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國春秋輯補》，[北魏]崔鴻撰，清湯球輯補，聶溦萌、羅新、華喆點校，中華書局，2020年3月出版，1153頁，158.00元

石勒本來是沒有姓氏的，也沒有華夏式人名，更不會有字。《晉書·石勒載記》一開頭就說：“石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鄉羯人也。”又在叙石勒參加汲桑起兵時說：“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太平禦覽》偏霸部引崔鴻《十六國春秋》，沒有“初名㔨”，同樣缺失的還有石虎的父祖姓名等，大概都是因節引省略，并非崔鴻原文未記。湯球輯補《十六國春秋》時全錄《晉書》，也是合适的。

不過，崔鴻原文，或确切地說，崔鴻所見的漢趙史料的原文，是不是也說石勒“初名㔨”？用㔨這個漢字音譯非華夏語言的人名，現在可見的用例隻是西晉末年的羯人，如石虎的祖父名㔨邪，有個羯人首領姓張名㔨督。這個字的本義已不可知，但從勹從背，大約是指身體佝偻，用以譯音，符合那時以劣義字詞對譯非漢語人名族名的翻譯傳統。不過，㔨邪、㔨督都是多音節，不似㔨為單音節。《魏書·羯胡石勒傳》：“羯胡石勒，字世龍，小字匐勒。”可見石勒的本名不是單音節的㔨，而是多音節的“㔨勒”或“匐勒”。正是因此，後來汲桑為他确定華夏式姓名時，為符合華夏的單名傳統，取其名中的一個音節為名，㔨、匐為字不雅，故取勒。《晉書》“初名㔨”顯然是脫落了一個“勒”。

《晉書》

㔨勒或匐勒很容易讓人聯想起高車阿伏至羅的稱号“侯婁匐勒”中的“匐勒”。匐勒這個名号的語源，很可能是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中的buyruq（梅錄），當然也可能是暾欲谷碑中的boyla，難有确定答案。無論北朝的高車還是唐代的突厥，都屬于中古漠北的突厥語（Turkic）人群，他們固然在語言、文化和曆史傳統上各有區别，但很大程度上又共享一個有一定連續性的草原政治文化傳統，甚至可以說，這個傳統與中古鮮卑語（Mongolic）各人群也有密切關聯。

不過，研究者一般并不認為羯人屬于突厥語或鮮卑語人群。羯人号稱“匈奴别部”，體質特征鮮明（高鼻深目多髯），文化傳統特異（有“胡天”這種被研究者疑為祆教祭祀場所的建築空間），似乎與中亞（特别是粟特人）有關。《史記·大宛列傳》：“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目多須䫇。”《北史·西域傳》也說康國“人皆深目高鼻多髯”。唐長孺先生認為，魏晉羯胡中頗多人源于西域，但并非直接從西域東來，而是先作為匈奴屬部（奴部）被遷到北方草原上，再（随着降漢匈奴）從草原南徙塞内。唐先生說羯人南徙較晚，其實也許徙至上黨武鄉晚一些，徙入塞内則很可能與南匈奴同時或稍後。羯人在匈奴所統各人群中屬于低賤的奴部，這一地位在遷入塞内後亦無改變，使他們與自居匈奴正胤的南匈奴各部地位懸隔，漢朝優待降人的政策也落不到他們身上。

曹魏正始年間陳泰為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将，赴任時“京邑貴人多寄寶貨，因泰市奴婢”。看起來使用并州奴婢是洛陽上層社會的一個時尚。當然，這個故事得以記錄在《三國志》裡，是因為陳泰拒絕照做（“皆挂之于壁，不發其封”），但如果他（和他的前任後任一樣）樂于為京邑貴人幫忙，那麼他可以從哪裡、在什麼市場上購買呢？這些奴婢當然不會是華夏編戶，也不會是五部匈奴。陳泰要麼是從邊市奴隸販子處購買草原奴隸，要麼是從五部匈奴的貴族手裡購買其别部羯人。特殊的體貌特征，低賤的社會地位，羯人不是被曹魏時五部貴族出賣（換取寶貨），就是被西晉末年的并州政府出賣（換取糧食）。

源自西域的羯人肯定有自己的語言（Iranic），但他們久在草原，身處突厥語世界，幾代人下來，深度語言接觸的結果，勢必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突厥語影響。這種情況和建立匈奴帝國的那個核心集團一樣。正如亦鄰真先生所指出的，以單于家族為核心的匈奴統治集團在進入漠北之前，無論是說某種伊朗語還是說某種突厥語，亦或是說某種蒙古語，到他們進入漠北建立帝國之後，勢必要經曆突厥化過程，幾百年下來，就變成某種突厥語人群了。匈奴政治體之下的羯人也不會例外得太遠，就算還能保存自己的部分文化（如宗教）和語言，很大程度上也會突厥化。因此，可以把他們視為中古内亞突厥、鮮卑兩大語言群人群的一部分，對其名号進行比較分析。例如，北魏與蕭齊對峙時期，齊軍有個将領王敕勤，是魏軍的叛将（北魏團城子都将），其身份就是并州胡人。并州胡既可能是指離石胡等呂梁山胡人，也可能指上黨羯人。這個王敕勤的名字敕勤，就是拓跋鮮卑的直勤，以及後來突厥回鹘的特勤，語源即内亞汗室子弟的專有稱号tegin。

