。關羽戰敗，孫權讓虞翻占個卦，筮得《節》卦變為《臨》卦，虞翻判斷說：“不出二日，關羽必當斷頭。”兩天後果然應驗。孫權稱贊說：“真可以與東方朔相匹敵啊！”孫權自号吳王，設宴歡飲，虞翻在席間佯醉失禮，險些遭殺。孫權與張昭談論神仙之事，虞翻指着張昭的鼻子斥道：“那些全是死人，而妄稱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呢！”這類事時常發生，孫權積怒之下，把虞翻流放到交州（今廣東、廣西一帶）。虞翻雖然處于流放的環境，卻仍然講學不倦，随從他的學生常有數百人。曾為《老子》《論語》《國語》作注解，特别精通《易》學，提倡“納甲”“旁通”“之正”“卦變”等條例。一天，他給孔融寫了一封信，附上所注《易經》。孔融在回信中說：讀了虞翻的《易注》，才知道東南的美好，不僅僅是會稽的竹箭。虞翻把《易注》奏上朝廷，自稱其家五世研治孟氏《易》。奏文裡轉述了他同郡陳桃的一個奇異夢境：在夢中，陳桃見虞翻與一位道士相遇，道士布《易》六爻，取三爻讓虞翻吞下，虞翻請求盡吞六爻，道士不允，說：“《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虞翻根據陳桃的這個夢，認為自己受命于天，理應精通《周易》。奏中還說他研究《周易》的特點，是全面改正了前代《易》家不妥當的見解。虞翻流放交州10餘年，70歲時在該地逝世。

(三)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的《易》學，較前代有了重大的變化。變化的關鍵，是魏王弼《易注》的出現與盛行，從而使承傳400年的兩漢“象數”《易》學逐漸衰亡。

王弼（226～249)，山陽（今河南焦作東)人，字輔嗣。少年聰慧，10餘歲時，喜好《老子》，通辯能言。當時何晏任吏部尚書，十分驚奇王弼的才華，贊歎說：“孔子稱後生可畏，像這個人，真可以同他讨論天人之間的道理。”王弼為人通隽敏捷，不擅長于營求功名，好談玄學，對《周易》研治最深。性情和順，愛好遊宴，通曉音律。平日談論哲理，自然高拔，常以自己的長處譏诮他人，因此人們往往對之不滿。正始十年(249)秋，染疠疾而亡身，年僅24歲。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周易大衍論》《老子指略》《論語釋疑》等書。前兩種對後代《易》學影響至大。

王弼的《易》學，在魏時就引人矚目。《三國志·魏志》裴松之注引何劭《王弼傳》載：

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雲：“見弼《易注》，所悟者多。”

晉以後，王弼《易注》日益盛行而獨冠于世。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錄》指出：永嘉之亂，諸家之《易注》亡，“惟鄭康成、王輔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為世所重。”又說：“江左中興，《易》唯置王氏博士。”《隋書·經籍志》也叙述說：

後漢，陳元、鄭衆皆傳費氏之學，馬融又為其《傳》以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魏代，王肅、王弼并為之注，自是費氏大興，高氏遂衰。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晉，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梁、陳，鄭玄、王弼二注列于國學。齊代唯傳鄭義。至隋，《王注》盛行，鄭學浸微，今殆絕矣。

這裡把東漢至隋代諸家《易》學的盛衰興廢作了扼要的分析，顯示出王弼《易注》為各代學者所接受的情實。孔穎達《周易正義序》更高度贊揚王弼《易》學雲：

傳《易》者，西都則有丁、孟、京、田，東都則有荀、劉、馬、鄭，大體更相祖述，非有絕倫。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所以江左諸儒，并傳其學；河北學者，罕能及之。

可見，王弼《易》學的勢力，取代了兩漢諸家《易》學，籠罩于魏晉南北朝之間，雖鄭玄之注也不能與之抗衡。到了唐初修撰《五經正義》，《周易》定用王弼注本(《系辭傳》以下王弼無注，采用韓康伯注)，一切舊說并廢。所以，王弼的《易注》，在唐代幾乎定于一尊。曆宋、元、明、清，研讨考辨王弼《易》學者代不乏人，影響迄今未衰。

王弼的《易》學既對後代産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那他的研《易》特點及貢獻又有哪些呢？擇其最主要者言之，約有兩方面：

其一，掃象數，闡哲理。

兩漢《易》家，多主“象數”之學，到王弼時代，已經積弊至深。王弼《周易》學說的出現，則改變了一代學風。他置四百年《易》學流俗于不顧，獨樹新幟，奮起矯正兩漢以降“象數學”弊端，廓而清之。他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主張；并綜合發展了前人可取的《易》說，提倡“卦以存時”“案爻明體”“承乘比應”“卦主”等條例，着重從哲理角度闡說《周易》六十四卦的象征意義。宋代學者推廣的與“象數學”相對峙的“義理學”，事實上從王弼發其端。至于王弼常據《老子》《莊子》玄理以解《易》的特點，後世《易》家亦頗有诟病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為：王弼闡明義理，使《易》不雜于術數，則深為有功；祖尚虛無，使《易》竟入于老、莊，則不能無過。并謂“瑕瑜不掩，是其定評”(《周易注提要》)。又指出：

《易》本蔔筮之書，故末派寝流于谶緯。王弼乘其極敝而攻之，遂能排擊漢儒，自标新學。(《周易正義提要》)這一評價，是較為公允的。

其二，改定《周易》經傳體例。)

《周易》經傳原皆單行，後來經師為便于學者研習起見，将經文與傳文合為一本并行，即為後代通行的援傳連經之本。西漢初，費直治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十翼》解說經意，這是援傳連經的濫觞。東漢，鄭玄傳費氏《易》，分《彖傳》《象傳》為六十四組，各附六十四卦經文之後，于諸卦《彖》《象》前增題“彖曰”“象曰”，以别于經文。這是鄭玄對費直所傳《周易》經傳參合本體例所作的修訂，使援傳連經的規式初成範本。至王弼繼起，對經傳合并本《周易》的體例更作改定。所改定的要點有二：一是将《象傳》再行離析，以《彖傳》《大象傳》分附卦辭後，各爻《小象傳》分附爻辭後，使《彖》《象》附經更為貼近。隻留《乾》卦仍依鄭玄舊本之例，大概是為了讓讀者明了古本的體式。二是将《文言傳》分割為兩部分，各附在《乾》《坤》兩卦的卦爻辭、《彖傳》《象傳》之後，并各題“文言曰”以标明之。經過王弼的改定，費直、鄭玄所傳《周易》經傳參合本就以規範形式盛行了1700多年，至今猶然。盡管宋代以後學者力圖恢複古《易》舊式，但最終也難以取代王弼的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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