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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際，随着耶稣會傳教士的東來，近代科學第一次傳入中國。

對此，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這樣寫道：“中國智識線和外國智識線相接觸，晉唐間的佛學為第一次，明末的曆算學便是第二次。”

日本科技史家薮内清也曾寫道: “由唐至明末的外來科學……其最終的結局，是被中國的傳統所湮沒。隻有明清之際耶稣會士輸入的外來科學水準比中國高，具有一種與中國傳統抗衡的力量。”

清初，由耶稣會傳教士湯若望制定的曆法由清廷作為“皇曆”頒發，可謂是這一場“西學東漸”的最高峰。

傳“西法”

湯若望（1592-1666），原名約翰·亞當·沙爾。他出生在萊茵河畔科隆城的一個騎士家族，自少年時期起，即到羅馬進入耶稣會所辦的學校接受神學和科學教育，并加入耶稣會。

1619年，湯若望來到中國。在澳門學習了漢語後，依照當時在華耶稣會傳教士的普遍做法，他取漢名為“湯若望”，因為“湯”與“亞當”發音相近，而“若望”則與“約翰”諧音。

依照德國學者恩斯特·斯托莫的說法，湯若望乃是一個“自然科學的天才”，而這時的耶稣會，也正在中國實施“科學傳教”策略。

這一策略由早期來華的耶稣會傳教士利瑪窦所創。

在初入中國時，利瑪窦穿上了佛教僧人的衣服，向平民布道，但毫無效果，他轉而認識到，應該争取讓士大夫成為天主教徒，通過“上行下效”為天主教的傳播打開局面。于是，他改穿儒服，結交士大夫，和他們論學，并展示他在數學、天文學、制圖學和機械學上的過人之處。

新做法果然引起了不少中國讀書人的好奇心，其中一些人成為利瑪窦的支持者并改信基督。

1601年，利瑪窦獲準留居北京，并因數次準确地預測日食而聲名大振。

這時，朝廷也正在為曆法的屢屢失誤而苦惱。

《明史·曆志》載：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巳朔，台官言日當食，已而不食”；萬曆“二十年五月甲戌夜月食，監官推算差一日”。

在古代中國，曆法絕不僅僅是一份時間表，而是天人秩序的象征。皇帝作為“天子”，以聖名頒行“皇曆”，以此指引官方和民間的各種活動，使之合于天意。

也正是因為曆法如此重要，所以其推算稍有差錯，即是不祥之兆。以預報日食為例，因為太陽象征人間的君主，如果日食發生，就相當于皇帝受到了侵害，這時必須進行“用牲于社”的儀式，以幫助皇帝免災或改過。

但是，當時明朝所行的《大統曆》乃是沿用了元代郭守敬所制《授時曆》，并且在兩百年裡未曾對之進行修訂，緻使誤差日積月累，到了明末越發明顯。

而曆法之所以不能得到修訂，根本原因在于，中國傳統天文學經曆了元代的高峰之後，在明代進入了停滞期。欽天監即便有心，也無力改進曆算的精度。

更何況，如果有其他人成功地修訂了曆法，則相當于原有的天算學者失勢于廟堂。

也就是說，曆法改革不止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關涉到現實的政治利益。

對于急切地想要影響朝廷的耶稣會傳教士來說，這卻是一個絕佳的機會。

1605年，利瑪窦向羅馬發出求援信：“火速派遣天文學家、懂得曆算學的教團成員到北京來！”

多名精通曆算的耶稣會傳教士，随後分批來到中國，湯若望即為其中之一。他們此來的目的，是要和中國的傳統天算學者争鋒，更是要借此讓耶稣會傳教士登上廟堂。

1629年6月21日，北京發生日食，欽天監再次預報錯誤，崇祯帝震怒不已。徐光啟借機上奏，請求設立曆局，以“西法”修改《大統曆》。衆多欽天監官員原本一直很抗拒修曆，但為了避免獲罪，也轉而主動要求修改曆法。

1630年，湯若望進入曆局，并成為修曆主力。随後，曆局陸續完成《崇祯曆書》一百多卷。這是中國第一部采用西方近代科學制定的曆書，不過它在當時并沒有得到頒行的機會。

1642年，崇祯帝下诏：“西法果密，即改為大統曆法通行天下。”但是，“未幾國變，竟未施行。”

制“皇曆”

