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商鞅之死的讨論大多集中在商鞅變法和既得利益者報複等方面。
商鞅是不是必須死?大家的意見比較統一,不是秦國恨商鞅,是既得利益者們恨商鞅。但是這裡邊有一個問題,就是既得利益者本身就代表着秦國,而秦國的強大對于既得利益者來說也是有利的(問題隻在于國家強大會不會給予他們相當的回報)。因此這個問題就沒有那麼簡單了,況且變法形成的新貴族很大程度上也是從舊貴族那裡轉變過來的。那麼到底誰恨商鞅,商鞅是不是必須要死?筆者認為這都是一個可選擇的,秦惠文王不殺商鞅行不行?很顯然可以,要是有這個魄力,秦惠文王豈不是更加偉大?因此,但國家利益和個人情感的權衡中,商鞅的死并不是一個必然性的問題,而是一個或然性的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這樣的推論,變法是否對秦國有利,與商鞅死不死其實不是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看過了《大秦帝國之裂變》,我想大家會對商鞅變法的過程有更加深刻的認識。劇中已經刻畫了一個明事理的秦惠文王,也緩和了之前對雙方那種魚死網破的激烈鬥争的印象。甚至,秦孝公為了保護商鞅,還許給了他大量的土地和軍隊,可以說商鞅擁有與秦國公室一戰的資本,但是他放棄了,是自己選擇了赴死。
回過頭來,《大秦帝國》是描述的不一定是對的,但作者給了我們一個思路,商鞅真的跑不出函谷關嗎?錢學森從美國都跑回來了好嗎?人要死需要就兩個條件,一是有人要殺你,二你要配合。
有很多的東西也不知道是不是戲劇描繪得過頭了。記得之前看過莫言老師編的一部話劇,叫《我們的荊轲》,劇中荊轲對赴秦刺秦的結局、太子丹對自己的利用、人生的價值等等都描繪得極為細緻,也就是說那些英雄他們不傻,我們今天苛責他們的方面,他們都曾經考慮過,最終做了我們認為傻的選擇。在這樣的理解下,這些英雄就更加偉大。比如有人說嶽飛不懂政治雲雲,如果當你知道了嶽飛明明知道那些亂七八糟的政治鬥争,依然選擇精忠報國,那你還能說他傻嗎?
商鞅為何身死?那麼商鞅身死,很大程度上應該說是政治鬥争造成的。在探讨商鞅變法身死的問題之前,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國的國家體制是不健全的,換句話說商鞅給秦國構建了一整套國家建制和運行規範。秦孝公曾說“諸侯卑秦”,說的不好聽一點就是秦國也算個國家?大體而言,秦國處于剛從遊牧民族安定下來的階段。雖然秦穆公曾經試圖加入中原文化圈,但失敗了,此後秦國一直在和西戎打來打去,國内也收編了很多遊牧民族,所以整體來看秦國國家水平很低,這是商鞅變法的秦國與列國不同的地方。商鞅身死,大概有這麼幾個原因:
1、通常說的舊貴族的反噬(部族仇恨或者個人仇恨)。說白了就是很多人沒有從遊牧的傳統習慣中走出來,他們想的更多的是家,而不是國(雖然早已立國,但這依然是個新概念)。
2、商鞅坦然受死。我們之前說了商鞅有很多選擇,但身死更能使他的變法事業更進一步,變法已經深入下去了,顯然已經不是國君或者誰想停就停的了的了。變法成長起來的新貴族、獲得土地的百姓已經擁有了舊貴族無法撼動的力量。商鞅的死,隻能使舊貴族在情理上更加被動。假如商鞅像孟嘗君一樣雞鳴狗盜而逃,是不是英雄氣頓減三分。
3、秦惠文王的政治策略。秦惠文王顯然可以不處死商鞅,但他還是這樣做了,希望能夠撫慰舊貴族,保證君位的正常傳承。可惜事與願違,是不是特别像漢景帝之于晁錯、建文帝之于齊黃。還好,秦惠文王粉碎了舊貴族的叛亂,使得商鞅變法的成果持續進行下去(萬曆就差多了,連很多好的政策也廢掉了)。
譚嗣同赴死時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有之,請自嗣同始。好像變法者必然不會有好下場,商鞅、吳起、王安石(還行)、張居正等。其實這是曆史叙述中特意安排的,啥叫變法?隻要從現在做的要與之前不同,便是變法了。春秋時期,管仲也算變法了。戰國變法的國家很多,申不害、鄒忌也變法了(變法徹不徹底不論,是不是之前的蛋糕理論依然是合理的)。曆朝曆代有很多皇帝想變法,他們手底下的人便是變法大臣 ,而變法的成功與否更重要的是皇帝本人。如漢武帝要将國策轉變,那麼董仲舒、衛青、桑弘羊等人都算變法者了。王莽、漢光武帝劉秀、曹操、諸葛亮、南北朝時期許多位皇帝(西魏宇文泰、北魏孝文帝、宋武帝劉裕)等等,不勝枚舉。他們變法有的成功,有的不盡如人意。
變法是一個中性詞,變法會然很多人難受和不理解,因此任何變法承受的阻力都非常大。我國要改革發放,最重要的不是十一屆三中全會,而是之前召開的理論務虛會。
就談這麼多吧,不同看法請諸君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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