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經史子集的經部的感悟?作者：趙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于對經史子集的經部的感悟?以下内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對經史子集的經部的感悟

作者：趙培（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今傳《尚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個部分，共五十八篇。此書漢以前單稱《書》，漢代稱《尚書》，宋以降稱《書經》，是彙集古代堯舜、夏商周三代帝王号令、賢臣嘉謀的記錄（通過實錄或追述的形式）編纂而成。《尚書》在儒家從“五經”到“十三經”的演進系統中始終有着重要地位。《書經》成立涉及《尚書》形成及其地位的确立兩方面問題。

從西漢開始即認為《尚書》有百篇，孔子論序之。《漢書·藝文志》載：“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自堯，下迄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班固之說當本于劉向、劉歆父子。揚雄《法言·問神篇》言：“昔者說《書》者序以百。”在這套關于百篇《尚書》形成的叙述中，早期的《書》同《詩》一樣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似乎并未成書。但事實可能并非如此，《禮記·王制》雲：“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之以‘禮’‘樂’，冬夏教之以《詩》《書》。”可知周初貴族諸階層之“國子”“學子”已需要學《詩》《書》，而樂官掌《詩》《書》之教。當時之《書》作國子教本與王者鑒戒之用。如此，從宗周之《書》到孔子纂序的儒門之《書》的轉變，是《書經》成立問題的第一個關鍵節點。對這一節點的讨論，可以延展至商代《書》學的問題，則涉及商周鼎革對《書》學的影響。從研究方法上，還涉及材料辨證，例如前引《禮記·王制》的記載能否作為證明宗周官學設置的依據等問題。

《論語·先進篇》中錄子張之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此處之“書”應為一般書籍，而其他篇中又幾次提到《詩》《書》雲等。既然春秋之末已經有彙編之書，而《詩》《書》得其彙編，應該不是問題。《孟子》已多次提及《書》中具體篇名，如《堯典》《太誓》《武成》《太甲》《湯誓》等。《萬章上》言《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不僅引篇名，已初具傳注之樣态。僅就二書所見，基本上可以斷定，至晚到孟子之時，《書》已成編為儒門教本。

然而，《書》在流傳過程中多次遭遇損毀遺落，無論是宗周之《書》，還是儒家内部所傳之《書》，均未能完整流傳下來。究其原因，孫星衍有“七厄”之說：“一厄于秦火，則百篇為二十九；再厄于建武，而亡《武成》；三厄于永嘉，則衆家《書》及《古文》盡亡；四厄于梅赜，則以僞亂真而鄭學微；五厄于孔穎達，則以是為非，而馬、鄭之注亡于宋；六厄于唐開元時，诏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則并《僞孔傳》中所存二十九篇本文失其真；七厄于宋開寶中，李鄂删定《釋文》，則并陸德明《音義》俱非其舊矣。”（顧炎武：《日知錄》卷二，黃汝成集釋，栾保群校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23頁）孫氏所言“一厄”即百篇之《書》經秦火而僅存二十九篇，這可以說是《書經》成立問題的第二個關鍵節點。

漢朝初尚黃老，學術格局呈現出過渡之态，百家之學有經秦而再起的勢頭，經過短暫的争鬥（主要是道家同儒家），到漢武帝時“表彰儒術”，儒學逐漸定位一尊。這一時期的《書》學，開始從儒門“家言”之學化作漢家立國之學。經籍本身雖經過民間搜獻，但仍未能補為完帙。以殘經傳大道，并且服務于統治集團，也就是在官方認可的同時，要在資政與經理兩方面同時确立自身的“權威性”，自然對當時經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書》經博士還面臨着他經博士的競争。這些壓力在伏生後學中，主要表現在歐陽與大小夏侯的争論與分歧上。今文經學内部的分歧以及經典的殘損為接下來古文學派的争立埋下了伏筆。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言：“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或懷疾妒，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随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可知，劉歆以百篇《尚書》為全，而以當時所傳之二十九篇為“不備”。也正是在此篇當中，劉歆點明了漢代存經立學之原則：“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複廣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并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甯過而立之。”這種諸學兼存的立學原則，一定意義上強化了經典的“适用性”，或言其現實指導性，但也埋下了經典解釋“靈活性”的風險。可以說，經典化過程中所要求的絕對的經與絕對的傳之形态，并未在這一時期完成。但是，儒家經典之學在這一時期的經曆及其呈現樣态奠定了其經典化過程之獨特性。

