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結束後，随之而來便是另一項“人生重大舉措”——填志願。有人用“三分考，七分報”，來形容填好志願的複雜，甚至有大廠已經瞄準這一商機做起了填志願的生意。然而，在我們對什麼分數對應什麼學校，什麼學校在什麼城市，什麼學校對應什麼專業，什麼專業對應什麼就業，什麼就業對應什麼薪酬的這種基于實用主義的預判中，往往會忽略學生自己真正感興趣的專業。

僅從厚厚一本濃縮的“高考志願填報手冊”上，學生看到的隻是每所大學專業的羅列，并不清楚每個專業學的具體是什麼。去網上搜索，也大多是空而泛的簡介，聽學長們的讨論，又容易被他人的主觀情緒誤導。有許多人讀了大學以後才知道自己喜歡的并不是這個專業。

現代社會，知識被定義為一門門學科，但任何一門學科并不是生來就長成這個樣子的。以哲學為例，它經過了四個階段：古希臘哲學、中世紀哲學、近代哲學和現代哲學，每個階段都有推進這個學科向前發展的主要人物。他們提出的觀點，基于觀點進行的實踐，再由他們的觀點分化出來的其他觀點，最終促成了它成為高等教育體系中的一門學科，以及學科下面設置的多門專業。不了解它們的曆史，很難知道自己對學習它們是否感興趣。

哲學的第四個階段：現代哲學（《通識》内文插圖）

由日本腦科學家茂木健一郎寫的這本《通識：學問的門類》就是一本關于學科發展和分類的“知識簡史”。它将哲學、曆史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經濟學、法學、生物學等36個具體學科分為人文科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和文化藝術4大類。對每一個學科的發展階段和它研究的主要方向進行了圖文并茂的介紹，還簡單羅列了學習這門學科的入門知識。

學科看起來是彼此獨立的專業，但是通過對學科的梳理會發現，許多學科時而整合時而分化，學科與學科之間并不存在絕對的界線。作者茂木健一郎在前言中強調“跨學科”的重要性：拿到名牌大學的畢業證書就能一生無憂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當代社會是一個不進行跨學科學習就沒有未來的社會。所以他也想用這本書讓讀者去了解自己熟悉領域以外的其他學科，踏上一場不再拘泥于學科的“知識世界”之旅。

下文是《通識：學問的門類》這本書的序言，讓我們看看知識是怎麼逐漸發展成為近代的學科概念的。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作者 | [日] 茂木健一郎

導語部分 | 申婵

《通識：學問的門類》，[日]茂木健一郎 著，楊曉鐘 / 張阿敏 譯 後浪丨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

一張圖說明所有學科的關系（《通識》内文插圖）

學科的起源

古希臘人在繼承了古代東方文明的經驗性知識的同時，發展出了獨立于自然的自律性的思考方式，确立了學科的基礎。

學問是什麼？人類為什麼想要學習？迄今為止學了什麼？話說起來，對于人類而言所謂的求知欲望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一系列疑問最終又會回到“學問是什麼”這一最初的問題上。

如此一來，自然而然就會得出學問就是探究“什麼是學問”這一讓人似懂非懂的結論。然而事實上使這種自我指稱式的疑問得以成立的正是學問本身，也就是始于古希臘的西方學科的發展史。

古希臘以前的“學問”，比如古埃及的測量術和醫術，都是在自然與人的直接性聯系中誕生的，也就是所謂的生活的智慧。如果我們按照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将使人區别于其他動物的條件認定為是對“生産資料的運用”，也就是對自然的加工和改造，這種生活的智慧或許标志着人類在經曆了古代東方文明之後，到古希臘時代之前，就已經完成了對自然的“對象化”過程。

然而，直到古希臘，人類才首次客觀認識到了“将自然對象化了”的這一意識，也就是說開始出現了思考的自律性。

古代東方文明确實在經驗性知識的積累上有遠遠淩駕于古希臘之處，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古希臘之前，自然與人類的關系都存在着某種明顯的斷絕。

對于古希臘以前的文明而言，知識說到底隻是對順應自然秩序的經驗的一種積累。宗教也是人類對自然的“驚異”的對象化，依然受到自然秩序的支配。然而，古希臘的人們則将自然秩序從現實的自然中獨立出來，通過自發性的思考實現了自然秩序的自律化。

例如，最早的哲學家（即最早的學問的實踐者）——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們曾探究過世界的本源。然而，比起這些自然哲學家們将什麼看作是世界的本原，真正使我們感興趣的其實是究竟是什麼使得他們開始想要探究本原問題。

因為如果愛奧尼亞的自然哲學家們依然被神話和宗教世界所束縛的話，他們是不會想要去探究本原問題的，就算他們真的嘗試着去探究這一問題，應該也隻能得出一些神話或宗教性的結論。