1644年，李自成與清軍先後進入北京。

多數傳教士避亂南下，湯若望獨自一人留守宣武門教堂。這裡存放着大批為印制曆書而準備的印版，它們是湯若望的畢生心血，也是耶稣會能否立足北京的資本。

李自成兵敗時，北京成為了人間煉獄。潰兵毀壞紫禁城的巨響，一直傳到數十裡以外；城中的許多民宅也遭到火藥炸毀。當一群盜匪試圖搶掠宣武門教堂時，他們看到了看起來比他們更為吓人的湯若望。

湯若望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知道中國人并非膽大之徒，但我不知他們心中之怒火會燒向何方，也不知是何緣故引發這場大亂。故我手持倭刀，立于廳堂門前，準備抵擋襲擊。接下來發生的一切都如我設想的那樣：屋頂上的人看到我手持兵器，威吓逼人，滿腮虬髯，攝人心魄，便開始道歉，高喊他們正在尋找匪徒，既然府邸平安，他們自會速速撤離。”

城内百姓歡迎清軍入城，因為一個新政權至少可以使這座城市脫離無秩序的恐怖狀态，但是他們僅有一個晚上得以喘息，次日又迎來新的厄運。

清軍發布通告，中、東、西三城為滿人保留，原有住戶應在三天之内，全部遷走。湯若望也在應遷之列，但他認為，這更是一次機遇。

他馬上寫了一份禀帖，加入到紫禁城外的請願人群中。這份禀帖寫道：“臣自大西洋八萬裡航海來京……于崇祯二年間，因舊曆舛訛，奉前朝敕修政曆法，推測日月交食、五星躔度，悉合天行。著有曆書表法一百四十餘卷……伏乞皇上轸念孤忠，特賜柔遠之典。”

應當說，這是一份措施巧妙且得體的禀帖。先是介紹了湯若望的身份、為前朝所做的貢獻以及對曆算之精通，然後向新朝表示出報效之意。它很快就到了攝政王多爾衮的案頭并受到他的歡迎。

這時的清廷，正需要招納湯若望這樣的曆算人才。從清廷的角度來看，如今“天運已新”，急需制定新曆法，以“改正朔”證明清朝取代明朝乃是天命所歸。此外，它還可以通過重用湯若望，傳達敬重人才的信号，以收攏人心。

但是，清廷首先要對湯若望和其他曆算學家做一次考驗。很清楚清廷用意的湯若望上奏新朝，“将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日食限分秒并起複方位，與各省所見不同諸數，開列呈覽。”

這份奏折，實際上也是湯若望對曆算對手的一封戰書，因為其他曆算學家這時也在向新朝呈送曆書。

八月初一，朝廷命大學士馮铨率湯若望等人登上觀象台，對各派推測的日食預報做現場驗證。

報時辰的官員大聲宣讀。回回曆算法預報的時刻到了，日食沒有出現；大統曆算法預報的時刻到了，日食仍然沒有出現；湯若望預報的時刻到了，日食準時出現。

朝廷随即降旨，以西洋新法造《時憲曆》，頒行各省。随後，又任命湯若望為欽天監監正。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洋監正”，也是“西法”曆書第一次成為中國的“皇曆”。

利瑪窦所創的“科學傳教”策略，由湯若望進行了創造性的執行。年少的順治帝時常前往湯若望的府邸，詢問如何推算日月食、如何采制琥珀油等各種對長于深宮的他來說都很新奇的問題。他稱湯若望為“瑪法（滿語，意為尊敬的長者）”，授予湯若望正一品官銜，并依照中國的習慣追封湯若望的先輩。

扶搖直上的湯若望不經禮部同意，即重建了宣武門教堂。一座20米高的巴洛克式教堂将原來的小教堂取而代之，它遠遠高出附近的房子，人們從很遠的地方就可以望見它。

1874年的宣武門天主堂造型

此時建築已經多次重建

中國各地的傳教士都因湯若望的聲望而得到保護。一位中文名為傅汎濟的傳教士緻信感謝湯若望：“我們大家……都很安全地憩息在你的蔭影之下。”

當時也在北京的傳教士南懷仁甚至這樣寫道：“湯若望對皇帝的影響比全部督撫和貴族加在一起的還大。他的名字在中國，要比任何一位歐洲名人在國外的名氣都大。”

受“曆獄”

