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些年來，台灣電視劇影響力已經大不如前，但台劇每年還是偶有佳作，比如2018年的《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7年的《花甲男孩轉大人》，2016年的《天黑請閉眼》《荼蘼》等。這幾天又有一部台劇引發廣泛反響，是台灣公視和HBOAsia合作的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這部劇的卡司非常強大，由執筆過《誰先愛上他的》《出境事務所》的台灣知名女編劇呂莳媛編劇，暌違小熒幕15年之久的賈靜雯、金鐘影帝吳慷仁等聯袂主演。

更難得的是，《我們與惡的距離》突破了台劇小清新的風格窠臼，觸碰到更深刻的社會議題與人性議題。

《我們與惡的距離》海報

一起殺人案的後續風波

該劇根據台灣真實的惡性社會事件改編。李曉明在戲院随意開槍射擊，造成9人死亡21人受傷。編劇的視角聚焦于李曉明兇殺案對不同家庭造成的影響與動蕩，及其引發的後續風波。所謂的“無差别殺人”是指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沒有仇怨，随機選擇作案目标、在作案現場見誰殺誰的殺人案件；犯罪嫌疑人作案是有預謀的，殺人的手段一般也有預謀，隻是作案的對象是随機的。

無差别兇殺案

宋喬安（賈靜雯 飾）和劉昭國（溫升豪 飾）是一對夫妻，在兩年前的李曉明案中，他們的兒子被殺害。宋喬安是一家電視台的新聞總裁，兒子被害後，她性情大變，成為職場上公認的“女魔頭”；她一回家就酗酒，與丈夫劉昭國的婚姻也陷入危機，對女兒疏于關心，與女兒的關系也非常緊張。

宋喬安和劉昭國，他們的兒子被殺害

李大芝（陳妤 飾）是殺人兇手李曉明的妹妹。李曉明殺人後，他的家人因為社會壓力與自責心理，都堕入深淵。他們開的面店倒閉，父親整日喝得大醉，用酒精麻痹自己；原本在上大學且有美好前途的李曉文也一蹶不振。母親不忍看到李曉文也變成廢人，“家裡要死，死三個人就好了，不能連你也葬在這裡”，幫她改名李大芝，并與李大芝斷絕聯系，讓李大芝隐姓埋名重新生活。但李大芝活得小心翼翼，又恰巧成為宋喬安的手下。

殺人兇手的妹妹李大芝

全社會都希望盡快處死李曉明，李曉明的辯護律師王赦（吳慷仁 飾）除外。在公衆的認知裡，為殺人犯做辯護要麼為名利要麼不是好人，劇集一開始就是以王赦出場被潑糞開始的。實際上，王赦不為名利，他想知曉李曉明的犯罪動機，為什麼整個社會沒有接住他？我們要如何改善、預防，以杜絕類似悲劇再次發生？不出所料，王赦的做法遭到幾乎所有人的反對，包括他的家人。

殺人兇手的辯護律師王赦

編劇的野心非常宏大，通過一起無差别殺人案件，囊括并探讨諸多具有普遍社會意義的議題。比如被害人家屬該如何熬過喪親之痛，該如何重新建立起對生活的希望？比如殺人兇手的家屬是否該接受道德和輿論上的“連坐”，他們可以撇清關系自在生活嗎？再如是否要廢死，贊成廢死者認為死刑不能徹底根除罪惡，但這對于受害者家屬是否二次傷害？

殺人犯的家屬要承擔責任嗎？

通過種種社會議題，《我們與惡的距離》最後落腳到一個人性議題上：我們與惡的距離到底有多遠？李曉明無差别殺人是一種最大的惡，但這種惡是如何滋生的？會否在制造大惡的過程中，我們曾是無意識的幫兇？

惡是分等級的

雖然《我們與惡的距離》口碑極好，在豆瓣上評分高達9.3，題材也完全不同于一般台劇，但它的編劇思路在文藝作品中并不鮮見。美國著名作家杜魯門·卡波特的非虛構作品《冷血》，就對這一問題做過深刻的探索。1959年，在美國的堪薩斯州發生一起震驚全美的慘案，農場主克拉特一家四口全部被殺。不久之後案件告破，兇手是兩名白人，随即二人被判絞刑。

