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啦,西安搖滾! 》對大衆而言,真實的曆史并不重要;他們需要的,僅僅是地域帶來的歸屬感、自豪感,好像比起外地人來說,生活在這裡的人天生自帶優越性。(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于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我從來都不是西安搖滾的參與者,所以,我的談論,注定會很片面。
大約是2005年前後,接觸搖滾樂才一年多的我,腦子裡突然跳出了一個城市的名字:西安!與此同時,一片名為“大西北”的地域,在我意識裡也有了文化意義上的雛形。
等等,讓我想想,為什麼是西安?許巍、張楚、鄭鈞?不,不隻是這些。還有死因池、黏液、腐屍……前面三位就不用說了,後面幾支樂隊,我是在一些搖滾樂雜志附帶的唱片裡聽到他們的。還有綠洲音樂網,好幾次上網搜索歌曲時,它都幫了我忙。
所以,我怎能不對西安産生期待?十多年前,互聯網上的資訊遠沒有今天這樣豐富,更沒有誰向我介紹西安整體的搖滾現狀,但在我心裡,這座城市是當之無愧的西北搖滾之都。那時我還在故鄉昭通最好的一所中學裡念高中,搖滾樂在我心裡播下渴望的種子,我想,以後一定要去西安看看。
2011年,這個願望實現了。在大學畢業之際,我開始了新戀情,男友在西安工作,我從太原坐上火車去了西安。激動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西安這座城,髒,舊;最關鍵的是,我看不到六七年前雜志裡描繪的那種搖滾盛況。
此後每一年,我都會去西安住一段時間。我住的地方在東郊,繼續往外走就是灞橋區,站在浐河邊,能看到遠處的白鹿原。雖然從小就讀過關于灞橋的詩詞,陳忠實的《白鹿原》也從頭到尾讀完過,但這一切對我沒有吸引力。我被這座城市稀缺的現代性所困惑。我發現,大多數西安(包括整個關中)百姓,都有強烈的曆史優越感和地域自豪感。他們樂于向外地人誇耀一個古老的西安:“咱西安可是十三朝古都呢!”但你若是細問哪十三朝,沒幾人能答出來。相關的曆史掌故,他們也說不出幾個。我漸漸明白了:對大衆而言,真實的曆史并不重要;他們需要的,僅僅是地域帶來的歸屬感、自豪感,好像比起外地人來說,生活在這裡的人天生自帶優越性。而這種可憐的優越性,本質上僅僅是自我安慰,其實祖先的輝煌,與他們今日的平庸早就八竿子打不着了。
如此形容西安的市民心态,似乎太過刻薄,畢竟在中國其他地兒,這種情況也好不到哪去。但事實确實如此,當我以外鄉人的身份對西安進行旁觀時,感知到的,可能比身在其中的人所理解的更清晰。對地域的迷戀,使大部分關中人不願離開故土,因此,他們對外面的世界缺乏切身體會,一旦陷入生活舒适區,緊接而來的便是思想的定型。在固定觀念的指使下,故鄉中心論形成了,對外界的錯誤認知也就不可避免了。
對于過慣了沿海生活的我來說,每次來西安,就要經曆一場精神上的折磨。沿海城市有極強的開放性和融合力,我所生活的海口市,包容了五湖四海的人;這座海濱城市還能自然而然地,把可笑又狹隘的地域貴賤之分統統削平。每個人,将故鄉的文化帶到海南;不同的思想,每天都在碰撞、交融,這種交流,能非常有效地改變人的眼界。但在西安,很難對此有所期待。地域優越性和故鄉中心論的前設,禁锢了西安人的思維,局限了他們的視野。
一切都陳舊、狹隘,西安曾帶給我的神聖感不堪一擊地坍塌。回想起高中時讀過的《廢都》,在有了西安生活經驗後,我才真正地感受到其中的憂患。我也常常反思自己,是不是對這座城市帶有偏見?如果有,那我必須找到重新認識它的路,比如,再回到搖滾樂,可不可以?
2013年,我在西安看了黑撒、王建房、馬飛的現場。在他們的作品裡,我吸收到一些東西。這至少可以說明,少部分人仍在這座城市裡探索着“新”。此後幾個月,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西安會有搖滾樂的土壤?
