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

譯者：林水福

版本：可以文化|浙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1月

《沉默》

譯者：林水福

版本：新經典|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5月

通常意義上，遠藤周作被視為宗教作家，表象是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孜孜不倦地探讨基督的信仰問題。遠藤周作十歲時，因母親的影響而受洗，這并不符合大多數人對日本作家的整體印象，因此也就成了他難以抹去的标簽。然而，他雖然沒有放棄這一宗教信仰，但某種具象的宗教形式顯然不是他所依怙的對象，而是審視和叩問的心靈對境。

壹 遠藤周作的東方信仰

對宗教信仰者來說，他們為了從人生的虛無狀态中超拔，期望獲得好的生命品質，須從已有的信念出發，讓信念成為一種生活方式。這個信念與經驗世界的認識無關，所以人不需要從懷疑一切開始對信念進行檢驗，隻需憑意志實踐即可。顯然，遠藤周作不屬于這樣的信仰人群，他的創作不是在推廣某種救贖或恩典儀式，而就是從懷疑出發。他感興趣的是，在我們所遇因緣不斷遷流的環境下，超越的信念還有怎樣呈現的可能。

他是一個頭腦靈活的快樂主義者，自承“并非可以實踐禁欲主義的人”，他不會為了實現某種宏大的目标而放棄一部想看的電影，而是選擇嘗試一切、享受一切眼前的愉悅。這并非說他拒絕追求目标，他隻是拒絕接受任何他人規訓、固化的方式，諸如受難或忍耐。對他而言，随着境遇變換，每個具體的不同的人，總有對他而言更好、更合适的辦法達到同樣的目的：“模仿強者的辦法未必總是好的，你的腦海中必定有自己的智慧與方法，就像我一樣，它會讓你與強者一同生存下去。”

日本人一貫崇拜強者，武士道經典《葉隐聞書》，開篇寫道：“武士道即邁向死亡之道。”在他們的觀念中，勇敢高于一切。一個人為了所踐行的道而毫不猶豫地邁向死亡，當然是值得感佩的。這在西方，仰藥的蘇格拉底、釘十字架的耶稣，都是例證。然而，這“道”是什麼，東方武士道與上帝之道有着本質的區别。蘇格拉底、耶稣的道，都帶有超越世間的性質，他們殉道的指向，是終極性的不變的所依。日本的武士道，信仰的卻是儒家的價值觀，新渡戶稻造總結為“義、仁、禮、信、忠、勇、名”，由于“敬鬼神而遠之”，其信仰并沒有超越世間的性質，而是在社會權力結構中指向具體的因而不斷更替的統治者。

信仰的指向不同，其間的誤解、矛盾，也就在所難免。遠藤周作選擇日本德川幕府初期為時代背景創作的小說《沉默》《武士》，便集中探讨了東方語境模式下，超驗的個人信仰如何安置的問題。

貳 《沉默》：17世紀的德川幕府

基督教于16世紀中期在日本傳播，戰國亂世，是新思想賴以存活的環境，這一切終結于德川幕府建立。由于千年的消化融合，神道、佛教，能在大一統的國家意識形态中找到合理的位置，然而基督教還沒上過這一課。信仰基督教，就意味着治下百姓的心靈不能完全納入權力的主宰範圍，而一切颠覆穩定的行為，其青萍之末必然先誕生于異于權力的觀念，禁教也就為幕府勢在必行。

《沉默》的故事，就發生于德川幕府全面禁教的17世紀初。在日本傳教的神父，遭到殘酷迫害。此時，葡萄牙神父費雷拉棄教的消息傳到歐洲，費雷拉的學生洛特裡哥神父偷渡日本，希望査明真相，旋即被捕。幕府一面對信徒用刑脅迫，一面安排棄教的費雷拉勸說。最終，洛特裡哥無法忍受信徒們因自己的堅持而受“穴吊”酷刑，于是踩踏基督像棄教。

《沉默》是西方“約伯記”傳統的東方續篇。在西方，上帝對人的考驗，假手于撒旦，《浮士德》《大師和瑪格麗特》都繼承此傳統。然而，無論德國還是俄國，都是基督教影響覆蓋之地，上帝、耶稣、撒旦在其中出現，理有當然。然而當時的日本，民衆另有神祇，武士信仰權力，上帝在這片土地如何“化現”，本就是問題。

古代日本，權力的力量大過宗教的力量，上帝在這塊土地被剝奪了話語權，從而“沉默”。書中第八章，洛特裡哥踏像棄教，耶稣的面孔本是他心中最美、最高貴的東西，現在，他卻要用腳踐踏這張面容，于是喊出“好疼啊”。幕府翻譯回應說：“隻是形式罷了。形式不都無所謂嗎？形式上踐踏一下就行了。”也即是說，神父的内心到底怎麼想，他的“敵人”根本無所謂，不需要在靈魂深處革命，隻需形式上做出幕府認定的“棄教”之舉，就可過關。神父似乎完全可以内心拒絕，而表面作為一個形式上的棄教者存在。這在東方文化中，叫作“外不殊俗，内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

