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AI财經社 駱華生
編輯|董雨晴
這個七夕,網絡紅娘們的直播間有點忙。
“89号,男,未婚,有房有車,本科畢業,在國企工作。”在給紅娘送出了兩份禮物後,一位單身男士終于得到了連麥女嘉賓的機會。
七夕到來之前,許多網絡直播間内,都有為單身男女牽線的網絡紅娘。熱鬧的會場内,男女嘉賓快速甩出自己的需求。另一邊,在社交軟件上,用戶熟練地點開對話框,略顯浮誇的“土味情話”直達網線另一端。人們的孤獨被纾解,渴望陪伴的欲望也得到了釋放。
曾幾何時,提起新式相親,外界會想起世紀佳緣、百合網和《非誠勿擾》。然而,2018年開始,翟欣欣、“婚托”等欺詐事件頻發,行業爆發巨大的信任危機,加之年輕用戶的陣地幾乎向移動互聯網全面轉移,這一行業也發生了巨變。
2020年,疫情推動“雲相親”興起的同時,也将婚戀産業二次改造的帷幕拉開。與上一代的傳統婚戀平台相比,移動互聯時代,新的婚戀APP進一步降低了用戶門檻和篩選成本。目前,這個賽道上,除了老牌社交巨頭陌陌,還有愛聊、伊對這些創業公司,以及抖音、快手的紅娘直播間。
圖/視覺中國
移動互聯網和政策紅利重構了這個賽道的機會。社交軟件上,直播平台上,“網絡紅娘”的故事,在這一波紅利中迎來爆發。
相親先交28888元在千禧年前後,“盲婚啞嫁”——隻憑媒妁之言而促成的婚姻,是中國婚戀的常态。
來自湖南的單身女士龔海燕就在那個時代花了500元,想在婚介所裡找适齡男性資料,卻發現這些資料都是假的。于是,龔海燕建立網站、拉來投資,立志打破婚介所的弊端,讓“想結婚的人”能夠結婚。這就是世紀佳緣網誕生的故事。
2016年,世紀佳緣與百合網完成合并退市後,以婚戀為産業鍊的商業模式逐漸成型——利用線上平台積累客戶,從前端收取會員費,發展 VIP 用戶後再進行線下的一對一紅娘服務。還可以通過廣告進行流量變現,賺取一些商務合作收入。根據披露,2018年,合并後的百合佳緣收入就達到了13億元。
不過,從某種程度上看,世紀佳緣們并沒有革掉婚介所的命。忙于工作的Lily告訴AI财經社,她之前在世紀佳緣買下5萬元的套餐,半年之内可以約見8名男性。據她介紹,不同套餐的價格依據服務對象的年紀、和對另一半的要求來拟定,“會綜合考慮你的要求給出一個價格。”
但在交錢以後,Lily很快意識到紅娘和催婚的親戚并無分别。紅娘總以“見見”為由,告訴她“感情可以培養”,急于完成銷售任務。而最讓她覺得不滿的是,有些推薦過來的對象,“看上去特别不真誠,就好像已經很熟練了一樣。”
除此以外,以銷售為結果的服務模式,讓平台對會員的信息篩取并不嚴苛。另一家婚戀平台珍愛網在今年2月份也傳出會員審核不嚴,一名女會員不僅被安排與一名已婚男會員交往,還被騙去了7萬餘元。
本質上中介賺的是信息差,婚戀中介亦如此。
一位婚戀行業的創業者向AI财經社總結,和單純的脫單不同,以結婚為目的的戀愛,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需求很難對稱,“月薪5000元的想找月薪6000元的,但月薪6000元的心裡想找的是月薪2萬元的。”人天然有“人往高處走”和“門當戶對”的需求,這成為婚介平台借此賺取差價的空間,即可以花費一定費用,來幫用戶突破階級壁壘或降低篩選成本。
“你簽下這個合同,隻要28888元,可以分期付款,對你而言,沒有負擔。”第一次在世紀佳緣做咨詢時,舟舟就被推薦了這樣一套結婚保套餐。據介紹人透露,可以在繳納費用以後獲得“高端”的相親資源。而這份合同顯示,在合同期間内,将為其推薦18個相親對象,并保證服務對象一定能“領取結婚證”。
舟舟是90後,在一線城市從事着一份體面的工作。在大城市工作多年,她自問并不恨嫁。但父母的催促、同齡人步入婚姻殿堂,也難免讓她感到焦慮。不過,她還是因為這個昂貴的套餐長了心眼,在現場沒有交錢,事後回顧,舟舟意識到處處都是坑。
