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簡史》這一章(知惡善樹)想要通過，我們如何從小于150人團體的群體部落，怎麼能夠發展壯大，讓國、國王、天子，宗教、神、種族、民族等等這些虛構或者想象的東西得以出現，通過這些把互不相識的非常多的人聯系起來去做一些事情（智人的合作則是不僅靈活，而且能和無數陌生人合作）

或者用原文說——解釋——究竟智人是怎麼跨過這個門檻值（小于150人團體），最後創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這裡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虛構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識的人，隻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人類簡史》：

究竟人類的語言有什麼特别的地方？

最常見的理論，認為人類語言最為靈活。雖然我們隻能發出有限的聲音，但組合起來卻能産生無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的含義。于是，我們就能吸收、儲存和溝通驚人的信息量，并了解我們周遭的世界。青猴能夠向同伴大叫“小心！有獅子！”，但現代人能夠告訴朋友，今天上午，在附近的河灣，她看到有一群獅子正在跟蹤一群野牛。而且，她還能确切地描述出位置，或是有哪幾條路能夠抵達。有了這些信息，她的部落成員就能一起讨論，該怎麼逼近河邊，把獅子趕走，讓野牛成為自己的囊中物。

第二種理論，也同意人類語言是溝通關于世界的信息的方式。然而，最重要的信息不是關于獅子和野牛，而是關于人類自己。我們的語言發展成了一種八卦的工具。根據這一理論，智人主要是一種社會性的動物，社會合作是我們得以生存和繁衍的關鍵。對于個人來說，光是知道獅子和野牛的下落還不夠。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部落裡誰讨厭誰，誰跟誰在交往，誰很誠實，誰又是騙子。

就算隻是幾十個人，想随時知道他們之間不斷變動的關系狀況，所需要取得并儲存的相關信息量就已經十分驚人。（如果是個50人的部落，光是一對一的組合就可能有1225種，而更複雜的其他社會組合更是難以計數。）雖然所有猿類都對這種社會信息有濃厚興趣，但它們并沒有有效的八卦方式。尼安德特人與最早的智人很可能也有一段時間沒辦法在背後說彼此的壞話。然而，如果一大群人想合作共處，“說壞話”這件事可是十分重要。大約在7萬年前，現代智人發展出新的語言技能，讓他們能夠八卦達數小時之久。這下，他們能夠明确得知自己部落裡誰比較可信可靠，于是部落的規模就能夠擴大，而智人也能夠發展出更緊密、更複雜的合作形式。

這種“八卦理論”聽起來有點荒唐，但其實有大量的研究結果支持這種說法。即使到了今天，絕大多數的人際溝通（不論是電子郵件、電話還是報紙專欄）講的都還是八卦。這對我們來說真是再自然不過，就好像我們的語言天生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生的。你認為一群曆史學教授碰面吃午餐的時候，聊的會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起因嗎？而核物理學家在研讨會中場茶叙的時候，難道講的會是誇克？确實有時候是如此，但更多時候其實講的都是哪個教授逮到老公偷吃，哪些人想當上系主任或院長，或者說又有哪個同事拿研究經費買了一台雷克薩斯之類。八卦通常聊的都是壞事。這些嚼舌根的人，所掌握的正是最早的第四權力，就像是記者總在向社會爆料，從而保護大衆免遭欺詐和占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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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可能的情況是，無論是八卦理論或是“河邊有隻獅子”的理論，都有部分屬于事實。然而，人類語言真正最獨特的功能，并不在于能夠傳達關于人或獅子的信息，而是能夠傳達關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據我們所知，隻有智人能夠表達關于從來沒有看過、碰過、耳聞過的事物，而且講得煞有其事。

在認知革命之後，傳說、神話、神以及宗教也應運而生。不論是人類還是許多動物，都能大喊：“小心！有獅子！”但在認知革命之後，智人就能夠說出：“獅子是我們部落的守護神。”“讨論虛構的事物”正是智人語言最獨特的功能。

