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芷筠（重慶大學）
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潘越提出議案：發現被拐婦女知情不報者，應追究法律責任。
一直以來，知拐不報者都是打拐行動的最大障礙。一些人或對買賣婦女行為視若無睹，放任自由，或自甘充當買家的“眼睛”，替其監視被拐者，更有甚者，還與買家聯手欺瞞警方、阻止搜救任務。他們是橫在被拐婦女與美好世界之間的一堵牆，這堵牆一日不除，營救被拐婦女的任務便舉步維艱。
讓“知拐不報”變為“知拐敢報”“知拐就報”，關鍵在一“利”字。人都是趨利避害的，這是物種得以延續的基礎。研究表明，人在判斷是否做某事時，主要受兩個因素影響：感知價值與感知風險，前者是衡量做了這件事能給當事人帶來什麼好處，後者是衡量做這件事需要承擔多大的風險，當前者大于後者時，當事人會選擇去做這件事。
發現婦女被拐，有些人為何知情不報？并非是他們全無良知，而是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中，“不報”比“報”更“劃算”。拐賣婦女一般發生在山窮水惡之地，這裡的人們普遍收入水平不高、知識涵養較低、求取配偶難度較大，加上交通不便導緻的執法難度大，他們很容易将人情置于法理之上，此時知情者若是選擇告發，他們所能預感到的實際利益寥寥無幾，而可能失去的卻是親族之間的信任、他們賴以生存的東西，這種情況下，要他們自覺舉報無疑難如登天。
改變“知拐不報”還需“懲獎并舉”。一方面，懲治不報者以增加不報的行為風險，而出台相關法律法規，無疑是最好的選擇。法律出台，一可以懲治涉事人員，起到警示作用；二可以達到普法目的，促使相關人員更多地了解法律，以上兩點都有利于糾正“人情大于法律”的錯誤思維。但不可否認的是，該項立法具有困難。首先對“知情”的判定就是難題，是否知情屬于個人主觀思維，難以界定，由此引申出第二個難點——為了防止誤判，懲罰不應過重，應留有糾正彌補的空間——但懲罰過輕又無法達到懲戒效果，這其中的“度”如何把握，更需要小心摸索。
至于提升利益，即對舉報者進行獎勵，當獎勵額度足以使知情者對價值的渴求大于對風險的擔憂時，他們就會有強烈的舉報意願，同時再配以相應的舉報機制，如匿名舉報、電話舉報等，進一步降低其可能承擔的風險，使舉報更具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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