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

誰要是認為有些概念絕對是正确的概念，有另一些概念的人就洞見不到我們洞見到的東西。

——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第二七六頁

《阿長與〈山海經〉》，是《朝花夕拾》裡閃爍着人性光芒的溫暖篇章。但這人性光芒卻萦繞在字裡行間，既呈現又遮蔽，不易為讀者所察覺。像魯迅其它入選中學語文課本的作品命運一樣，該文的實際教學情況頗為糟糕。最普遍的是，流于膚淺的情感說教；這種教學的效果，恰恰導緻了學生對情感認知的疏遠，冷漠。也有所謂創新的：前不久聽一位語文名師執教這篇作品的觀摩課，以主問題“阿長是個怎樣的人？”為切入點，引導學生列表呈現阿長的“好處”和“壞處”，然後讨論“阿長是不是個合格保姆？如果你聘請保姆會不會聘阿長？”。為了顯示“創新”，而遊離文本精神實質，尤令人痛心。

這些教學現象，無疑暴露了當前中學語文教學中的一個突出問題：教師本文解讀能力的膚淺，課堂教學設計的低劣。

你隻有知道怎樣讀，才會知道怎樣教。怎樣讀？我非常贊成張旭東博士的觀點：文本解讀不隻是一種技術性的形式細讀，由此來操演新批評、解構、精神分析、或馬克思主義批評技巧；打開文本的目的是重建文本與曆史的關系，重建被作品封閉起來的這種關系同我們今天的相關性。①而從解讀到教學，則又是一個飛躍。

1．批評·借鑒：文本的正讀或誤讀

在閱讀現象裡，不同的理解視野會讀出不同的結論，這是很自然的事情。讀者中心論，在抹殺正讀與誤讀的界限的同時，也取消了理解的真理性，這成了接受美學理論的緻命軟肋。對于理解的标準，學者們總願滑行在理論的天空，就是不願回到粗糙的地面上來，結果是議論紛纭，莫衷一是。文學，即使是卡夫卡的怪誕小說博爾赫斯的杜撰故事，也永遠勾連着人類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曆史。而生活、文化、曆史本身就是标尺。我不相信，如果湮滅了真善美，還會有人願意在生活、文化、曆史的文本面前逗留。

對于流芳的文本而言，我們的議論文字無論怎樣精緻，也不過是匆匆的過客而已。然而，我們仍用心思與言，是因為文本自身萦繞的真善美，像黑夜裡遠方的光一樣，向我們遙遞着無聲的召喚。在這個意義上，前人的理解起到了客觀的望遠鏡或顯微鏡的作用：由此，我們得以看得更遠，更清晰。所以，凡是用心寫就的前人理解，對後來者而言總是批評與借鑒。

近來，我看到的最新的關于《阿長與〈山海經〉》的解讀文章有兩篇：一篇是孫紹振的《關鍵詞的還原和分析：以《阿長與〈山海經〉》為例》②（下面引文不再一一注出），另一篇是錢理群的《怎樣讀和教〈阿長與〈山海經〉〉》③（下面引文不再一一注出）。說實在的，這兩篇學者解讀文章，除了某些細微處偶爾閃光一下外，整體思想上沒有超越前人的魯迅解讀。

兩位學者都是文本細讀的好手，兩篇文章都不約而同從關鍵語詞入手，試圖以語詞及其勾連關系的分析來把握語言蘊涵的思想情感。結論大同小異：孫紹振讀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和“欣其善良”；錢理群讀出了“善意和愛意”、“敬意”“抒情”和“生命哲學的意味”。這的确有助于語詞及其情感變化過程的再識，但也暴露了文本細讀的缺憾：滑入語詞及其情感的糾纏，一味臆想而無力超越（就是說，你看見了情感變化過程，才隻是為深入理解所作的準備性工作）。事實是這樣：凡是真正讀了幾遍課文的孩子，自然而然都能體會出阿長對“迅哥兒”的“愛意”和魯迅對“長媽媽”的“敬意”與思念。

然而，不能苟同的是：

孫紹振一文，開篇即把“阿長”與小說中的“阿Q”和“祥林嫂”當作關鍵詞勾連起來，認為“名字如此随便被安排”、而阿長“一點也沒有反抗的感覺，也沒有感到受屈辱”，表現了魯迅“對于小人物态度”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對于宏大的曆史而言，難道我們不都是無名無姓者嗎？但這并不成為我們為命運感到不幸和悲哀的理由。我以為孫紹振沒有看出“阿長”（無名、無姓、無後）與作品尾句間的勾連關系（後文闡述）。這種帶有政治意識形态的分析路數，不可避免地導緻孫紹振從“空前的敬意”、“偉大的神力”等關鍵詞讀出了“幽默的調侃”和“反諷的意思”。

