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民族國家，為什麼會有盛衰興亡之事?

人必有其所處之境，與其所處之境适宜則興盛，不适宜則衰亡，這是很容易明白的。然則人與環境，為什麼有适宜不适宜之分呢?我們知道：動物适應環境的力量，是很小的，它所謂适應，無非是改變自己，以求與所處之境相合，如此，則非待諸遺傳上的改變不可，這是何等艱難的事?人則不然，不但能改變自己，還能改變環境，使與自己适合。所以人類不但能适應環境，還能控制環境。人類控制環境的行為，為之文化。人類，很難說有無文化的，即在最古的時代，亦是如此。人類的進化，純粹是文化進化。我們現在的社會，和漢唐時代，已經大不相同了，而我們的身體，則和地底下掘出來的幾十萬年以前的人，并無不同。歐洲考古學家證明古埃及人的體格和現代并無不同。不論如何野蠻社會裡的人，倘使移而置之文明社會之中，都可以全學會文明社會中人之所能，而無愧色，就是一個确切的證據。所以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全是判之于其文化的優劣。

漢高祖，圖源網絡。

文化為什麼會有優劣呢?文化本是控制環境的工具，不同的環境，自然需要不同的控制方法，就會造成不同的文化。文化既經造成以後，就又成為人們最親切的環境，人們在不同的文化中進化，其結果，自然更其差異了。文化是無所謂優劣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各适宜于對付各種不同的環境。但是環境不能無變遷，而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卻變遷得沒有這麼快。人們控制環境的方法，為什麼變遷得不會有環境這麼快呢?那是由于，(一)大多數人，總隻會蹈常習故。審察環境的變遷，而知道控制的方法不可不随之而變遷的，總隻有少數人。(二)而我們現在社會的組織，沒有能劃出一部分人，且揀出一部分最适宜的人來，使之研究環境變遷的情形，制定人類控制的方法，而大家遵而行之，而隻是蹈常習故。古希臘人有一種理想，以為君主宜以最大的哲學家為之，中國古代亦系如此。《公羊》隐公元年《何注》，說“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之義道：“《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為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也。王者不承天以制号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王者同日并見，相須成體，乃天人之大本，不可不察也。”此謂王者應根據最高的原理，制為定法，以治天下，其說原無誤缪。但在小國寡民之世，事務簡單，庸或能事事措置妥帖。在廣土衆民之世，就斷無法悉知悉見了。悉知尚且不能，何況加以研究，而制定适當的處置方法?所以古人希望有一個聖人出來，對于一切事情無不明白，因而能指示衆人以适當處置的方法，事實上是不可能的。但一人之智不及此，合衆人而共同研究，則不能謂其智不及此。我們的誤缪在于，(一)迷信世界上有一個萬古不變之道，此道昔人業已發現，我們隻要遵而行之，遂不複從事于研究。(二)處事之時，亦不肯注重于研究。即或迫于事勢，不得不加以研究，而研究的人數，既苦于不足，其人選又不适宜。所以社會科學的道理，迄今多黯然不明。現代科學的研究，不合理想的地方還很多，因其規模比較大，研究的人數比較多，人選亦比較适宜，其成績就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語了。所以治世的方法，并非不可發現的，不過人們現在的所為，不足以語于此。于是環境變遷了，人還是茫然不覺。(三)雖然沒有能夠推出一部分人來，使之從事于研究環境的情形，以定衆人行為的方針，然事實上總有處于領導地位的人。這種人，往往頭腦頑固，而且其利益往往和大衆及全體沖突，以全體的利益論，在某時代，适宜于改行新制度，制度二字，舊時多就政治方面言，此處所用，兼該社會的規則。所謂環境，實有兩方面：一為自然，一即社會，可謂人類的自身。制度即人類所以控制自己的。而這種人的私利，都是藉舊制度為護符的。因為和其私利沖突，新制度，即适宜于控制環境的方法，往往為此等人所反對。甚至知識為利欲所蔽，連此等新制度的适宜，他也不知道了，而真以舊制度為适宜，遂至盡力以反對新制度，保存舊制度。因為此等人在社會上是有力分子，人們要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成為非常艱難的事，因為先要對付反對改變的人。如此，人們改變控制環境的方法，就往往要成為革命行為，這是何等艱難的事?

