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企業稅負之争，既不能“妖魔化”稅收，也不能漠視争議背後的企業成本憂慮。我們一方面要通過認真落實各項稅收政策，使市場主體對減稅降費有更明顯的感受，另一方面要讓基層幹部和社會各界弄清稅負問題。

銀川地稅交通局開展“聚焦營改增試點，助力供給側改革”宣傳活動。

2016年3月14日，距離全面營改增還有不到50天的時間，在自治區财政廳的見證下，甯夏地稅部門向國稅部門順利完成戶籍信息移交，拉開全面營改增序幕。

5月1日零時剛過，随着銀川國貿中心假日酒店财務總監楊明拿到甯夏“營改增”開出的第一份增值稅發票，以及上午7時許，銀川市地稅直屬局房地産交易契稅征收大廳先後成功開出首份個人二手房交易增值稅普通發票和企業房地産交易增值稅專用發票，甯夏全面“營改增”試點平穩落地。至此，在我國實行了幾十年的營業稅随着改革大潮正式退出曆史舞台。

為配合營改增，地稅“嫁女”，國稅“娶媳”，雙方完成了一場世紀“婚禮”。同時在深入推進稅制改革中，甯夏稅務部門加速釋放改革紅利，營改增減稅效應明顯：所有增值稅納稅人總體實現淨減稅151349.78萬元，其中“3 7”行業實現淨減稅24459.05萬元，四大行業實現淨減稅9551.91萬元，原增值稅行業因增加抵扣實現淨減稅117338.82萬元。

試點納稅人中，淨減稅額最大的5個行業分别是陸路貨物運輸、增值電信業、房地産開發、鑒證咨詢服務業和餐飲業, 淨減稅額分别是8364.24萬元、4777.77萬元、3476.51萬元、2676.61萬元和2501.56萬元。

按理說，營改增一切塵埃落地，但是，自去年下半年以來，稅負問題再次成為輿論熱點。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确保所有行業稅負隻減不增”的問題，而且這方面内容的話題變得越來越敏感，甚至出現了“死亡稅率”“中國企業綜合稅負遠高于美國”等極端論調。這一方面反映了社會各界對稅收工作的關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社會各界對企業成本，特别是實體經濟成本居高不下的憂慮。

究竟應該怎樣看待稅負這個問題？

我們看一下分屬争議最多的金融業——中國人壽财産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甯夏回族自治區分公司營改增稅負變化情況：

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甯夏分公司主要從事财産損失保險、責任保險、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短期健康保險及意外傷害保險等經中國保監會批準的其他業務。該公司根據财稅【2016】36号文件規定按照金融保險業執行6%的主稅率，同時存在17%視同銷售、單證銷售的銷項稅率。2016年10月，企業銷售額1381.10萬元，銷項稅82.87萬元，進項稅15.03萬元，應納稅額67.83萬元，按營業稅稅率測算的營業稅73.20萬元，稅負下降7.3%。5-10月，銷售額8513.97萬元，銷項稅510.84萬元，進項稅38.68萬元，應納稅額472.18萬元，按營業稅稅率測算的營業稅505.39萬元，稅負下降7.03%。

中甯國地稅聯合辦稅服務廳幹部為納稅人辦理涉稅事宜。

據分析，企業稅負整體下降的主要原因有三點：一是新購固定資産，增加進項稅額抵扣。該公司10月份購置10輛查勘車，取得5.05萬元的進項稅，這是該公司當月以及整體稅負下降的主要原因；二是公司上下高度重視稅制改革。自營改增試點以來，企業管理層高度重視，财務會計部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知識和進項稅額抵扣政策進行宣導，從而提高增值稅專用發票的索票率；三是盡量選擇與增值稅一般納稅人的企業合作。為充分利用營改增進項稅額抵扣的稅收政策降低稅負，該公司重新梳理供應商，針對日常零散的費用支出更換為統一的供應商（具備一般納稅人資質），從而避免因未取得增值稅專用發票導緻稅負上漲的情況。另外，針對視同銷售業務盡可能選擇一般納稅人資質的供應商，而非小規模納稅人，以降低增值稅稅負。

事實上，從經濟與稅收增長速度、營改增行業減稅情況、工業企業減稅情況三個方面均能夠充分說明營改增減稅效果。

首先從經濟與稅收增長速度看，減稅效果是實實在在的。2012年至2016年，我國GDP增幅從7.8%逐步放緩至6.7%。稅務部門組織的稅收收入增幅從2012年的11.3%下降至2016年的4.8%，下降了6.5個百分點，比同期GDP增幅降得更多。盡管這其中有多種因素，但減稅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甯夏也一樣，就拿地稅來說，稅收收入增幅即由2012年的17.87%下降至2016年的4.2%。