首先,我認為這源于一種文化自信。搖滾樂在西安産生,比在北京晚不了幾年。要知道,上世紀80年代的交通遠沒有現在這樣發達,文化産品(磁帶、書籍)的豐富程度與流通速度,也不能與今天相比。但對第一代西安搖滾人來說,在有幸接觸到搖滾樂後,能身體力行地參與到新文化的建構中,是一種崇高的使命。同時,西安帶給人的文化自豪感,又使他們充滿信心:别的地方能做好搖滾樂,我們這裡也能做好。
其次,在西安,強大的傳統力量不斷排擠現代性,反而為搖滾樂提供了反作用力。在閉塞的地方,被施以重重壓力的新事物,卻往往有可能反彈出耀眼的光芒。壓抑與反壓抑、規訓與反規訓,是搖滾樂永恒的張力。許巍早期的《兩天》,就是對壓迫的回應,在近乎受難的體驗裡,搖滾樂的力量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第三,陝西傳統文化中的部分元素能與搖滾樂找到鉚合點。秦腔、華陰老腔、陝北的信天遊,都帶有釋放的态度,蘊藏着在壓抑中追求自由的訴求,它們與搖滾樂的精神不謀而合。西安是陝西省的省城,也是西北地區重要的城市,在這裡,陝西各地的文化資源有了與搖滾樂碰面的機會。
第四,西安獨特的城市規模和城市空間,為搖滾樂提供了便利,搖滾生态也由此形成。如果城市太小,首先在搖滾樂隊的數量上就構不成規模;如果城市太大,又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樂隊、樂手和相關人員的生活空間。而在西安,樂手、樂隊、演出策劃人、演出場地投資者(如酒吧)、唱片店老闆、搖迷等,都有機會交流互動。在西安交通大學,我就看過一場校園樂隊的露天表演,這無疑也是西安搖滾生态的一部分。以上,都是西安搖滾樂得天獨厚的條件。
不可否認,西安的搖滾樂,在中國搖滾史上有特殊的地位。但它也面臨着艱難的轉型。音樂本身、市場、環境、個人命運的轉折……都是它要解決的問題。超級馬力樂隊主唱錘子在《昨日不辭而别:廢都搖滾記憶1990-2014》一書裡,也深入探究過這些問題。這是中國首部地域搖滾史,書中,錘子對西安搖滾的諸多參與者們進行了采訪。他用克制卻又飽含深情的筆觸,再現了西安搖滾的激情與光榮、焦灼與彷徨。難得的是,他對西安搖滾的反思是冷靜的、客觀的。對錘子這代人來說,第一代搖滾音樂人那種文化自信心已是上個世紀的傳奇;随着視野的擴大、經曆的豐富,錘子和他的同行者,其實已經很清楚西安的文化環境與外界的差距。放眼全國、全世界來看,西安如何調整自身的搖滾文化身份,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努力。
也是在2013年底,我開始結識西安的詩人朋友,不多,就幾位,但對我來說已足夠。和他們的相處讓我認識到:這座古都并沒有抛棄現代性,盡管新的燭光是那麼微小,盡管多數的人,還不知道這團光的存在。而在西安搖滾樂的困境中,我認為最核心的文化難題還是:當傳統催逼出的力量,已不再能為搖滾樂提供除呐喊、反抗之外的養料時,搖滾樂該怎樣從更複雜的現代體驗和現代審美中找到新的路?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期望現代性能在這座古都煥發出勃勃生機;我還期望,那種現代性應是中國性的。除搖滾樂外,我對整個中國的當代文學、藝術也懷有這樣的期盼。
錘子的書裡還收錄了一篇許巍的訪談。在談到當年為什麼會離開西安時,許巍說:“在西安時,我常想,我一定要離開這兒……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找一種自己幻想中的新生活。”
“我一定要離開這兒”,這句話像铿锵的石塊從紙上向我投來。我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向往西安的人,其中大多數,都是被它曆史和古典的一面所吸引。但我的向往,完全來自搖滾,來自現代性。而現在,當我發現我的向往隻不過是一場幻夢時,也會像許巍那樣選擇離開,并五味雜陳地說一句:“别啦,西安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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