以此為基礎，我們看石虎的祖父（石勒的伯父或叔父）名㔨邪，似乎可以與中古阿爾泰常見名号中的bey或bayan相聯系。而羯人酋長（部大）張㔨督的㔨督，似乎可以對應古突厥文碑銘裡的表“偉大、強大”的 bedük一詞。當然，這些都隻是猜測，不可視為有價值的研究。在這個思路上，把石勒的本名“㔨勒”與buyruq或boyla聯系起來，表面上看也有一定道理。不過，我在這裡想對石勒本名的語源提供另一個猜測。

羅新著《中古北族名号研究》

石勒字世龍，各種史料都不提世龍這個字得自何時。可能性最大的是，字的獲得與姓、名的獲得是同時的，也就是說，是汲桑一次性确定的。汲桑是晉朝的馬牧率，大小也是個官，總是有點文化的。他為石勒定姓名、取表字，當然會遵循名、字相應的規則。在這裡，世龍應與㔨勒或匐勒相應。汲桑從石勒的本名㔨勒中取末一個音節為名，另取一個表字來表達原名㔨勒的本義。那麼，㔨勒/匐勒的本義是什麼？我猜想，就是表示“魚”的突厥語詞彙balïk，唐人譯為“磨勒”。《太平寰宇記》卷三八振武軍金河縣有“磨勒城水”條：“突厥名魚為磨勒，此水出魚倍美，故以指名。”今突厥語族的大多數方言，都還稱魚為balïk，“磨勒”即balïk的漢字轉寫形式。石勒以魚（㔨勒/匐勒balïk）為名，汲桑給他取字世龍，就是用來對應水族的本義，不過升級為龍了。

石虎字季龍，名和字應該都是他在葛陂見到石勒以後獲得的。他的本名肯定不是漢語，但可能與後來定的漢語名“虎”是有關系的。石勒被掠賣到山東為奴之後，他母親王氏拉扯着石虎留在并州，落到劉琨手裡。劉琨為了拉攏石勒，于嘉平元年（311）十月，把王氏和石虎送到石勒在葛陂的大營。這一年石虎十七歲，研究者據此推算石虎生于晉惠帝元康五年（乙卯，295）。年數推算自來不易得實，多一年少一年也是常态。我認為石虎生年實際上應提前一年，即元康四年（甲寅，294），因為這一年才是虎年，石虎即由此得名。古突厥文碑銘中的虎是bars，不知道石虎的本名是用這個突厥語詞彙呢，還是用了羯語詞。石虎與石勒重逢以後，地位與以往不同了，要有華夏式名、字，所以直接取漢字虎為名，算是意譯，而以季龍（小龍）為字，算是與石勒的字相應和。

更值得讨論的是“石”這個姓氏。同樣是西晉末年的羯人，有的人有姓氏（如部大張㔨督），有的人沒有（如石勒），造成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各自不同的社會與政治地位。非華夏人群本無姓氏，内附使他們進入漢魏晉的管理體制，其首領階層及其家庭可能因登記著籍的需要而獲得姓氏，但普通部衆在文書中僅以數字存在而無須著籍，故不必确定華夏式姓氏。問題在于，我們對那時的管理所知甚少，比如，武鄉羯人的管理權是在武鄉縣，還是在上黨郡？亦或是在護匈奴中郎将系統？希望今後有新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知道更多。

概括而言，普通羯人因無著籍需求而不必擁有華夏式姓氏。石勒沒有姓氏，說明他的家庭連“部落小率”都不是，即便在羯人社會内地位也是不高的，所以他随時可能被管理者縛賣為奴。事實上，他先是差一點被“北澤都尉劉監”（疑是匈奴五部的上層人物，北澤或當作北部）賣掉，後是被并州刺史司馬騰抓住送到山東“賣充軍食”。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羯人都如此悲慘，有部大身份的張㔨督一直擁兵駐紮上黨，說明上層羯人得免于為奴，被縛賣的主要是石勒這樣低賤的羯人，而他們是沒有姓氏的。

汲桑何以為石勒取“石”為姓？姚薇元《北朝胡姓考》據《魏書》記石勒“居于上黨武鄉羯室”，認為“羯室”和《魏書》的“者舌”，以及唐代的“柘支”“赭時”等一樣，是對Chach（昭武九姓之石國）的一種音譯，并由此得出結論說，石勒得姓非由音譯，而是一種意譯。町田隆吉也說，羯人源于西域的石國，羯即Chach之音譯。按照這個理解，一部分石國粟特人先被匈奴掠至草原，東漢時又裹挾到塞内，最後落腳在武鄉。匈奴人一直以他們的故國之名Chach稱呼他們，魏晉官方則用“羯”這個含有羞辱色彩的漢字（本義為骟過的公羊）予以音譯。羯人一直記得Chach的意思是石頭城，汲桑即據此為石勒确定了姓氏。

