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日本研究院講師程蘊在《日本學刊》2021年第5期發表《日本“印太戰略構想”推進過程中的“中心化”與“去中心化”》（全文約2萬字）。

程蘊認為，日本“印太戰略構想”（FOIP）的推進可視為一種規範生成過程。其中的包容性和排他性傾向，正應和了規範生成的 “去中心化”與“中心化”兩種模式。圍繞這兩種模式的轉換，迄今為止“印太戰略構想”的推進可分為1.0、2.0和3.0時代。

（一）規範生成“中心化”模式的構建：“印太戰略構想”1.0

1.0時代的“印太戰略構想”可追溯至安倍晉三第一次執政時期。其規範性内涵是旨在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嵌套進一個擴大版的亞洲共同體（印太地區）中，使整個共同體在經濟流通和公域治理方面都服從體現自由主義原則的規範約束。而相關領域的其他理念和規範性主張一旦與其有所抵觸，都将被視為落後或者挑戰。

但是，由于規範倡導核心尚未完全成型，所以安倍在第二次執政後并沒有将自己所主張的規範内涵更為清晰地闡述出來，而是通過發展與關鍵國家之間的夥伴關系、構建和擴展共同行動框架的方式來推動規範性共識的形成。因此，規範的生成與其說是主體觀念的傳播，不如說是通過構建夥伴關系來實現知識的聚合。對于第二次執政初期的安倍來說，這種知識聚合主要以兩種方式展開。

第一種方式是以TPP談判為載體，形成以發達國家國内經濟運行模式為模闆的跨國自由主義經濟共同體。除了進一步削減關稅外，還涉及更多限制政府幹預的自由主義原則。例如，政府采購無差别原則與采購過程中的公平公正對待原則、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競争條件的公平化以及對知識産權的嚴格保護等。這些規範将議題聚焦于政府與私營企業在市場中的不對等關系，通過自由主義方式的解決方案削弱了發展中國家政府經濟調控手段的正當性，從而使發達經濟體更易獲得掌控全球經濟的優勢。

第二種方式是通過構建一個志同道合的準聯盟體系，來确立一種全球公域自由進入的規範性共識，并使相關各方願意為之付出一定的成本。在安倍第二次執政之初，主要是通過“四方加對話”（Quad-Plus Dialogue）這一二軌外交的方式推進的。

2015年12月簽署的《日印願景2025》中，“印太”這一地緣政治概念首次在首腦級共同聲明中被正式使用。在這一聯合聲明中，自由主義規範不僅被嵌入了地區文化的本土語境中，安倍所倡導的兩個規範外延——自由貿易和全球公域治理，也被加以強調。這标志着安倍“印太”區域建構的初步成型，而以日美澳印為倡導核心的區域規範“中心化”生成模式也日漸清晰。

（二）從“中心化”到“去中心化”：“印太戰略構想”2.0

然而，有兩個因素很快導緻了推進“中心化”模式的停滞，進而使日本不得不探索區域規範生成“去中心化”模式的可行性。

第一個因素是規範倡導核心與理念傳播的主要目标受衆（區域内的中小國家）之間缺乏清晰的理念連接點。這導緻日本推崇的規範生成“中心化”模式很容易被看作是制造地區分裂的手段，進而阻礙了倡導者所持理念在區域内的進一步擴散。更重要的是，規範生成“中心化”模式所造成的壓力，激發東盟諸國推出了相應的輔助性規範——“印太展望”（AOIP）。

作為一種輔助性規範，東盟的“印太展望”在具體問題領域并沒有提出任何清晰的、可操作的行為準則，隻是強調了程序上的東盟中心主義和包容性。這種對程序性規範的強調，反映出中小國家對于規範生成“去中心化”模式的執着。而日本所構建的“中心化”模式在面臨抵制後，也不得不考慮其合法性問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日本将“印太戰略”更名為“印太構想”，有意識地向外界傳遞了一種“去中心化”的共塑規範内涵的意願。

促使日本轉向“去中心化”模式的第二個因素是作為規範倡導核心的美日之間的分歧。這一分歧最顯著的體現就是所謂“特朗普沖擊”。尤其在經貿領域，美國頻頻退出多邊體制，使日本賴以生存和實現繁榮的自由貿易體系面臨威脅。雖然經過日本政府的不懈努力，特朗普團隊最終接受了日本的“印太戰略”，且其核心規範内涵也并未完全丢失，但特朗普的“印太戰略”在經貿領域卻與日本存在着巨大差距。在2017年11月的APEC峰會上，特朗普在闡述自己的“印太戰略”時特别強調，美國要與印太國家通過公平互惠的雙邊貿易來削減本國的貿易赤字。這表明緻力于糾正政府與私人企業之間不對等關系的自由貿易規範，在特朗普這裡被首先打破。