然而，“虛構”這件事的重點不隻在于讓人類能夠擁有想象，更重要的是可以“一起”想象，編織出種種共同的虛構故事，不管是《聖經》的《創世記》、澳大利亞原住民的“夢世記”、，甚至連現代所謂的國家其實也是種想象。這樣的虛構故事賦予智前所未有的能力，讓我們得以集結大批人力、靈活合作。雖然一群螞蟻和蜜蜂也會合作，但方式死闆，而且其實隻限近親。至于狼或黑猩猩的合作方式，雖然已經比螞蟻靈活許多，但仍然隻能和少數其他十分熟悉的個體合作。智人的合作則是不僅靈活，而且能和無數陌生人合作。

等到認知革命之後，智人有了八卦的能力，于是部落規模變得更大，也更穩定。然而，八卦也有限制。社會學研究指出，借由八卦來維持的最大“自然”團體大約是150人。隻要超過這個數字，大多數人就無法真正深入了解、八卦所有成員的生活情形。

即使到了今天，人類的團體還是繼續受到這個神奇的數字影響。隻要在150人以下，不論是社群、公司、社會網絡還是軍事單位，隻要靠着大家都認識、彼此互通消息，就能夠運作順暢，而不需要規定出正式的階層、職稱、規範。4不管是30人的一個排，甚至是100人的一個連，幾乎不需要有什麼正式紀律，就能靠着人際關系而運作正常。正因如此，在某些小單位裡，老兵的權力甚至要比士官更大。而如果是一個小的家族企業，就算沒有董事會、執行長或會計部門，也能經營得有聲有色。

然而，一旦突破了150人的門檻，事情就大不相同。如果是一個師的軍隊，兵數達到萬人，就不能再用帶排的方式來領導。而有許多成功的家族企業，也是因為規模越來越大，開始雇用更多人員的時候，就碰上危機，非得徹底重整，才能繼續成長下去。

所以，究竟智人是怎麼跨過這個門檻值，最後創造出了有數萬居民的城市、有上億人口的帝國？這裡的秘密很可能就在于虛構的故事。就算是大批互不相識的人，隻要同樣相信某個故事，就能共同合作。

無論是現代國家、中世紀的教堂、古老的城市，或者古老的部落，任何大規模人類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種隻存在于集體想象中的虛構故事。例如教會的根基就在于宗教故事。像是兩個天主教信徒，就算從未謀面，還是能夠一起參加十字軍東征或是一起籌措資金蓋起醫院，原因就在于他們同樣相信神化身為肉體、讓自己被釘在十字架上救贖我們的罪。所謂的國家，也是立基于國家故事。兩名互不認識的塞爾維亞人，隻要都相信塞爾維亞國家主體、國土、國旗确實存在，就可能冒着生命危險拯救彼此。至于司法制度，也是立基于法律故事。從沒見過對方的兩位律師，還是能同心協力為另一位完全陌生的人辯護，隻因為他們都相信法律、正義、人權确實存在。（當然，他們也相信付的律師費确實存在。）

然而，以上這些東西，其實都隻存在人類自己發明并互相講述的故事裡。除了存在于人類共同的想象之外，這個宇宙中根本沒有神、沒有國家、沒有錢、沒有人權、沒有法律，也沒有正義。

如果我們說：原始人因為相信鬼神，每次月圓會一起聚在營火旁跳舞，于是也鞏固了他們的社會秩序；這件事人人都覺得不難理解。但我們沒看出來的是，其實現代社會運作的機制還是一模一樣。以現代商業領域為例，商人和律師其實就是法力強大的巫師。不同于過去部落巫師的地方是現代人的故事還更扯。

然而，要說出有效的故事，其實并不容易。難的點不在于講故事，而在于要讓人相信。于是，曆史上也就不斷圍繞着這個問題打轉：究竟某個人是如何說服數百萬人去相信神、民族或是有限公司這些故事？然而，隻要把故事說得成功，就會讓智人擁有巨大的力量，因為這能使得數以百萬計的陌生人合力行事，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想想看，如果我們的語言隻能說些像是河流、樹林或獅子之類真正存在的事物，要建立國家、教會或是法律制度可不是難上加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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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人類已經編織出了一個極其複雜的故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像标緻公司這種虛構的故事不僅存在，而且力量強大。這種通過故事創造的東西，用學術術語來說就稱為“小說”、“社會建構”或者“想象的現實”。然而，所謂想象的現實并不是“謊話”。如果我知道附近的河裡沒有獅子，我卻說有，這叫作謊話。但謊話其實沒什麼大不了的，像是青猴和黑猩猩也都會說謊。曾有科學家發現，有青猴在附近沒有獅子的時候發出了“小心！有獅子！”的叫聲，把附近另一隻猴子吓跑，好獨享某根它看到的香蕉。