圖/視覺中國
舟舟告訴AI财經社,她認為世紀佳緣畫的餅太大,例如,要求她把自己的擇偶标準提高2到3倍,還給她制造焦慮,聲稱,“30歲之前嫁不出去獲得婚姻幸福的概率會降低。”與此同時,她的中介還自稱是心理學畢業,不停攻擊舟舟的各種心理弱點,追問“身高體重三圍”。心存疑慮的舟舟向中介要求看其學信網學曆證明,但遭到拒絕,當其發現舟舟比較“聰明”後,就不再回複她有關服務的任何咨詢信息了。
新一代的年輕人已經越來越不買這些平台的賬了,一位體驗過世紀佳緣服務的用戶告訴AI财經社,她甚至是帶着“獵奇”的心态去注冊的賬号,因為這類平台看上去實在是有着很強的“山寨感”。
但就目前而言,所謂在線婚戀平台,仍以這種模式為主流。以百合佳緣、珍愛網為代表的傳統婚戀網站,仍占據婚戀匹配第一把交椅。
高歌猛進的新式婚戀産品不過,一股新興力量正在崛起當中。
7月初,一場有關婚戀社交的研讨會在北京召開。在會上,主辦方愛聊APP拿出了“24天結婚”、“2個月訂婚”的成功案例。陌陌開發的牽手APP則發起了一場北京企事業青年的聯誼活動。這場聯誼活動包含100位青年男女,官方的宣傳口徑是,幫助“年輕人尋得完滿愛情”。
愛聊的COO楊錦程認為,“中介式産品相對會比較尴尬一點,這些年輕人可能不太适應,工作壓力又緊張。”
2021年三胎政策的落地也推動了婚戀市場的火熱,許多此前主打社交的産品都調整了自己的産品策略。愛聊的前身“陌聲”原本是針對都市藍領群體的社交應用,而在愛聊改版前,伊對APP、牽手APP的覆蓋面也已擴大到整個年輕群體。
探探被陌陌收購之後,其創始人潘滢及王宇退出公司具體管理後,又成立了一個名為牽手的新項目,根據其介紹來看,其主打“網絡紅娘”。目前,官方稱已有201萬通過實名認證的人成為其用戶。
伊對的創始人任喆将自家産品視為移動互聯網版的《非誠勿擾》,“一個紅娘,一個女嘉賓,匹配三位男嘉賓,幾位嘉賓輪流進行自我介紹。”
相比傳統婚介簡單粗暴進行匹配,新式婚禮APP都聲稱在産品結構上下了功夫。
例如在愛聊上,用戶需要逐步解鎖各類權限。楊錦程将其稱為四個階段,一是牽手階段,系統會提供一些話術用于破冰;第二階段,平台會提供一些遊戲的玩法,增進感情。第三階段,用戶在達到一定親密度後才能解鎖語音和視頻,借此提供成功率。
不過,也有用戶向AI财經社反饋,這些類似“世界一般,但你超值”、“我的對象在哪裡”的破冰話術,略顯油膩,很容易招緻對方反感,“如果是誰對我說這種話,我肯定早就把他拉黑了。
伊對的先進之處,則在于其推動用戶成為紅娘。已經在平台上匹配的用戶,可以通過滿足注冊時長的條件,申請成為紅娘(女)或月老(男)。根據其介紹,紅娘可以開設直播間邀請男女嘉賓入駐,事後按匹配率領取平台酬勞。
另一方面,随着短視頻、直播等産品的成熟,紅娘們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工作場地搬到了線上直播間,“雲相親”成為大勢。
AI财經社随機踏入一個短視頻平台的紅娘直播間内,一位紅娘正在為連麥的男嘉賓賣力吆喝,“有喜歡男嘉賓的,可以扣6,想了解的可以私信我。”屏幕下方,則是男嘉賓本人,借由紅娘,他講出自己對另一半的需求:不要年紀太大的、能幹點的。不過,他的展示時間很快到了,一位女嘉賓連麥進場,他迅速說完了剩下的話,“想要過日子的,有責任的,有擔當的。”
在短視頻平台上,搜索“紅娘”相關,跳出來的賬号粉絲有10萬到百萬級别不等。各個婚戀應用也都有自己的直播間。而在直播間内,打賞禮物從“穿雲箭”(折合人民币288.8元)到“嘉年華”(折合人民币3000元),愛情也被明碼标價,嘉賓隻有刷禮物才能獲得其他嘉賓的聯系方式。借由直播平台日益完善的電商機制,這些玩法還能通過買入場券進入定制直播間實現。
沒人說得清這些措施比傳統的婚介所模式來說,是否有所進步。不過,“穿雲箭”和“嘉年華”的價格确實比線下婚介要低,而相比過去傳統婚介模式所導緻的信息差,視頻覆蓋的層面也要更廣、更真實。“畢竟跨社交關系流動的成本很高,視頻平台更适合做這種事。”《産品覺醒》作者、産品經理判官說。