權力社會可以容忍虛僞，因為權力是人對人影響力、控制力的體現。能夠讓對方不得不虛與委蛇，這本身就是權力強大的象征。而隻要其他人相信了這種虛與委蛇，三人成虎，那麼權力控制便得以成形。可這種内外分裂的“信仰模式”，不是西方神父能接受的。因為，在宗教向度上，如果一個人内外不一，其他人又如何相信他們的言行呢。一旦無法辨别言行真假，終極信仰又如何具有對普通人的引導力呢。而一旦信仰在人心中不具有終極确證的意義，那麼信仰任何事物都行，又何必選擇某一種宗教呢。

據說，日本信仰宗教的人數，是總人口的兩倍。這樣一個看似荒誕的數據，說明就信仰而言，日本人有着過于獨特的理解。即便再寬容的宗教，隻會做到尊重選擇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但絕不會認可一個人可以同時信仰多種宗教。每個宗教的獨特之處，就是他們不同的見地。正如東南西北不能被合并為一個方向，同時選擇兩個乃至多個方向，那就哪兒也去不了。同時“信仰”兩種乃至多種宗教，本質上等同于一種宗教也不信，“宗教”對于他，隻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填充物，好比牆上的飾品，盡可以随大流更換。

西方人“誤認為日本人變成了天主教徒”，其實日本人隻是“把我們的神依他們的方式扭曲、變化，制造出另一種東西”。而“把經過美化、渲染的人稱為神，把跟人同樣存在的東西叫做神”，這樣的神也就沒有超越意義，與上帝已沒有關系。當你呼喚上帝時，隻是對着一個被自己貼了上帝标簽的對象，上帝又如何回應你？“呼喚者與被呼喚者很少相互應答”。這是悲劇，但在《沉默》裡，它又是荒誕劇：或者是你撥打的用戶不在服務區，或者，幹脆是你撥錯了電話号碼。《沉默》中的費雷拉神父，正是發現了這一點，從而走向棄教之路。

如果沒有了外在形式，信仰如何安置？費雷拉說，“毫無疑問，即使基督本人也會為了他們棄教。”在這裡，如果基督本人象征純粹的信仰，那麼信仰的核心，就是“為了他們”，而非“教”。隻要“為了他們”這一核心精神在，教的内容即在，而棄“教”或取“教”，都是這一教的内容的不同顯現而已。立足于此，他們就可以另一種形式，在東方重建信仰大廈。

叁 《武士》：叩問内心的坎坷道路

那麼，天然誤解着上帝的日本人，又怎麼辦呢？他們在這片新服務區，拿着傳抄錯誤的電話号碼，能否與上帝相遇？這也是“非自覺”受洗的遠藤周作本人，必然要叩問的問題。

《武士》中的主人公，就是這樣一路彷徨在稀裡糊塗中已經信奉的現世信仰（武士道）與被迫接受卻慢慢融合的宗教信仰之間。剛毅木讷的武士，本欲在德川幕府的和平年代平凡終老此生，但某天接到主上之命，前往西方。為順利完成主上任務，武士在西方接受了形式上的洗禮，卻在回到日本後因入教受到審問。雖然武士辯稱自己是為忠于主上受洗，并無信仰宗教之心，但在一系列的冤屈中，他慢慢發現“那個男人正在改變自己的命運”。最後，武士在心中默默接受了信仰，并被處決。

武士在非自願的情況下接受洗禮，許多日本人在誤解的情況下皈依基督，這一起步便錯的開始，能否最終導向真實的信仰？遠藤周作認為，武士從海外歸來被現世信仰抛棄形單影隻之後，武士首先與之對話的，便是悲慘的耶稣。因為，在人内心的某個角落有一種期盼，希望尋求一種一生都與我們在一起、不會背叛我們、與我們不離不棄的存在。武士“現在不知為何不像從前那麼輕視他（耶稣），也不覺得有隔閡。甚至覺得這個可憐的男子和在轉爐旁盤腿而坐的自己非常相似。”跟可以抛棄自己的外在主上相比，内在于自己的永不離棄自己的存在，是信仰最堅實的秘密和誕生地。

一個西方教士選擇棄教，一個東方武士選擇信教。教士抛棄了他熟稔的所有從西方學來的宗教表象，以棄教信道，武士從被迫安置的宗教名分開始，以真誠凝聚對基督的思考，在孑然一身時與信仰相遇。他們處境不同，但都學會了“沉默”，而沉默本身，或許就是上帝用沉默在東方實現的教導，它先被教士體驗到，并最終被武士聽到。在集體主義的語境下，或許隻有先徹底地走向孤獨，走向沉默，才能體會到真實，而真實，就是在一無所有中築起信念的第一塊石頭。

□吳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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