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易于施刀的石材作為刀法的載體，是印學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後人多以明朝文彭為鼻祖，謂其開創了一個以刀立派的新天地。從篆刻藝術發生發展的情況來說，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因為自文彭大規模使用石材治印後，石章才一舉被人接受，成為篆刻藝術揮刀沖切的最佳選擇。其實，早在文彭之前，諸暨王冕就早已嘗試過以花藥石治印，且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王冕生于元朝末年，比文彭早了一個多世紀。據明初劉績《霏雪》一書介紹：“初無人以花藥石刻印者，自山農始也。”山農即王晃，他取當時婦女作飾物用的花藥石篆刻，刀法雄深老辣，甚為時人稱賞，但因其僻居鄉野，少與外界交流，這靈感突現的火花，一閃即滅，其後，整整一百多年過去，才被文彭再次點燃。

王冕以石刻印，當是出于藝術家敏說的直覺，同時也與他深儀漢印之美有關，他必然有感于金玉等印材難以施刀，無法闡發秦漢古印中遺留的刀味殘痕，這才四處探尋，發現了爽脆易刻的花藥石。從王晃留存的印痕中可以看出，他在嘗試了新的印材後，并未固守于原先金玉類印的鑿砣法，而是依石材的禀性，對刀法進行了番新的探索。首先，他把自己印風的,總體基調定在秦漢之問，參照古印特征，心摹手追，力求刻得平妥穩重。如“王冕私印”

（圖1)，文字排疊緊密，對角呼應，基本符合漢印體勢。在用刀上，他并不是完全依據筆墨刻畫得畢恭畢敬，而是縱意放刀，不計工拙，力求刀法與線條的完美暢達。他刻筆畫，基本上一刀一線，即一刀完成線條後決不重複走刀。“王元章印”

（圖2)，線條較細，與真正的漢鑄印還有着相當的距離。可以看出是由于執刀較正，刀鋒豎直後平沖淺進陷石不深形成的，由此得知他對刀法的理解依然是參照了古代勒碑之法，以中鋒陷進擠出刀道為上。這種刀法帶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較小的印面上施刻尚能渾厚精整，若印面放大，則線條相應變得細銳，就會略感纖弱。為了增加線條厚度，王晃不得不加大力量深刻，這樣形成的線條就随之增粗，控制不好就會顯得確腫。“方外司馬”

（圖3)，此印略大，“司”字數筆略嫌細铳，“方”“外”“馬”三字就不得不為之重刻，這樣才能如漢鑄印般充分地填滿印 面空間。此印線條雖粗而圓厚，但并不齊整，線條兩側剝蝕糜爛較為明顯，極為生動地透露出漢印樸拙蒼澤的意趣。對比吾丘衍由印工所刻平滑勻淨的線條，王冕所作無疑要技高一籌。

線條兩側自然生動的剝蝕糜爛之迹，與石章的特性是密不可分的，同時，也與進刀角度的偏正息息相關。執刀偏側，易于刻面較粗的白文線條，所産生的刀痕一側光潔一側崩脫，有一種偏鋒的效果；執刀較正的，純以鋒刃沖切，線條兩側同時崩脫，中間刀道較深兩側較淺，有一種中鋒行筆之感。王晃無疑是理解這一點的，他用以創作的刀法是以筆法作為依據，崇尚中鋒正人，哪怕線條再粗，用刀也不偏不倚。這一點，從其另外幾方粗白文印中可以得見，如“會稽佳山水”

(圖4）宇體介乎隸篆之間，線條粗拙憨厚，有漢印遺風，又似是而非。線條兩側蒼拙精渾，當是在中鋒行刀的基礎上略作調整，以重複走刀來形成厚重之勢，更顯得安穩肅穆，高古出塵。

王冕對刀法的理解帶有一定的偏面性，過于強調中鋒行刀的重要性，這與其所處的時代相關，卻不知刀法是為線條服務的。執一概全往往會淪于平三單調，隻有充分發揮刀角、刀刃、刀鋒乃至刀背的各種不同作用，才能取得更為豐富的刀味效果。當然，王晃用刀尚處于篆刻藝術的初創階段，我們不能以今天的創作觀念對古人的局限過于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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