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正宇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劉秀非常勤政，每天早晨上朝處理政務，到太陽西斜才止。經常把大臣們召集起來，講論儒家經典中的義理，聊到大半夜也睡覺。皇太子劉莊看到父親如此辛勞，勸道：“陛下有禹、湯這些君主之英明，卻失去了黃老之學中修身養性的福氣，願頤愛精神，優遊自甯。”劉秀回答：“我自樂此不疲。”

影視劇中的劉秀

其一、劉秀是懂行之人。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在王莽統治時期，也就是劉秀早年曾到新朝的京都長安去學習過儒家經典《尚書》，略通大義。

由此可知，劉秀是有着一定儒學基礎的開國帝王。作為懂行之人，劉秀在講論儒學時是能講出個“子午卯酉”的。

其二、修文偃武的政治需要。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劉秀在位時期，“退功臣而進文吏，戢弓矢而散馬牛，雖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

在劉秀看來，功臣威望很高，武将對軍隊的影響力很大，所以功臣或武将對皇權的威懾是不可低估的。而與功臣或武将相比，文吏對其的威脅不能說沒有，但明顯偏小。為了維護自家帝位的安全，避免改朝換代的事情出現，劉秀的辦法是“退功臣而進文吏”。

有句俗語叫：“三個秀才說書,三個屠夫說豬，三個婆娘說夫。”這句俗語揭示了不同專業、不同領域的人平時的話題是不一樣的。在當時儒家思想居于主流地位的社會，文吏主要的話題領域是什麼呢？必然是“說書”，也就是講論儒家經典。

所以，劉秀與大臣們講經論理一方面是與文吏們培養感情，另一方面也在為文吏們在朝堂之中培養語言環境。

但我們回過頭來想一想，劉秀雖然學過儒家經典，但史書上說他隻是“略通大義”，而且之後劉秀參加起義，當皇帝後又要處理政務，研究儒學的時間恐怕有限。所以，劉秀對儒學研究隻能說是很懂行，但談不上“皓首窮經”式的領軍人物。

再者，作為皇帝，劉秀的時間很寶貴。其花大量的時間與大臣們講經倫理，恐怕不隻是與臣子聯絡感情或為文臣在朝廷上培養語言環境這麼簡單。

由此可知，劉秀這麼做一定有其更重要的目的。這個所謂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劉秀的皇位是否“合法”的問題。

劉玄

在當時的亂世之中，劉玄之前是劉秀的君主；劉秀稱帝之後，梁孝王八世孫劉永也稱帝了。劉氏皇族的人很多，有人是劉秀的前君主，有人比劉秀資曆高，劉秀當皇帝的依據在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劉秀意識到要尊祖敬宗。通過尊祖敬宗，劉秀樹立了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觀念，即：這個天下不是劉秀的，也不是劉玄、劉永的，而是高祖劉邦之天下；時任的皇帝不過是替高祖管理天下而已。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劉秀想到了儒家提倡的孝道。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建武元年，劉秀剛剛稱帝，就“祠高祖（劉邦）、太宗（漢文帝）、世宗（漢武帝）于懷宮。”

據《資治通鑒》記載，建武二年，劉秀定都洛陽之後，在京都建起了高廟，“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入長安，遣府掾奉（西漢）十一帝神主，納于高廟。”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建武三年，劉秀“祠高廟，受傳國玺。”

再者，漢高祖劉邦約定“非劉氏不王”，劉玄、劉永都違反了這一約定，隻有劉秀始終恪守此約（盧芳這一特殊情況在其他章節中有述）。

也就是說，孝道是劉秀替劉邦管理天下的“合法”依據。所以，劉秀推崇儒學最主要的目的是通過推崇儒學來推崇孝道，通過推崇孝道來鞏固自己皇位的“合法性”。

影視劇中的漢高祖劉邦

可是如此崇尚儒學的劉秀卻做了一件看似自相矛盾的事，那就是推崇不被儒家主流思想所認可的谶語。

據《後漢書·桓譚傳》記載，劉秀“信谶”，對于拿不定的事，經常用谶語來定奪。有一次，劉秀與大臣們讨論靈台選址，他問當時的大學問家桓譚：“我用谶語來決定，怎麼樣？”桓譚沉默了良久，答：“臣不讀谶。”意思是說自己不研究圖谶。劉秀問其原因，桓譚大談谶緯之學非儒家經典。劉秀大怒：“桓譚非議聖賢，目無法紀，拿下去斬了！”桓譚吓得叩頭流血，過了很長時間這事才得以緩解。其後，桓譚被貶為六安郡丞，在上任的途中就去世了。

另據《後漢書·鄭興傳》記載，有一次光武帝劉秀問當時的大學問家鄭興關于郊祀的事。劉秀問：“我想用谶來決斷怎麼樣？”鄭興的回答是：“臣不為谶。”劉秀生氣說道：“卿之不為谶，難道是不認同谶緯之學嗎？”鄭興惶恐答道：“臣在書中沒學到這些，并不是不認同。”言外之意是說，谶緯之學自己不了解，不知道對不對。劉秀的氣這才消解。鄭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但是因為不了解谶緯之學，所以得不到重用。