卡波特從報紙看到這則新聞，通過走訪大量的人物，其中包括被害家庭的鄰居，警方的調查人員，被捕後的兇手等等，用紀實 小說的手法，把豐富的素材組織起來，還原和演繹了一場兇殺案的始末。在他的筆下，讀者可以看見殺人魔佩裡的另一面，他的一生也是被損害、被碾壓、被侮辱的一生，因此他的性格敏感又脆弱、自尊又自卑、善良又殘忍。在卡波特同名傳記電影裡，卡波特如是評價佩裡：“我與佩裡像是在一個家庭裡長大，隻是有一天佩裡從後門出去，而我走了前門。”

換言之，在佩裡的身上，卡波特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看到了許多人的影子。善與惡，并非我們想象中的那樣泾渭分明，它存在着一個複雜而斑駁的中間地帶；那些體現在他人身上的罪惡，與我們的距離也并非遙不可及。這距離也許僅僅就在一念之間，在于我們經曆不同、境遇不同，如同你走了前門，他走了後門。

就目前的劇情看，《我們與惡的距離》并沒有超越這一思考。隻是編劇非常聰明，她知道如果以此來解讀李曉明，會引發社會公憤，因此她以另一個潛在的李曉明——應思悅（曾沛慈 飾）的弟弟應思聰（劉修甫 飾），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社會遭遇來體現人性的斑駁，以及衆人是如何将他推往“後門出去”的。比如整個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誤解、歧視和排斥，比如媒體為了吸引眼球是如何标簽化、污名化某些群體的，比如公衆在網絡上不自知的暴力。

應思聰有精神疾病，他“綁架”幼稚園孩子，為的是拍攝片子，沒有惡意。

劇中對媒體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嚴厲的批評

但如果《我們與惡的距離》最終導向的結論，是像有些評論者所說的那樣，“‘無差别殺害’可怕，但更可怕的是這場‘無差别殺害’過後的人心”，亦或者“因為我們都有罪惡，原諒惡人也是原諒我們自己”，那麼《我們與惡的距離》哪怕評分再高，它也是一部價值立場上高度“僞善”的作品。

這是因為：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惡，就是無差别殺人這樣的惡（無差别殺人者是“一個人的恐怖主義”），哪怕每一個普通人身上都有惡，但他們與殺人李曉明，都有着本質上的區别。惡是分等級，一步的惡與一百步的惡永遠不能混淆一談，就好比闖紅綠燈是惡，殺人也是惡，但兩者天差地别。不能因為每個人身上都存在某些惡，所以我們就應該理解并寬宥那種殺人的惡。

這看似是理解人性的複雜，實則是讓人性的判别标準陷入虛無，是對極端惡的縱容。

當然，這也絕對不是說，隻要不是罪大惡極，小奸小惡也是可以的。現實生活中太多慘重的悲劇告訴我們：哪怕是再微小的惡意，都是投向湖中的石子，它可能會蕩開惡意的漣漪，最終引發風暴。就比如互聯網上的一句匿名惡意，看似無關緊要，可千萬個這樣的惡意堆積，就會摧毀一個人。

要求人們成為“聖人”，也是道德綁架

細心的觀衆可能會發現，《我們與惡的距離》在刻畫人物群像時存在一個特點，加害者及其家屬，是正面的、凄慘的；與之相對的，受害者或者被恐懼綁架的普通人，可能是有人格瑕疵或無理的。

比如最近更新的3、4集裡，編劇簡略回顧了殺人犯李曉明的過去，他聰明安靜，是父母眼中的乖兒子，是妹妹眼中的好哥哥；他的家人也因為他過得多慘，多麼生不如死……

編劇希望能夠引導觀衆，對加害者及其家屬有更多了解，良苦用心。問題在于，加害者都那麼像一個“好人”了，那罪惡如何産生？難道是受害者和社會的責任了？是宋喬安代表的媒體斷章取義，是王赦妻子代表的公衆的恐懼和不理解？