文化史學家傑克伯·布克哈特（瑞1818—1897）在其巨著《希臘文化史》（1897）中表示，使古希臘人産生了哲學思想的原因在于“從各種具象事物中完全分離出來了的語言世界”，而古埃及語則缺乏“非具象性表達的能力”。也就是說，古希臘人是在擺脫了自然束縛的語言世界中，逐漸實現了自律性的思考。

柏拉圖對這種自然（世界）與人類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化和系統化的闡釋，并将思維世界看作是永恒不變的“理念”。他主張唯有“理念”才是絕對真實的，作為知覺對象的個體事物都隻是對“理念”的模仿和假象。

這種“實在”與“觀念”的二元論的出現，使得西方學問甚至是西方文明都實現了飛躍性的發展。與此同時，二元論卻也引發了諸多矛盾和問題。這是由于事物與思維的分離雖然使得對自然的客觀性認識（從事物的秩序本身出發看待事物）得以實現，但另一方面，卻也助長了理性的絕對化，将人類擡高至“征服自然的獨裁者”這一地位。

如果說柏拉圖奠定了西方學問的基礎，那麼其後的亞裡士多德則使得學問細化成為各個學科，并奠定了各學科的研究對象的基礎。也就是說，亞裡士多德運用柏拉圖所建立起來的思想框架，對自然進行了更加細緻的對象化，使學問實現了體系化的發展。

不同于柏拉圖将個體事物看作是對理念的模仿與假象，亞裡士多德将“理念”稱為“形式”，并認為形式存在于個體事物之中。也就是說，亞裡士多德認為事物是形式與質料的結合，并試圖從事物的形成過程出發理解事物。

這種關于自然的研究方法，既擴展了人們對自然的認識，又為自然（世界）的細分化和對象化提供了可能性，促成了不同研究領域的出現。實際上，亞裡士多德曾将之前的古希臘時代的知識分為理論性知識與實踐性知識，前者包括神學、數學、自然科學，後者包括政治學的倫理學，首次嘗試着對知識進行了體系化的分類。

至此終于形成了作為現代學科源頭的各學科的雛形。

學科的發展

近代學科的确立過程實際上是一個在擺脫了基督教的束縛後，通過語言的發展引發表象秩序與物質秩序分離，對事物世界進行分類和秩序化的過程。

起源于古希臘的諸學科在經曆了希臘化時代、羅馬時代、以基督教為中心的中世紀時代的發展後，最終演化成了近代學科。然而，從總體上來看，各學科在古希臘以後實際上并未取得太大的進展，甚至可以說是走向了下坡路。

雖然古希臘的學科傳統在亞曆山大大帝統治時期，被埃及和亞曆山大裡亞所繼承，在數學和醫學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在羅馬帝國内部，卻沒有出現值得一提的巨大成就。而就這一情況，曆史學家們也曾給出過各種各樣的解釋。

例如：羅馬人本身就對理論性知識缺乏興趣，随着羅馬帝國的崩潰，城市遭到破壞，又逐漸失去了支撐着學科發展的社會基礎。在此基礎之上，基督教的誕生進一步加快了學科發展的衰落。

然而，這種看法實際上是将我們的理性當成了“進步的過程”，但學科的發展曆程不應是其趨于完善的曆史，而應是“事物以及使事物分類形成知識體系的秩序等的曆史”。簡單來說，學科的發展曆程應該是“世界觀的變化”。

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将支撐着“世界觀”的根源性秩序稱為“知識型（知識的無意識性基礎）”。

根據米歇爾·福柯所著的《詞與物》（1996）一書，在文藝複興後期，也就是16世紀末以前，文化知識的構成原則是“相似關系”，即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以“相似”為基礎得以秩序化。在該時期，詞與物處于同一個水平，二者是統一的。然而，自16世紀末開始進入古典時代後，語言作為一種表象從事物的世界中獨立出來，也就是說實現了表象的秩序和自然的秩序的分離。

然而，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末的古典時代，表象的秩序與自然的秩序并不完全是毫不相幹的兩個事物。表象指的是事物的透明性表象，即用詞指向某物時，可以正确地表象該事物。由此，語言使客觀的物得到了分類和秩序，博物學逐漸發展成了生物學，對于财富的分析發展成了經濟學，對于言語的研究演變成了文獻學。

實際上，隻要對各學科的确立過程進行分析就會發現，各種各樣的學科幾乎都在17世紀前後形成了該學科的近代性基礎。

從文藝複興時期起至近代的學科的發展曆程，與從繼承了古代東方文明到确立了學科基礎的古希臘時代的發展曆程十分相似。可以說，近代學科的确立過程是對古希臘思考方式的一種回歸。

實際上，近代學科的奠基人笛卡爾的思想與柏拉圖和亞裡士多德的思想也是極為相似的。但笛卡爾的理性與感性、主觀與客觀的二元論，使各自的秩序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分離出來，為客觀性物質世界的法則性研究提供了可能性，極大地促進了近代學科的發展。