然而，所謂“想象的現實”指的是某件事人人都相信，而且隻要這項共同的信念仍然存在，力量就足以影響世界。施泰德洞穴的藝術家可能真的相信有獅人守護靈的存在。雖然也有些巫師是騙子，但多半都是真誠相信有神與惡魔的存在。至于百萬富翁，他們多數也是真誠地相信世界上有金錢和有限公司。而對于活躍的人權主義者來說，他們也多半真誠地相信人權的存在。雖然其實所謂聯合國、利比亞和人權都隻是我們想象出的概念，但在2011年，我們說聯合國要求利比亞政府尊重其公民的人權，并沒有人會認為這句話是謊言。

從認知革命以來，智人一直就生活在一種雙重的現實之中。一方面，我們有像是河流、樹木和獅子這種确實存在的客觀現實；而另一方面，我們也有像是神、國家和企業這種想象中的現實。随着時間過去，想象現實也日益強大；時至今日，河流、樹木和獅子想要生存，有時候還得仰賴神、國家和企業這些想象現實行行好、放它們一馬。

認知革命正是曆史從生物學中脫離而獨立存在的起點。在這之前，所有人類的行為都隻稱得上是生物學的範疇，也有人喜歡稱為“史

前史”（但我傾向避免用這個詞彙，因為這種說法暗示着即使在認知革命之前，人類也是自成一格，與其他動物不同）。認知革命之後，我們要解釋智人的發展，依賴的主要工具就不再是生物學理論，而改用曆史叙事。就像是如果要理解為何儒家或共産主義能在中國傳播，光知道基因、荷爾蒙和有機體這些還不夠，另外也得考慮到各種想法、圖像和幻想的互動才行。

然而，這并不代表智人從此就不再遵守生物法則。我們仍然是動物，我們的身體、情感和認知能力仍然是由DNA所形塑。而我們的社會建構其實也和尼安德特人或黑猩猩相同，我們越深入研究其中的成分（像是種種知覺、情感、家庭關系），就越會發現我們和其他猿類并沒有太大的差異。

然而，比較時不能光從個體或家庭的層次來比較。像是如果一對一，甚至十對十的時候，人類還是比不過黑猩猩。我們和黑猩猩的不同，是要在超過了150人的門檻之後才開始顯現，而等這個數字到了一千或兩千，差異就已經是天壤之别。如果我們把幾千隻黑猩猩放到紐約股票交易所、職業棒球賽場、國會山或是聯合國總部，絕對會亂得一塌糊塗。但相較之下，我們智人在這些地方常常有數千人的集會。智人創造了秩序井然的模式，像是貿易網絡、大規模慶祝活動、政治體制；而這些如果隻有個人，是絕對做不到的。人類和黑猩猩之間真正不同的地方就在于那些虛構的故事，它像膠水一樣把千千萬萬的個人、家庭和群體結合在一起。這種膠水，讓我們成了萬物的主宰。

當然，人類還是需要其他技能，像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然而，光是制造工具的影響力還不夠，制造工具之後還得結合衆人之力才行。究竟為什麼，我們現在有洲際彈道導彈，而3萬年前還隻有頂頭帶有燧石的矛？從那時候到現在，人類生理上制作工具的能力并沒有顯著改變。如果要愛因斯坦模拟遠古人狩獵或采集的敏捷靈巧程度，前者還必定是遠遠不及。然而，我們和遠古人類的不同處就在于與大量陌生人合作的技術有了大幅提升。遠古要做出一把燧石矛，隻要有一個人靠着幾位親近的朋友提供建議和協助，就能在幾分鐘内完成。但現代要做出導彈，需要全世界上百萬個互不相識的人互相合作，有的是礦工，得開采位于地底深處的鈾礦，還有的是理論物理學家，要寫出長串的數學公式來描述亞原子粒子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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