但是，屬于湯若望的災難也正在悄悄地醞釀。

當他把科學作為傳教的工具時，實際上，當時清廷也隻是把科學視為一種工具，甚至把帶來近代科學的傳教士也隻是視為工具。

換言之，清廷之所以重用湯若望，主要因為他是難得的曆算人才，而精準的曆法具有統治億兆子民的優良工具價值。

也正是因為如此，當順治帝對湯若望所帶來的“奇巧之物”深感好奇時，對天主教教義卻不感興趣。這不免讓湯若望感到失望，因為他的傳教策略乃是以中國的上層要人改信基督為最大的目标，為此他不厭其煩地向順治帝講述耶稣受難以及諸信徒苦修的故事，但後者隻是聽聽而已。

湯若望懊惱地寫道：“人多懷詭詐，尤以東方人為然，連上帝的信仰也無能為力。”

1657年，順治帝下诏在宣武門天主教堂前立碑一座，且親筆寫了《禦制天主堂碑記》。在碑文裡，他明确表示：“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但是，他又稱贊了湯若望的守教精神，“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

也就是說，作為皇帝，順治帝最在意的是忠君之道。儒家學說經過曆朝曆代的改造，已非常做為适合鞏固皇權的工具，對此他自然“服膺”；如果天主教風行中國，那麼皇權在面對“教權”時如何自處？所以順治帝認為，傳教士對信仰的忠誠精神，倒是值得皇帝的子民學習，隻是子民必須清楚，這忠誠的對象要指向皇帝。

這時的順治帝，其實已經在疏遠湯若望。在題寫《禦制天主堂碑記》之前，他就已經很少和湯若望接觸，而是開始頻繁接觸湯若望所反對的僧人。

順治皇帝

順治帝病死後，曆算對手借朝中權力更替之際向湯若望發難。

1664年，歙縣人楊光先向禮部呈送《請誅邪教狀》，參劾湯若望。在這份控告書中，楊光先回避了他所不擅長的“曆數”，而是從“曆理”入手，控告湯若望在為襁褓中夭折的榮親王選擇葬期時，誤用洪範五行，禍及董貴妃一病而亡，接着又殃及順治皇帝，使他年僅24歲就早離人世。

楊光先所說的“曆理”，簡言之即“陰陽五行之理”。對于傳統的“皇曆”來說，乃是“曆數”和“曆理”并重。“曆數”追求科學性，以精準地确定二十四節氣，指導農業生産等事務；“曆理”則“視生克制化之用，用得其理”，應用于生活中的婚喪嫁娶等事務。

《孝莊秘史》中的董貴妃和順治帝

對于湯若望來說，他不可能精通“曆理”，甚至不可能贊同“曆理”。因為，他作為一名傳教士，“曆理”在他眼中乃是一種要攻破的迷信。

結果便是，以曆算之學而登廟堂的湯若望，最終也因為他的曆算之學“為禍”帝王之家而獲罪。1665年1月15日，刑部判決，湯若望應處以絞刑。

在刑部宣布判決的次日，恰有日食要發生。刑部官員讓湯若望的助手南懷仁代湯若望做預報。當天下午3點，日全食在南懷仁預報的時間開始，而楊光先等人不但預報錯了時間，還預報成了日半食。但刑部依然堅持死刑判決。

最終是異常的天象救了湯若望。

1665年4月13日，一顆彗星劃過北京上空。三天後，北京又發生地震。4月19日，朝廷發出大赦令。5月18日，湯若望離開牢獄，回到了宣武門教堂。1666年8月15日，湯若望病逝。

曆法之争在湯若望的身後，又持續了數年。1669年，楊光先等因所編曆書謬誤百出，被康熙帝革職；南懷仁回到欽天監，複用湯若望制作的《時憲曆》。

傳教士依然作為精通曆算之人才為清廷服務，但他們在朝廷眼中已無足輕重了。在一條給傳教士的谕旨中，康熙帝寫道，他留下他們，乃是“使爾各獻所長”；若沒有他們也無所謂，“爾等去留也無關涉”。

雖然，“西法”曆書因其準确性最終勝出，但這并不是科學的勝利，隻是“西法”曆書的工具價值再次得到了朝廷的肯定。

或者說，當時科學在中國毫無獨立價值，其能否存在或發展，完全取決于朝廷的需要，而同時期正在西方發生的科學革命，其革命性的意義即在于認為科學具有獨立的價值，在于證明了無需天啟的幫助，人類憑自身理智即有力量揭開世界的奧秘，而不在于某項具體的實用技術的進展。

近代科學在中國的第一次“西學東漸”，至此進入停滞期。一直到兩百年後，在洋務運動的“自強”呼聲中，清廷才不得不正視“夷人”之“長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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