與此同時，近代學科的形成過程也是各學科領域不斷細分化的過程，是學科的研究對象越來越明确化，研究方法逐步得以确立的過程。而使得這種現象得以出現的原因，則是以笛卡爾的哲學為代表的，将“物質世界”作為獨立事物看待的思考方式。

當然，每一個學科在發展成為近代學科的時間上都存在着差異。例如物理學和化學就相差了一個世紀的時間。雖然以什麼為依據判定其發展成了近代學科确實是個問題，但如果單從學科方法論的确立這一點來看的話，在化學界誕生與物理學界的牛頓相當的人物，确實要等到18世紀的拉瓦錫了。

如果将學科整體比作一條奔騰的大河，試着對其流勢變化進行分析的話，就會發現各種學科在其中時而融彙時而分化，不斷形成新的學科，或是舊的學科又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現。而使這些流勢變化得以形成的原因，則是某種觀念的出現，或者是構成學科的認識論上的秩序，也就是福柯所說的“知識型”。

現代學科

以“人類”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近代學科，在21世紀面臨着全新結構下的學科重建。

根據福柯的《詞與物》一書的記述，與文藝複興時期的知識型轉變相似的斷裂性在18世紀末又出現了一次，這次轉變成了一直持續至今的現代知識型的起點。

福柯認為，古典時代的詞與物的關系具有透明性，而以18世紀末為分界點，詞與物的關系開始呈現出了不透明性。也就是說語言從它所表象的物體中分離了出來，開始關注其自身的特性，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

而從這種詞與物的關系的錯位和斷裂中呈現出來的，則是作為欲望主體的“人類”。

為了便于理解，我們可以試着将古典時代的笛卡爾與18世紀末的康德進行比較。雖然笛卡爾所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将“我思”與“我在”相分離，但使“我在”這種現實世界（物質世界）得以成立的，依然是“我思”這一表象。也就是說，名為“我在”的現實世界，是由“我思”這一透明性表象推導出來的。

而康德則認為“我在”這一現實世界存在于“我思”這一表象性世界之外。這是由于在“我在”的現實世界中存在着作為欲望主體的“人類”，而作為欲望主體的“人類”是不屬于“我思”，即表象性世界的。

當然，我真正想強調的并非是18世紀末突然出現了作為欲望主體的“人類”這件事。而是在古典時代，事物可以通過語言得到直接再現，而在18世紀末以後，這逐漸變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

這是由于出現“人類”這一語言所難以解釋的存在。也就是說，在詞與物的映射關系中，出現了“人類”這一畫蛇添足性的中介。

此後，近代學科開始圍繞着對“人類”這一有限性存在的分析不斷展開。

實際上，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許多學科都在對“人類”所具有的有限性和局限性的認識下，重新得以構建。這裡所說的人類的有限性，是指現實世界中的經驗，與相關主體間的互相限制、制約，甚至是矛盾。這也代表着人類對人乃是自然中的一個客體，一種曆史性存在的自知。

腦的解剖、生産費用的結構、印歐語系的體系化等知識結構，都是從對“人類”的有限性的認識出發産生的需求，并發展成了對各學科的曆史性和固有法則的探究。實際上在經過了19世紀和20世紀的發展後，曆史以及将法則作為一種結構進行的研究成了各學科的主題。

從黑格爾開始直到馬克思、薩特為止，哲學的中心課題始終是曆史中的人類存在。經濟學、語言學、文化人類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物理學等學科也都通過将對象作為一種結構進行研究，邁向了新的發展階段。

在天體物理學領域，人們對于宇宙的探索甚至深入到了宇宙的誕生，試圖探明宇宙整體的曆史性。計算機等高科技也是基于對人類有限性的認識而産生的人類能力的一種延伸。

然而另一方面，近代學科始終以“人類”為中心，卻也導緻了對自然的過度支配。21世紀的學科發展若想在新的思想形态下，謀求學科的重建，就必須要憑借着質疑的精神跨越近代思想本身。

因此，不應再将從古希臘至今的學科的發展曆程理解為“理性的進步”，而應将重點放在随着時代的變化，世界是怎麼為人類所認知、分類以及秩序化的。這一點對于西方學科以外的學科的發展曆程來說也是一樣的。

雖然本書主要以介紹西方學科為中心，但學科的發展當然并不僅僅出現于西方，了解西方以外的學科的發展曆程也是非常重要的。

當今時代正進入了一個巨大的變革期，在此背景之下，我們更需要通過追尋各學科的發展曆程，擺脫單一視角，從多元化的角度對世界進行全局性的認知。

作者 | [日] 茂木健一郎

編輯 | 申婵

導語校對 | 陳荻雁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