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

這一理解中最有力的部分是石國的地理位置，即中亞綠洲城邦中最接近草原地帶，草原遊牧人崛起時受影響最深最直接。匈奴勢力覆蓋西域時，如果從中亞綠洲諸國擄掠一部分人到草原，那麼石國是最方便的目标。但是，Chach的本義是不是石頭，還存在很大的疑問。雖然有隋唐史料的支持，加上托勒密《地理學指南》所記“石塔”的旁證（十一世紀的阿爾比魯尼Al-Biruni說托勒密的石塔就是塔什幹，但有研究顯示這一比對很可疑），研究者仍有所保留。

語言學家試圖把Chach與石頭聯系起來，如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試圖論證康居/羌渠的本義是石頭，等等。阿拉伯征服後，Chach逐漸為阿拉伯語的轉寫形式Shash所替代，十一世紀後連Shash也為突厥語波斯語的混合形式Tashkent（塔什幹，意思是石頭城）所替代。流行的說法是，Tashkent的出現是對應Chach/Shash本義的。不過早就有研究者建議，Tashkent可能是從Tazkent （大食人之城）轉化而來。這裡不做繁瑣引證，簡而言之，Chach的本義是石頭城這個說法還是應該存疑的。

蒲立本著《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

隋唐史料把Chach譯為石國，到底是意譯呢，還是音譯？如果是意譯，就與傳統史書對西域各國的譯名規則不一緻。我認為，以石國譯Chach是音譯而不是意譯，稱石國王室姓石氏，反映的是漢文史書的叙述傳統，并非石國的真實情況。有意思的是，隋唐史官提到石國時，并沒有聯想到西晉末年的羯人與石勒，把二者聯系在一起的是二十世紀的史學家。這種聯系基于三個理由：羯與赭時音近；西域胡人的形貌特征及祆教信仰；石勒獲得的姓氏。當然，建立某種間接的聯系并不違反邏輯，但必須看到這些聯系是間接的和纖弱的，有時甚至是不必要的。

回到石勒得姓上。我相信，汲桑為石勒制姓時，并沒有進行曆史和地理考證，而石勒這樣的寒微之人，對羯人部族數百年來的源流也不可能有什麼知識。汲桑唯一的依據就是石勒來自羯人，故拟羯音為其姓，命他姓石。石即羯，二字音近，且為常見的華夏姓氏。取非華夏人群之名稱（現在所謂“族稱”）為華夏式姓氏，常見于中古，如蠻人可姓文、萬、梅、問，氐人姓齊，扶餘人姓餘，高句骊人姓高，狄人姓翟，累姐羌人姓雷，等等，都是所謂“以國為氏”的例子。汲桑因石勒為羯人，遂以羯為姓，隻是羯這個字顯然是魏晉官方特意采用的惡稱，不宜用作姓氏，所以另選了音近可通且為華夏舊姓的石字。

至于羯人的故鄉是不是藥殺水上的Chach，Chach的本義是不是石頭，這些問題當然還有讨論的空間，而我并不具備參與讨論的能力。我隻是想強調，汲桑為石勒制姓時，腦子裡并沒有這些知識背景。

補記：

胡鴻：《石勒：翻轉華夷秩序的“小胡”》，《澎湃新聞·私家曆史》，2020年5月29日發表。

這篇小文是受胡鴻《石勒：翻轉華夷秩序的“小胡”》一文啟發而作，多為猜想，談不上考證研究。小文草成後請于子軒同學審讀，他對羯人本名的語源另有考慮，我認為很有道理，值得重視。現把他的話附在這裡：“我贊成您對‘石’的理解，也接受《晉書》‘初名㔨’後脫‘勒’字的判斷。将‘匐勒/㔨勒’釋作balïq進而與‘龍’聯系起來，很大膽，也說得通。不過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既然漢字轉寫‘㔨’與羯人呈絕對的相關關系（且有三例）而不見于其他突厥語或其他非漢語名号，它背後極有可能是一個伊朗語詞，我認為是中古時期整個伊朗語世界都很常見的baγ/βγ （god, lord），在Lurje的粟特語人名集裡收錄了十七種以βγ為第一部分的人名，這些人名的第二部分可以是好多詞（連在一起意思比如神奴、神的榮耀、新神等等），這與漢文史料中帶‘㔨’人名的情況非常符合。在音韻上，㔨、匐的收聲-k/-j和βγ的收聲γ也對得上。我覺得也許以伊朗語理解羯人的名字比突厥語更合适，因為史料裡清晰展現了他們與匈奴帝國的其他人口相比獨特的一面。這個時代的對音問題難有确定的答案，僅作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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