其次從營改增行業減稅情況看，營改增減稅是符合預期的。2016年5-11月，我國四大試點行業累計實現增值稅應納稅額6409億元，與應繳納營業稅相比，減稅1105億元，稅負下降14.7%。其中，建築業減稅65億元，稅負下降3.75%；房地産業減稅111億元，稅負下降7.9%；金融業減稅367億元，稅負下降14.72%；生活服務業減稅562億元，稅負下降29.85%。不排除個别企業增稅，但整體行業減稅是不容置疑的。

5-11月份，除了四大試點外，前期營改增的“3 7”行業減稅1102億元，原增值稅行業減稅1180億元，三項共計減稅3387億元。加上2016年1-4月份營改增847億元的減稅，因此，2016年1-11月份營改增減稅4234億元。考慮到城建稅及教育費附加和個人二手房減稅因素，2016年1-11月份營改增帶來的整體減稅已達到4699億元。

最後從工業企業看，營改增步步擴圍是不斷惠及工業企業的。工業企業由于取得新擴圍企業營改增以後開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可以進行抵扣，因此是營改增的“淨受益者”。2012年至2015年，以工業企業為主的原增值稅納稅人從“3 7”行業增加抵扣減稅分别為237億元、802億元、1020億元、1220億元，呈逐步增加的趨勢。2016年減稅規模繼續擴大，1-4月原增值稅納稅人從“3 7”行業增加抵扣減稅406億元，5月份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以後，可抵扣進項進一步增加，5-11月除獲得“3 7”行業抵扣減稅652億元外，還獲得四大行業抵扣新增減稅528億元。2016年1-11月，原增值稅納稅人已合計減稅1586億元，約占全部營改增減稅額的三分之一。從工業增值稅與工業增加值的比值變化情況看，2012年這一比值為9.88%。随着營改增試點範圍不斷擴大，抵扣不斷增加，這一比值逐年下降到2013年的9.59%、2014年的9.41%、2015年的9.21%。

從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稅金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變化看，國家統計局調查數據顯示，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稅金（包括應交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營業稅金及附加等）與營業收入的比值，從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2年至2015年分别是5.8%、5.77%、5.6%、5.36%。這些都說明，營改增及各項稅收優惠政策給實體經濟、工業企業和制造業的減稅效果是實實在在的。

提到宏觀稅負，這裡面既有有關專家誤讀統計口徑的問題，也有我們國家稅費制度安排不科學，造成社會對稅費不分，企業感覺負擔過重的深層次原因。實際上，宏觀稅負并沒有一個統一的口徑，通常結合政府收入構成狀況，分為大、中、小口徑。大口徑宏觀稅負是指政府全部收入占GDP的比重，按照IMF（國際國币基金組織）統計口徑測算，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接近30%，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水平42.8%，也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33.4%；中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和社會保障繳款之和占GDP比重，按照OECD（經合組織）測算口徑，2012-2015年我國宏觀稅負23.4%，而2014年OECD國家平均水平為35.5%；小口徑宏觀稅負是指稅收收入占GDP比重，按照IMF數據測算，2013年發達國家為25.9%，發展中國家為20.4%。

如果單從純稅收的口徑和角度解釋這個問題，非常清楚。縱向比較， 2012年至2016年，我國稅收占GDP比重分别為18.6%、18.6%、18.5%、18.2%、17.5%，2012-2016年我國宏觀稅負在18%左右，逐年下降，特别是營改增後下降趨勢更加明顯。甯夏也是如此。2013年至2016年，甯夏稅收占GDP比重分别為17.1%、17.8%、17.3%、17.1%、16.1%。

橫向比較，有專家指出，一個國家的财稅必須同其經濟發展水平相适應。量化來看，古代稅收一般為10%左右，後提高到20%，工業化初期達到20%。後來，發展中國家提高到30%，中等收入國家為40%，歐洲發達國家在50%左右。由此看來，我國的稅收收入水平還停留在發展中國家的程度，因此，單獨從純稅收的角度分析，我國的稅負并不高，而是費比較高。

看待企業稅負之争，既不能“妖魔化”稅收，也不能漠視争議背後的企業成本憂慮。我們一方面要通過認真落實各項稅收政策，使市場主體對減稅降費有更明顯的感受，另一方面要通過積極主動的宣傳引導，讓基層幹部和社會各界弄清稅負真相。（記者 魏萍/文 通訊員 王勤/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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