在當時，桓譚和鄭興都是很有名望的儒學大家。對劉秀提倡谶緯一事，桓譚不懂政治，直接反對；鄭興明哲保身，消極應對。但是有一個共同點，因為二人骨子裡都不認同谶緯，所以都得不到重用。那劉秀在推崇儒家思想的同時，為什麼非要劃出一條谶緯的紅線呢？

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建武元年六月，劉秀即皇帝位。其稱帝時的祝文中提到：“谶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

由此可見，谶語是劉秀當皇帝的重要理論依據，否定了谶緯之學，就等于否定了劉秀皇位的合法性。所以，盡管劉秀推崇儒學，但他決不允許以所謂“谶之非經”的觀念大行其道，也不願看到儒家學者不懂或無視谶緯之學的現象繼續存在。

我們來看一件事。據《後漢書·光武帝紀》記載，當李通等人拿出“劉氏複起，李氏為輔”的谶語勸劉秀造反時，劉秀最初不敢。

因為在劉秀看來，當時造反的人勢力比較弱，不見得能成事。那後來劉秀為什麼又造反了呢？

一是劉秀知道其兄劉縯一定會反，劉縯一反，自己必受牽連，逃不過。二是“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此時也确實是造反的時機。

由此可見，決定劉秀起義的并不是李通等人拿出的那句谶語，而是劉秀對當時形勢的客觀分析以及對自身安全的考量。谶語對劉秀的決策并不起決定作用。

原因一：新朝宣傳。

要尋找一個問題的曆史答案首先就要考慮當時的曆史環境。東漢之前是哪一朝代？

王莽的大新朝。

大新朝是怎麼建立的？

王莽代漢。

王莽依據什麼取代西漢？

據《漢書·王莽傳》記載，王莽稱帝時所下的诏書稱：“皇天上帝隆顯大佑，成命統序，符契圖文，金匮策書，神明诏告，屬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号曰新。”

由此可見，“符契圖文，金匮策書”中的内容是王莽建立大新朝的重要依據。那有人會問，“符契圖文，金匮策書”中說的可信嗎？

王莽鼓吹的所謂“符契圖文，金匮策書”自然不可信，但是其大新朝畢竟存在了十多年，在這十多年中，經過朝廷的大力宣傳，加之原先就有一定的社會“土壤”，給當時的社會公衆傳遞或加深了一種觀念，即上天會以某種方式預示未來将要發生的大事，谶語就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原因二：有人深信。

據《後漢書·李通傳》記載，王莽末年，李通聽了其父李守提到一句“劉氏複興，李氏為輔”的谶語。後來李通以此谶語勸劉秀造反，相約起兵。結果，其父李守及其在長安的家人被王莽所殺，李通在南陽的兄弟、門宗六十四人皆被“焚屍宛市”。但是，李通仍然參與了劉秀起義。“天下略定”之後，大司徒侯霸等人評價李通說：“破家為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

由此可知，一句“劉氏複興，李氏為輔”的谶語讓李通參與劉秀起義，也讓李氏家族遭遇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但是又是這句谶語讓李通相信劉氏必勝，所以，繼續追随劉氏。

再有，據《後漢書·鄧晨傳》記載，王莽末年，劉秀與哥哥劉縯及姐夫鄧晨在宛城與研究過圖谶的蔡少公交談，蔡少公說：“劉秀當為天子。”有人猜：“莫非是國師公劉秀？”劉秀開玩笑說：“怎麼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哈哈大笑，唯獨鄧晨心中歡喜。後來，鄧晨參加了反對王莽的起義，結果其妻子劉元（劉秀的姐姐）及三個女兒都被殺害了，鄧晨的家宅被破壞，家墓被焚毀，宗族的人都責備他有富足的日子不過，何苦跟着劉家（劉秀家族）冒險造反？但鄧晨仍然“終無恨色”。

由此可見，一句“劉秀當為天子”的谶語讓鄧晨跟定劉秀，家破人亡，祖墳被毀，他也沒有動搖。

從李通和鄧晨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當時的社會，谶語在一些人内心深處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

原因三：宣傳自己。

《後漢書·祭遵傳》記載：“初，滿（張滿）祭祀天地，自雲當王，既執，歎曰：“谶文誤我！”乃斬之，夷其妻子。”

從這段記載可知，張滿因為相信了谶文而起事。等到失敗的時候，他才意識到不是那麼回事。

這件事情也反映出一個問題，就是在亂世之中，谶語很多，有的是對劉秀有利的，也有對其不利的。對劉秀有利的谶語有人信，對其不利的谶語也有人信。

所以，劉秀稱帝的時候意識到一個問題，那就是谶語可不可信是一回事，而谶語有沒有人信，有多少人信，人們信到什麼程度那是另一回事；為了沖擊和抵消那些對自己不利的谶語所造成的社會影響，也為了宣傳自己帝位的“合法性”，劉秀認為有必要在稱帝時打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谶語，即“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以此來争取人們對劉秀帝位的認同感。這就是劉秀借助谶語稱帝的真正原因。史書上所謂的劉秀“信谶”，不見得就是真信。光武帝劉秀頻繁用谶來決定一些拿不定主意的事，如靈台選址，不過是想借這些事來提升谶緯之學的影響力，以鞏固自身皇位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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