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擺”不要忘記“藏”與“露”的統一——《我來為顯擺正個名》續篇

作者： 天馬

前日，寫了一篇《我來為顯擺正個名》的文章，受到一些朋友的點贊，還借助平台上了“今日頭條”。

從做人“藏”與“露”的辯證關系說，“顯擺”隻是偏重強調了“露”的一面，其實，作為一個有城府、有心機的人，更應該懂得處理好藏與露的辯證關系，即“該露時須露，該藏時要藏”，這樣才能立于做人的不敗之地。

“才華橫溢、口吐蓮花”，常常形容一個人很有本事，這種本事常常能在人際交往和開創事業中領先别人一步。然而，如果你傲慢自大，說話不講分寸，則很可能會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别人，而影響你的未來。

蘇東坡是宋代著名的大文豪。他年輕時，因為仗着那點聰明，而頗有點恃才傲物的架勢，說話無分寸，無意中得罪了别人還尚且不知。隻是王安石惜才，才給了他一點小小的懲罰。

史料記載，一天，王安石和蘇東坡在一起讨論王安石的著作《守說》。當他們讨論“坡”這個詞時，王安石說：“坡”這個字從土，從皮，“坡”就是土地皮。蘇東坡笑着說：這樣說來，“滑”這個字就是水的骨啦。王安石又說：“鲵”字從魚，合在一起就是魚子。四匹馬叫“驷”，天蟲寫作“蠶”，古人造字是有其含義的。蘇東坡故意說：“鸠”字是九鳥，你知道原因嗎？王安石不知道蘇東坡在開玩笑，就謙虛地向他請教。蘇東坡笑着說：《毛詩》說，“鸠鸠在桑，其子七兮”，再加上他們的父母，共是九個。王安石聽到這話後，就不說話了。心裡暗暗覺得蘇東坡雖然很有才華，但為人有點輕狂。

過了不久，蘇東坡由翰林學士遭到貶谪，削級降職，被派往湖州當刺吏。三年期滿後，他回到了京城。蘇東坡在回來的路上想：“我當年得罪了這位老師（王安石），不知道他還在生氣不，我回去之後必須馬上拜訪他。”于是，他還沒來得及安頓下來，就騎馬去了王丞相府。

蘇東坡剛到相府門前，立即被門前的幾個小官吏引入門房。守門官說：“蘇先生，先在門房裡面坐一會兒，老爺正在休息，還沒醒呢！”蘇東坡點了點頭，在門房坐了下來。

守門官走後，蘇東坡等得無聊，便四處張望起來，隻見硯台之下有一摞整齊的素紙，下面寫着兩首未寫完的詩，題着《詠菊》。

他看了看字迹，認出是王安石的，忍不住笑了起來：“士别三日當刮目相看。三年前，我看這老頭兒下筆幾千言。三年後，怎麼連兩首詩都寫不完，難道江郎才盡了！”

于是拿着手稿念了一遍：“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念完之後，他連連搖頭：“原來這兩句詩都是胡說八道。”為什麼？原來四季的風都有個名稱：“春為和風，夏為熏風，秋為金風，冬為朔風。”

在詩的開頭說：“西風”，西方屬金，應該說的是秋天。但是第二句說“黃花”是菊花，它在深秋開放，最能與寒風搏擊，即使它幹枯了，也不會掉下花瓣，所以說“吹落黃花滿地金”，不是錯的嗎？

蘇東坡此時對自己發現這一謬誤而感到非常得意。興之所至時，他忍不住舉起筆來蘸墨，依韻續了兩句詩：“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寫完之後，他覺得有點不合适，自言自語道：“如果老師出堂招待我，見我這樣當面嗆白他，恐怕臉面上過不去。”但我已經寫好了，把它藏起來，萬一王安石出來尋詩不見，又會責怪他的家人。

思來思去，他還是把這首詩原封放好，他走出門，對看門官說：“老師一會出堂，你告訴他蘇某在這裡等候多時。隻因初到京城，有一些事還需辦妥，改日再來拜見。”說完，便騎馬回府了。

不久後，王安石出堂，想到自己的菊花詩還沒完韻，便徑自走到門房。剛坐下來，一看到詩稿就皺起了眉頭：“剛才誰來過了！”下人急忙禀告：“湖州府蘇大人曾來過。”王安石也從筆迹之中認出了蘇東坡的字，嘴上沒說什麼，可心裡卻一直在嘀咕：“這個遭貶三年仍不改輕薄之性的蘇東坡啊，不看看自己才疏學淺，還敢嘲笑老夫！明早朝，待我奏明皇上，給他來個削職為民。”

但轉念想來：“他從來沒有到過黃州（注今湖北黃岡），見不到那裡的菊花瓣落，也難怪他。”于是，他細看了一眼黃州府缺的官員名單，在那裡單缺一名團練副使。

第二天，他便奏明皇上，把蘇東坡指派到了黃州。而蘇東坡也知道是他改詩得罪了王安石，他在為自己公報私仇，但蘇東坡心裡也明白，自己别無選擇，隻得領命。

當到達黃州時，他發現确實錯了。由于地理原因，黃州的氣候與其他地方大不相同。冬天西風吹，西風吹落了菊花瓣，蘇東坡這才真正明白王安石把他貶到這裡的真正意圖，不免大為感慨和後悔。