當應思聰到幼兒園“綁架”孩子拍片子，他的确沒有惡意，他的姐姐也像天使一樣善良。但他沒有惡意，幼兒園的孩子和他們的父母就該承受幾個小時的恐慌嗎？

可以試圖探索惡的根源和動因，但永遠不該模糊惡的始作俑者的主要責任，否則這就是一種僞善。可以探索加害者的冤屈，但無辜受害者的冤屈才是最大的。

王赦的妻子無法理解王赦

因此竊以為，王赦的困境（也是編劇的困境和這部劇的困境）有兩個。其一：他試圖探索惡的社會性根源，恰恰忽略了惡的主觀性——所有惡最終是個體做出來的，個體才是核心。通俗點說，他始終在探索惡人作惡的外因，卻忽視了内因。

劇集中李大芝的老師曾對李大芝說，不要讓别人知道她的身份，“永遠不要挑戰人性”。換句話說，你永遠不知道人性的底線有多低。不該一廂情願地認為，我們将社會制度的所有漏洞都填補上，惡人就會絕迹，惡性殺人就會絕迹。很多人哪怕遭受了同樣的惡意，他們也不會将更可怕的惡意對向無辜者——李曉明卻這樣做了，這是他真正可怕之處。

不去限制加害者的作惡，反倒一味呼籲普通人給他們“愛的供養”，或者讓渡權利讓他們“改邪歸正”，不覺得這種“愛最大”非常鄉願嗎？

再完善的制度都無法根絕惡，所以需要我們生而為人的主觀能動性。

王赦的第二個困境是，他對人性烏托邦的執迷，可惜烏托邦存在嗎？在通往烏托邦的路上，會否造成新的傷害？

應該承認，王赦這種理想主義情懷和堅持，非常令人欽佩。他認為隻要找到了作惡的動因，就能根絕惡了；隻要人人獻出一點愛，這就是美好的人間了。他自己就是這樣的踐行者。

隻是，一方面人性的烏托邦并不存在。因為絕大多數人都是普通人，沒有成為聖人的道德義務。完善制度、改良社會的目的，也不是讓每個人都成為聖人——這不可能實現，而是讓每個人都成為懂得處理自己惡意、能夠與自己的惡意和諧共處的人：我們雖有可怕的惡意，但每當它冒出來，我們都能夠把它壓下。

不要要求公衆都成為沒有惡意的聖人。公衆有權恐慌，有權憎恨，有權不原諒，有權不為所謂的社會大義犧牲個人利益；隻要你不違法亂紀，不作惡，就請遵從自己的内心選擇，愛你所愛，恨你所恨。這才符合真實的人性。

另一方面，通往烏托邦也可能造成新的傷害，甚至滋生出新的惡來。就比如王赦懷胎六甲的妻子天天為他擔驚受怕，因為女兒被“綁架”身陷恐慌時，王赦卻責怪妻子是在“情緒勒索”。他盡到丈夫的職責了嗎？如果因為對烏托邦的向往，要求那些心懷仇恨的人（比如受害者家屬）放下仇恨、選擇原諒，這是否也非常殘忍？

王赦的妻子生活在恐慌中

這裡插一句，編劇對王赦的刻畫并不成功。吳慷仁在采訪中曾說：“律師們也告訴我，當他們實際去看犯罪迹證、被害者照片，第一時間都會顫抖。但他們仍然需要去為犯人辯護，那個心境該是多複雜？”很遺憾，觀衆看不到王赦“複雜”的心境，目前這個角色單薄得像“聖母”。

好的制度涵養好的人性。現在很多時候是，最基本的制度建設還未做好，就一味地高喊口号，提出過高的人性要求，甚至以此來約束大多數人。結果，人性烏托邦沒有實現，相反造成新的群體撕裂。就如同王赦是在彌合社會矛盾，還是加劇矛盾？至少這部劇中，我看到的是他造成家庭的矛盾，加劇了受害者家屬的痛苦，讓社會情緒愈發激憤。這其實就是當前台灣許多議題撕裂的症結所在，這也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掉入的陷阱。

王赦缺乏變通的理想主義，是否也在傷害一些人？是否會滋生出新的惡意？

這部劇雖然引發讨論，但我并不看好它會對台灣撕裂的“廢死”議題等有所幫助，因為它太高高在上了，太空大了。它是一部“煽情”的作品——會讓觀衆暫時性地感覺深刻、暫時性地想成為一名聖人，但這種感覺不會長久。因為對普遍人性的弱點缺乏真正的尊重、體認和同情，就不會有真正的建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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