錢理群一文，一上來就把文本分解為“三個部分，而每個部分都有一個難點”。這種分段式理解，實在是文本解讀大忌：你用一種視野遮蔽了其它視野。文本的語詞、句子、段落乃至曆史文化背景，織成一張立體的網，分環勾連，意義在其間；解讀，是盡可能地建立勾連關系，而非割裂。這樣一種視野也就導緻錢理群從語法的角度認為，“憎惡”、“不大佩服”、“讨厭”、“磨難”等等等等語詞明為貶義暗含褒義，解讀自然就是“從一系列含有貶義的詞語背後，品味出、感受到其間的善意和愛意”。這完全悖離了作品的兒童視野，取代之以成人臆想心理，從而消解了文本裡隐含的兒童情感認知成長的自然結構。孩童視角下的語詞，最本質的東西是純真、純粹，“讨厭”、“憎惡”等等絕不等同于語法學裡成人規定的東西。這會兒是“讨厭”、“憎惡”，可不一會兒就換臉成了“喜歡”、“熱愛”，這是由兒童心理的純真性決定的。（魯迅寫作時的成人視野不等同于文本裡兒童的視野。）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錢理群認為“敬意”、“偉大”、“神力”等語詞是魯迅“大詞小用”，“這些詞分量都很重，是所謂的‘大詞’，專用在某些莊重的場合，用在某些大人物或特異人物的身上；現在，卻用在這樣一件小事（無非是買了一本書），這樣一個小人物（鄉村農婦，保姆），這裡，這是不是‘大詞小用’？”。難道語詞也具有階級性嗎？一個語詞，在不同的語境有不同的意義、不同的情感，全在于你如何“使用”（維特根斯坦的概念）。“博學”似乎是個“大詞”，難道是專為學者教授而造？用“大詞小用”來分析兒童（或魯迅）的情懷，無疑損傷了作品的人性光輝。我确信：如果“偉大”、“敬意”等詞有用，在使用它們時同“桌子”、“花瓶”一樣卑微。

盡管如此，孫錢二文還是給我們帶來了某種啟迪，而且這種啟迪業已由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見《哲學研究》）所證實：文本理解，應關注細節，讓更多的語詞、句子活躍起來，建立勾連關系（綜觀）。讀一篇作品，似乎所有的語言就在我們面前，但事情卻常常是：總有一些語詞、句子、細節進入不了我們的思維視野，或者說我們的眼睛總是放過了某些語詞、句子、細節，或者說我們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們。

2．傷感·思念：語言的切入點

我們不能很好的理解文本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找不到正确的方式進入到文本的語言世界（一張立體的網），或者說我們沒有看清語言的切入點（網的入口）。這需要一定的理論視野。誠如艾耶爾所言：“我們對存在着的東西的判斷總是依賴于某種理論的。我們可以用一種理論來代替另一種理論，但是不可能根本擺脫理論，從而通過對世界的先見（preconception）撥開雲霧看到世界。”④我們的理解視野總是萦繞某些理論的影子。（當然這裡不涉及無知的狀态。）這并不是說，我們先入為主地拿起哲學的或美學的手電筒去照射文本，然後得到了某種驗證；事情常常是，你在閱讀的時候，讀着讀着，在你眼前某種理論和文本自然而然地勾連起來了。這種事時常發生在我身上，但為了便于描述，下面仍按行文習慣先挑明某些理論，以突出它們所起到的非凡作用。

我首先想到的是維特根斯坦的語言哲學，他說：“若說感情給了語詞以含義，那麼這裡的‘含義’就叫作：要點所在。”⑤（是什麼給了語詞以生命？要點在于情感。）克羅齊在其美學裡也說：“藝術或詩是什麼？是一系列形象和使這些形象得以變得栩栩如生的情感。”⑥對克羅齊極為推崇的博爾赫斯繼而說：“我相信，我們是先感受到詩的美感，而後才開始思考詩的意義。”倒讀朱自清的《背影》，如果你注意到那封父親來信的誘發性，将有助于理解上述理論。

同樣，倒讀《阿長與〈山海經〉》，把結尾和開篇及主體叙事勾連起來，我們原有的視野将徹底改變了，我們被一種無限思念與傷感糾結的情愫深深感染着：愛的行為化作了對孩子持久的美好影響，然而，最初的心愛的書失掉了，無名-無姓-無後的長媽媽人也不在了，曾經的“迅哥兒”的童年也一去不複返了。

魯迅深情地不無愧疚自責地寫道（或卑微的我大聲地吟誦出）：

我的保姆，長媽媽即阿長，辭了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吧。我終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經曆，僅知道有一個過繼的兒子，她大約是青年守寡的孤孀。

仁厚黑暗的地母啊，願在你懷裡永安她的魂靈！

誰都能讀出這言語裡包含着怎樣的一種情感，怎樣的一種呼喚！

我确信：這是魯迅追懷阿長、追憶童年的原初動力。我也确信：提筆為文，是先有了某種情感，才有了某些勾連着這種情感的故事，才有了再現故事且萦繞着情感的語詞和句子。我也确信：在隐喻的情境裡，失掉，死亡，離去，并非終結，而是以另一種方式重新開始，且時時刻刻在某個隐秘的時空裡建構着。

我也确信：唯有共鳴着這種情感，我們才能看清那些勾連着的栩栩如生的故事。就是說，被喚起的人類共同情感，會引導我們領會那勾環連結的故事的深層結構，而非看客似的麻木浏覽，無所觸動，無所發現。

《朝花夕拾》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