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31日，是史鐵生去世整整十年的日子。

我總記得那天是個周末，可是記憶對我撒了謊，查日曆才知道那天是周五。我這個人的淚腺不是太發達，面對巨大的傷痛的時候我第一反應從來不是哭泣，而是心裡被重重地一擊，進而會有些喘不過氣。

這十年我也很少再跟什麼人聊起你，但每到歲末，每個孤獨困苦的時刻，我卻都會想起你。

2011年1月4日下午3時，北京，“與鐵生最後的聚會”在798舉行，紀念這位在2010年最後一天去世的著名作家

你的每篇散文我都讀過，你的文字一樣透着一股蒼涼的孤獨，背後卻透着善良與希望。你的散文裡，《我與地壇》自不必說，《秋天的回憶》《合歡樹》《好運設計》以及《病隙碎筆》系列我都不知讀了多少遍。

可這十年，我基本再沒有讀過你的文字。

因為我變忙了。

我總覺得，純文學的閱讀和寫作一定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一、在現實生活中的交流障礙（社恐）；二、憂傷。人的表達欲和能量就那麼多，話都在日常生活中說完了，還寫什麼呢？日常生活裡無話可說，與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人，才能在書桌前憋上一肚子話。快樂的時候寫字的欲望一樣會減弱，“文章憎命達”，這是真理。

以上這兩個條件我都不具備。

但每次去北京，但凡有空，我還是會去地壇。地壇早已不是你筆下那個荒廢的古園，它成了國家級文保單位，被修葺一新，成了市民公園一樣的存在，無論是白天還是夜裡，裡面總是很多溜達的大爺和跳廣場舞的阿姨。你說地壇的每一個角落都有你的車轍，每次去地壇我都會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停下，想到三四十年前你在這裡的時候，是怎樣的心情。當時的月亮，一夜之間化做今天的陽光。

為了寫這封信我又回頭看了你的好些文章，卻又屢屢合上書，不忍卒讀。比如《我與地壇》裡你寫自己的母親：“曾有過好多回，我在這園子裡呆得太久了，母親就來找我。她來找我又不想讓我發覺，隻要見我還好好地在這園子裡，她就悄悄轉身回去，我看見過幾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見過幾回她四處張望的情景，她視力不好，端着眼鏡像在尋找海上的一條船，她沒看見我時我已經看見她了，待我看見她也看見我了我就不去看她，過一會我再擡頭看她就又看見她緩緩離去的背影。我單是無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沒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樹叢中，樹叢很密，我看見她沒有找到我；她一個人在園子裡走，走過我的身旁，走過我經常呆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經找了多久還要找多久，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決意不喊她——但這絕不是小時候的捉迷藏，這也許是出于長大了的男孩子的倔強或羞澀？但這倔強隻留給我痛悔，絲毫也沒有驕傲。我真想告誡所有長大了的男孩子，千萬不要跟母親來這套倔強，羞澀就更不必，我已經懂了可我已經來不及了。”

堅強和脆弱都是很具體而相對的東西，在生活的磨難和工作的壓力面前我變得堅強了，但是面對你的文字我卻脆弱得不堪一擊。文字是同樣的文字，不同的年紀裡讀到，殺傷卻全然不同。

但也有很多，十年前根本沒有細想或者讀懂的地方，十年之後，我讀明白了，我更加走近你了。

《我與地壇》

比如在《我與地壇》裡你說：“我一連幾小時專心緻志地想關于死的事，也以同樣的耐心和方式想過我為什麼要出生。這樣想了好幾年，最後事情終于弄明白了：一個人，出生了，這就不再是一個可以辯論的問題，而隻是上帝交給他的一個事實；上帝在交給我們這件事實的時候，已經順便保證了它的結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個必然會降臨的節日。這樣想過之後我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麼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準備考試的時候，忽然想起有一個長長的假期在前面等待你，你會不會覺得輕松一點？并且慶幸并且感激這樣的安排？”

當年讀這段文字的時候，還沒有思考過生死的問題。很長一段時間裡我過得挺抑郁，一聽到死這個字眼都會渾身打哆嗦，甚至連時鐘滴答滴答的聲音都讓我感到害怕。

然後我又讀到你的文字。

你說：“誰又能把這世界想個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說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諸多苦難給這人間，你也可以為消滅種種苦難而奮鬥，并為此享有崇高與驕傲，但隻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會墜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麼？要是沒有愚鈍，機智還有什麼光榮呢？要是沒了醜陋，漂亮又怎麼維系自己的幸運？要是沒有了惡劣和卑下，善良與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為美德呢？要是沒有了殘疾，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我常夢想着在人間徹底消滅殘疾，但可以相信，那時将由患病者代替殘疾人去承擔同樣的苦難。如果能夠把疾病也全數消滅，那麼這份苦難又将由（比如說）像貌醜陋的人去承擔了。就算我們連醜陋，連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們所不喜歡的事物和行為，也都可以統統消滅掉，所有的人都一味健康、漂亮、聰慧、高尚，結果會怎樣呢？怕是人間的劇目就全要收場了，一個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條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

是啊，誰能把世界想個明白呢？曾經喜歡那種在大曆史裡俯視蒼穹的感覺，卻發現在海浪打來之前，你竟絲毫不知道你最親密的戀人有着怎樣的算計。關于這個你也說過了，《活出愛》裡你說：“一旦走向複雜，人與人就是相互的迷宮。這大概又是人的根本處境。我常常感到這樣的矛盾：睜開白天的眼睛，看很多人很多事都可憎惡；睜開夜的眼睛，才發現其實人人都在苦弱地掙紮，惟當互愛……上帝把一個危險性最小的機會給了戀人，期待他們‘打開窗戶’。上帝大約是在暗示：如果這樣你們還不能相互敞開心扉，你們就毫無希望了；如果這樣你們還相互隔離或防範，你們就隻配受永恒的懲罰。”……那些我說不出的歎息，你都替我說了。

如若真有天國，你一定也告别了肉身的苦楚，在那裡也有你的母親。這樣一想我真高興。

在《我與地壇》的結尾，你說：“要是有些事我沒說，地壇，你别以為是我忘了，我什麼也沒忘，但是有些事隻适合收藏。不能說，也不能想，卻又不能忘。”

今天（2020年12月31日）是你離開十周年的日子，我也一樣把這句話放到這篇紀念文章的結尾，總還是有很多的心事沒說，因為隻适合收藏。

熊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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