撮合姻緣的生意不好做在楊錦程的觀察中,婚戀社交市場還是一個待挖掘的行業。“社交這個需求有點喜新厭舊。作為一個新用戶,年輕人可能一開始各種社交軟件都想試試。但他真的想正兒八經找結婚對象的時候,這塊産品反而是缺失的。”
換句話說,沒人相信陌陌這類社交平台上可以找到步入婚姻殿堂的另一半。
在一二線城市,年輕人普遍受困于生活成本,而婚育意願偏低。這個大背景下,婚戀APP的高歌猛進多少有些反常識。上述婚戀平台創業者也告訴AI财經社,他認為,層次較淺的脫單,需求更大,但這一點Soul、陌陌這類社交軟件都可以做,而婚姻本質是低頻需求,市場窄,“人的供給不穩定,運營上邊際成本太高。”
不過在楊錦程眼中,“很多人過了30歲就會有需求。”而産品經理判官則告訴AI财經社,下沉市場仍然有很強的婚戀需求,且用戶趨于年輕化,比起他們的父輩,他們更不願意接受父母的撮合,婚戀APP則提供了新的選擇。
所以,和單純的社交APP不同,婚戀産品上用戶在進行注冊時,往往會被要求對自己進行盡可能多的描述,包括身高體重數據、性格和對另一半的喜好等等。而為了能讓用戶對另一半了解更直觀,這些APP還都上線了直播功能。
但這些功能是否能夠帶來數據上的透明和絕對的安全,解決婚戀社交市場長期以來的欺詐風險問題,答案還沒那麼肯定。
打開貼吧、微博評論,不乏用戶對這些婚戀APP的推薦對象是否真實的質疑。常有用戶懷疑自己遇到的是“婚托”,即以戀愛為名,誘導其充值禮物。
雖然楊錦程表示會控制優質用戶的匹配次數,即以此控制打賞規模,以減少部分用戶可能以此牟利的可能性,但實際上,平台能起到的制約作用并不大。即使在所謂去中心化的互聯網,流量仍然會向優質用戶傾斜,如果強行算法壓制,“比較精英的人沒有辦法脫穎而出,他們的需求解決不了,這些人一流失,剩下全是歪瓜裂棗,你的匹配效率更高不起來。”判官說。
實際上,相比外賣、打車等行業,無論是PC時代還是移動互聯網時代,婚戀被互聯網改造的程度都并不算高。一部分是因為,婚戀市場的利潤大頭,仍然在婚禮策劃、婚紗攝影、婚宴這些更重的周邊産業上,而這些産業很難通過互聯網集約化。另外,婚戀的核心壁壘是“人”,這是重視效率的互聯網并不能夠穩定供給的事情。
圖/視覺中國
也因此這些婚戀APP目前用戶流量池仍然較淺。許多用戶也反映,經常有對面不是真人用戶,存在機器人的情況。判官認為,相比較之下,擁有更大流量的抖音、快手等視頻平台作為基礎設施,搭載這些生活服務,邏輯反倒要更通一些。例如許多本地博主,完全可以将一些優質的用戶進行撮合。
除此之外,商業化仍然是這些婚戀APP未解決的難題。
目前,這些婚戀APP賺的都是撮合的錢,用戶可以選擇按資格或效果付費,即要求見多少對象或實現最終匹配。但這些收入面臨天花闆不高,屬于一攬子買賣的問題。而楊錦程提出的解決方案是,盡量通過補貼做大用戶規模,“降低使用的門檻,讓更多的人能夠進來,幾千萬、上億的用戶都可以來使用,每個用戶賺點小錢。”
每到夜晚,無處安放的孤獨被喚醒,這些“網絡紅娘”似乎也就有了價值。直播間或社交平台上,曾經面目模糊的數據被具象為一個個普通個體。他們或許剛走出失敗婚姻,或者結束漂泊後渴望組建家庭,又或者隻是“希望多點選擇”的普通用戶。
愛聊給出的案例是,一位黑龍江的女性,在遇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後,認識24天飛往上海,确定關系、訂婚,一氣呵成。而直播間内,一位紅娘飛快地在鍵盤上敲擊輸入資料,熟練地向一位男嘉賓吆喝,“明天有時間給我遞一下資料,小姐姐肯定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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