蘇東坡雖然才華橫溢，學識淵博，但他的自大、自負且鋒芒太盛，也隻能拜倒在王安石腳下。“遭遇”王安石應該說是蘇東坡的幸運，如果他撞在一個鄙俗小人的身上，或許就兇多吉少了。

天馬雖無東坡之才，更無東坡之名，可幾十年職場生涯，尤其是九年秘書歲月，對“藏”與“露”感觸頗深。現在回過頭來總結，在處理這二者關系方面，有成功，也有失敗，有經驗，也有教訓，總體說來，失敗多于成功，教訓多于經驗。

經驗與教訓讓我感悟到，處理好“藏”與“露”的關系，需要把握好這樣幾個層次。

首先是在什麼人面前“藏”，在什麼人面前“露”。“藏”與“露”最為重要的是看面對什麼人，一般說來，在那些有胸懷的君子面前可以“露”，而在那些嫉妒心極強的小人面前則需要“藏”。還記得，在我初中畢業的第二年，正在我對前途一片茫然的時候，我靠“露”為自己開創了希望。我所在村的村書記崔福同志愛才、惜才，在他那裡，我僅憑幾篇新聞報道和兩次會議發言，就博得了他的賞識，為我搭建了一個又一個的發展的平台，讓我從農村走進城市，由農民變成了國家幹部。1976年，我在部隊提幹不久，為籌備地區民兵代表大會，我所寫的大會典型材料，獲得軍分區政治部主任趙軍的賞識，把我從縣武裝部調到軍分區政治部。我的“露”，遇到了兩位伯樂、貴人，從而改變了我的人生。

同樣的“露”，遇到另外一種人，境況則完全不同。1984年，在我遭貶到雙遼縣武裝部的第二年，我帶領政工科的同志，總結了茂林鄉武裝部部長姜權山這個獻身于武裝事業的專武幹部典型，當時的地委和軍分區黨委作出“開展向姜權山學習活動”的決定，地委和軍分區在雙遼召開隆重的為“優秀專武幹部姜權山”命名大會。我為軍分區領導臉上貼了金，他們為此獲得了政績，可武裝部黨委為我提職的報告，在軍分區黨委那裡卻石沉大海。

前後兩個方面的事例，告訴我們，在什麼人面前值得“露”，在什麼人面前不值得“露”。在值得的人那裡，你會獲得光芒，在不值得的人那裡，照樣是灰暗一片，甚至有可能為你帶來不測。

其次是在什麼時候“藏”，在什麼時候“露”。無數事實證明，“藏”與“露”兩手都該有，關鍵是要看火候，不該“露”的時候你“露”了，不但不會給你帶來好的效果，還可能找來麻煩；相反，該“露”的時候你沒有“露”，又會讓你失去難得的機遇。對此，我有着深刻的教訓。1977年，我24歲就榮登軍分區常委秘書的“寶座”，不可謂不風光，穿着小皮鞋，夾着常委會議記錄本，出入常委會議室，行走于書記、常委之間。當時，我哪裡知道，那些自命不凡的大幹事們，早就對這個位置垂涎三尺，“寶座”被你“搶”了去，人家恨得牙根兒都疼。一方面，你這個資曆，就是把那常委秘書幹出“花”來，也沒有到提拔你的時候；另一方面，那些“咬牙根兒”的人，就是雞蛋裡挑骨頭也會給你找出毛病來，實在沒有什麼好湊的，扣上一頂“驕傲”的大帽子，也會壓得你喘不過氣來，等二十七八歲你到了可用的年齡，材料也早就為你湊齊了。反之，那個時候，如果能夠把自己的“尾巴”夾起來，不是去夾那記錄本，不去拿那大材料，老老實實提壺打水、掃地擦桌子、給大幹事們抄個材料，跟人家好好學點基本功，再鬧上個好人緣。等到了時機成熟的時候再去操那記錄本，再拿上幾個大材料，露上一手，既不用費多大力氣，又免得遭到嫉妒，“鴨子上架——一猛之勁”，得到提拔也就順理成章了。

再次是在什麼問題上“藏”，在什麼問題上“露”。“藏”與“露”也有一個找準自己位置的問題，就是說，有的事情可以“露”，有些事情打死也不能“露”。我在軍分區當秘書的時候，有一次，一位副政委為我改材料，我總覺得他改過的材料變得文理不通，就跟着領導争辯，氣得那位副政委說：“怎麼改你的材料就這麼費勁？”在我給市政府副市長當秘書的時候，領導改過的材料，我常常還會把它改回來，甚至連個标點符号都不放過。這位領導倒是一般不生氣，每當這種情況，領導就會笑着說：“怎麼我改過的地方，你又改回來啦？”現在想來，這事兒辦得有點虎。當秘書，就是為人作嫁衣裳的，“辦事不由東，累死也無功”，這是最淺顯的道理，自己當年為什麼會犯如此低級的錯誤呢？在我走上小小的領導崗位之後，我才體會到，當下屬的改領導的材料，不是一兩句話、一個标點符号的事兒，那是在冒犯領導的尊嚴，這種情況下，當然還是“藏”比“露”好。

“藏”與“露”學問不淺，值得人們細細斟酌，“藏”好、“露”好，方可在處理人際關系中得心應手、遊刃有餘，步步為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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