文化的興起，本是所以應付自然的。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所謂環境，其中本隻包含自然的成分。此系就理論上言，勿泥。但是到文化興起以後，文化就成為環境中的一個因素了。而且較諸自然的因素，更為重要。因為自然的變遷，是緩慢的。在短期内，不會使人們有大變其控制方法的必要。人為的因素則不然。其變遷往往甚劇，迫令人們非改變其方法不可。能改變則更臻興盛，不能改變則日就衰亡，大概都是這種因素。文化是有傳播性質的，即甲社會控制環境的方法，可以為乙社會所仿效，乙社會之方法，可為甲社會所仿效亦然。此其相互之間，較優的社會，往往欣然願意指導較劣的社會，而較劣的社會，亦恒欣然樂于接受。此等現象的由來，我們除掉說：人是生而有仁智之心的，别無解釋的方法。人心之不可改變，等于人體之不可改變。心理是根于生理的，其實二者原系一事。要使人不愛人，人不求善，正和不許人直立而使之倒懸一樣的難。如此，世界上各地方各種不同的文化，就應當迅速的互相傳播，各地方很快的風同道一；而全人類的文化，也因之日進無疆了。然而不能不為前述的原因所阻礙。因此，各民族國家的文化，就不能無适宜與不适宜之分，因而生出盛衰興亡之事。

當盛衰興亡迫于眉睫，非大改變其文化不能控制環境，以謀興盛而避衰亡之時，其能否改變，改變之速度能否與環境的變遷相應，所謂能否改變，其實就是速度能否相應的問題。若不為環境所迫而至于衰亡，時間盡着延長，是沒有什麼民族，能斷言其不會改變的。仍看其本來文化的高低。

因為自然的環境不會急變，急變的總是人造出來的環境，所以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環境的劇變，恒在與一個向不交通的區域交通之時。這所謂交通，非普通所謂往來之義。世界上無論如何隔絕的區域，和别一區域直接或間接的往來，怕總是有的，但是此等偶爾的往來，并不能使該區域中的文化，發生需要改變的情形，便非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我在此地所說的交通，乃指因兩造的往來，使其中的兩造或一造所處的環境，為之改變，達于非改變控制方法不可的程度而言。不達于此程度，雖日日往來，亦不相幹。準此以談，則中國的文化，可以劃分為三大時期：即

1．中國文化獨立發展時期。

2．中國文化受印度影響時期。

3．中國文化受歐洲影響時期。

第一時期的界限，截至新室滅亡以前，尋常都以秦的統一，為古今的大界，其實這是表面上的事情，若從根本上講，則社會組織的關系，實遠較政治組織為大。中國在古代，本有一種部族公産的組織，其部族的内部，及其相互之間，都極為安和，此種文化，因交通範圍的擴大，各部族的互相合并而破壞了。但其和親康樂的情形，永為後世所追慕，而想要恢複他，因為昔人不明于社會組織的原理，所走的是一條錯誤的路，因此，自東周至前漢之末，此種運動，垂六七百年，此不過約略之辭，實際上，此等運動，或更早于此，亦未可知。不過在兩周以前，史料缺乏，無可征信罷了。而終于無成。自新室的革命失敗以後，我們遂認現社會的組織是天經地義而不可變。不以為社會的組織，能影響于人心，反以為人心的觀念，實造成社會的組織，遂專向人的觀念上去求改良。在這種情形之下，印度的哲學思想，是頗為精深的；其宗教感情，亦極濃厚；适合我們此時的脾胃，遂先後輸入，與中國固有的哲學宗教，合同而化，而成為中國的所謂佛教。發達到後來，離現實太遠了，于是有宋朝的理學，欲起而矯其弊。然其第一時期以觀念為根本，第二時期承認現社會的組織為天經地義，還是一樣的。所以理學代佛學，在社會上，并不起什麼變化。近幾百年來，歐洲人因為生産的方法改變了，使經濟的情形大局改變。其結果，連社會的組織，亦受其影響，而引起大改革的動機。其影響亦及于中國。中國在受印度影響的時代，因其影響專于學術思想方面，和民族國家的盛衰興亡，沒有什麼直接的緊迫的關系。到現在，就大不相同了。交通是無法可以阻止的，最小的部族為什麼要進為較大的大國?較大的國家為什麼要進為統一的大國?統一以後，為什麼還要與域外之國相往來，都是受這一個原理的支配。既和異國異族相交通，決沒有法子使環境不改變，環境既改變，非改變控制的方法，斷無以求興盛而避衰亡。所以在所謂近世期中，我們實有改變其文化的必要。而我國在受著此新影響之後，亦時時在改變之中，迄于今而猶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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