美國政策的突變意味着安倍通過日美合作引領印太地區貿易規則全面升級的設想化為泡影。這進一步促使規範倡導核心内部的精英之間，在關鍵性議題的框定方式上也出現分歧。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特朗普政府更傾向于從基礎設施建設的軍事應用、數字監控社會治理方式的對外輸出以及所謂制度競争的“虛假宣傳”等對抗性角度來框定中國的行為。而與之相對，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框定卻更多是指向中國對外經濟活動中所存在的規範性偏差，即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在考慮對象國财政的健全性、項目的開放性、透明性以及經濟性方面存在明顯的缺失。

規範倡導核心的分歧使日本無法再通過單純的“中心化”模式去推動印太地區的規範生成。雖然這一倡導核心仍繼續存在，且在所謂的“航行自由”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日本清楚地意識到，必須采取融入“去中心化”模式的雙軌政策，才能更好地在印太地區滲透自身的理念。在這種認識下，2.0時代的“印太戰略構想”自然開始了向“去中心化”一端擺動。

（三）菅義偉執政下的“中心化”回擺：“印太戰略構想”3.0

在菅義偉執政的最初一段時期内，日本的“印太戰略構想”仍維持着一種偏向“去中心化”發展的雙軌模式。雖然在2020年10月召開了首次日美澳印四國外長會議，明确以此為常設機制構建新的地區安全對話平台，但與會各國重申了對東盟中心性的支持，試圖最大限度地減輕東盟對邊緣化的擔憂。會後，菅義偉更是立即訪問越南（2020年東盟輪值主席國）和印尼（“印太展望”的主導國）兩國，高調宣傳“印太展望”與“自由開放的印太”之間的共通性，試圖向東盟國家表明日本的“印太戰略構想”在兼容性和實用性方面都有别于美國單方面采取的好鬥政策。這一點在2020年11月第23屆日本—東盟首腦會議召開後表現得更為明顯。菅義偉在會後的記者招待會上甚至将“自由開放的印太”這一提法改為“和平繁榮的印太”，此舉在日本戰略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使他們一度認為日本有可能弱化“印太戰略構想”中的自由主義價值觀。

然而，日本政府很快又回歸到了“自由開放的印太”上，且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日本的規範倡導再次顯現出向“中心化”模式快速回擺的迹象。這當然與拜登重回同盟協調路線和修複規範倡導核心的分歧有關，但從根本上說，重新框定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世界變局并對先前所倡導規範進行相應的調整，是促使日本外交在規範生成方面再次回歸“中心化”模式的重要原因。這種對世界變局的重新框定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供應鍊中斷，使日本認識到戰略性物資對某一國家（尤其是中國）的過分依賴會對自身的經濟安全造成嚴重影響；二是拜登上台後，中美間的科技競争并未減弱，且對其他國家的影響日益深刻，這使日本意識到自由貿易等規範性理念可能會發生變異，未來全球将走向一種有條件的自由貿易，或者說是“信任型自由貿易”，即相關國家之間奉行自由貿易的前提是相互信任，而在缺乏信任的條件下，國家間的貿易将受到各種各樣政治因素的制約。當然，這種限制性自由貿易在具體标準和行為準則的設定方面，還有待相關國家之間進一步協調。

除了規範倡導核心形成了具有相似思維的知識聚合外，規範生成模式“中心化”的回擺還源自倡導核心與主要受衆之間建立了理念上的連接點。在這一方面，日本通過将東盟的AOIP完全嵌入自身的FOIP，巧妙地将以東盟為中心的原則轉化為以“日本 東盟”為中心的原則。通過在關鍵領域施以物質援助并提供相關理念和規範構建的智力支持，日本以“參與 誘導”的方式，不斷向東盟國家滲透諸如“可靠的數據自由流通”“高質量基礎設施建設”“确保供應鍊安全的經濟強韌化”以及“海洋航行與飛越自由”等各種理念。這些理念雖然不足以将東盟拉入對抗中國的陣營，但在一些方面卻能夠妨礙東盟國家與中國的正常合作。

規範生成模式的“中心化”回擺使日本的“印太戰略構想”進入了3.0時代。相比1.0時代，作為規範倡導核心的四邊機制更加穩固，日本與關鍵的規範接受者東盟之間的理念連通性也有了較大的進展。因此，規範生成的“中心化”模式在3.0時代将會更加持久。然而，日本并非沒有再次轉向“去中心化”模式的可能性。由于限制性自由貿易的相關理念更多是基于價值取向和偏見所産生的結果，在規範的有效性維度上并沒有形成堅固的支撐，所以看似穩固的規範倡導核心在後續演進中必定會出現新的分歧。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注明作者姓名及出處。圖片來源于網絡。實習編輯孫麗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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