《書經》成立的第三個關鍵節點就是劉向、劉歆父子校書與古文學派的争立學官。如前所述，民間的古文經學一直也在争立官學博士。劉歆的《移讓太常博士書》可以看作兩派争立的标志性事件，他當時建議将古文經《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逸禮》列于官學，遭反對，未果。在此之前，西漢的王國之學，尤其是河間獻王劉德就很重視古學，在其封國之中立《毛詩》和《左氏春秋》博士。到平帝時，王莽支持立了五個古文博士。到了新朝時，古文經更是上升為官學。這一時期，表面上看是今古文之争，實際上有其一貫性。它們都是在解決經典殘缺以及傳解不定同大一統王朝資政需求之間的矛盾問題。劉向歆父子補充和重新校訂了經文，試圖以此為基礎董理出新的确定的經典與統一的傳解，這也是經典“大一統”地位确定的必然要求。但是，這一任務，他們隻完成了一半，也即盡量确定經文，初步統一傳解要到更晚的東漢末的鄭玄。東漢古文經的興盛與鄭玄的融通今古遍注群經可以說是《書經》成立的第四個重要節點。

從賈逵、馬融到鄭玄，經學顯示出一種“文本化”的傾向，資政的傳統暫時退居次要位置，經典和傳解的大門第一次出現了關閉的可能。某種意義上講，若不是東漢末年政治局面的混亂以及随之而來的大紛擾，從經學内在之理路上看，或許儒學真的在漢末，在鄭玄那裡就完成了經典化過程。但是現實不可假定，政治與學術并未同軌。在鄭玄統折中諸家統一傳解的同時，國家局面卻從大一統走向了分裂。不久永嘉之亂，孫星衍所言之第三厄出現，“則衆家《書》及《古文》盡亡”。兩漢數代人之努力，一時間似乎回到原點。

随後的情況，孫星衍概括得已非常清楚，鄭玄之注後來遭遇王肅等人之挑戰，而永嘉之後的《尚書》再經梅赜倡以古文孔安國傳，緻使“以僞亂真而鄭學微”。孔穎達官定《正義》采梅本而用之，“以非為是”，又因其官學之燭照，東漢諸家注逐漸亡佚。後再經衛包改字，則梅本所存的二十九篇亦失其真。開寶中，李鄂删定《經典釋文》，則陸德明《尚書音義》中所存之内容亦非其舊。經此“七厄”，所以閻若璩說今傳《尚書》“不古不今，非伏非孔”。（閻若璩撰，黃懷信、呂翊欣點校《古文尚書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90-93頁）閻氏以鄭玄所注為判斷是否合乎孔安國所傳古文面貌的依據，而以蔡邕石經殘片為判斷是否合乎伏生所傳今文面貌的依據，結果發現梅本《尚書》之形态既不合乎孔安國的古文本，亦不盡同于伏生的今文本，故得出上面的結論。另外，就其傳解而言，在兩宋乃至元明理學大潮之中，《書集傳》逐漸超邁古注古學，獨樹一幟。

綜上所述，《書經》之成立問題，從經傳關系上來看，其權威性呈現出一種波動性特征。作為經典的地位在某一時期似乎完成了，但卻很難穩固，或許更準确地說，《書經》的經典化問題從來未能徹底完成。經本之殘缺注定了經典之門永遠難以閉合，而兩漢的兼容并蓄的立學原則，也注定了傳解難以定為一尊。但是，我們并不需要為此遺憾，因為這正是儒家經典和學說的魅力所在，關而不閉，曆久彌新。

《光明日報》（ 2021年11月01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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