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控期裡的每一個上海人，都一樣也都不一樣。随着16個區實現社會面清零，上海的生活秩序開始恢複，許多人終于有機會走出小區。對外地人而言更是歸鄉心切，但每個人的選擇不同。

平頂山小夥大龍在上海開網約車，蝸居車内一個多月的局促生活一輩子也無法忘記，卻沒有讓他決心離開上海；吳姐的回程路是從19公裡的單車騎行開始的，她一解封就買了回家的車票，一路波折，這幾年在上海感覺“欠家裡人太多”，但她還會回來的，畢竟社保已經交了10年；還有帶着特殊任務進駐上海的物流人員與志願者，對他們來說，任務沒有結束就還要繼續堅守，曙光就在眼前。

每個人都可以講出屬于自己的上海故事，離開或者留下，隻取決于基于生活或者信念的最優選擇

大龍（化名）被拉去隔離點

網約車小哥：

在車裡窩了一個多月，為了家庭還是決定留下

“我在上海跑網約車，沒有租房子，晚上睡車裡。”大龍（化名）來自河南平頂山，今年32歲，在上海跑網約車謀生，疫情将他的生活來源直接砍斷，曾經一日三餐都無法保證。

作為一名網約車司機，大龍對上海疫情的情況十分關注，但是不斷變化的封控政策，長達數十天的封控還是讓他措手不及。“開始以為不會封太久，買了吃的喝的，找了一個充電站停車，有熱水，能上廁所。”大龍說，“3月31日的時候被趕出來了，人家不讓停車，就隻能在充電站外面停車，後面和保安說了好多好話，才讓我們打水和上廁所。”

大龍（化名）坐在車裡等解封

4月初，大龍的一個老鄉買票回了老家，他也動了回家的心思。大龍花40元錢在醫院做了核酸檢測，又花了95元錢買了一盒5支的抗原檢測試劑盒，做好了準備。

但是後來，大龍想着4月底上海疫情或許能結束，考慮了很久還是決定留在上海等解封。“解封後就可以賺錢了。”大龍解釋。

随着封控的延長，大龍儲存的食物越來越少，偶爾花幾十元買份盒飯也要分成兩頓吃。大龍在社交平台調侃自己：“我不裝了，我攤牌了。穿着帶絨的牛仔褲，頭發半年沒剪了。#疫情早點結束。”

5月初，大龍沒有等來解封。大龍開出租車的同行複工了，将公司發放的物資分給了大龍一部分，一個燒雞、一大根火腿腸，還有一根黃瓜。

5月中旬，還無法複工的大龍熬不下去了，沒有物資，囊中羞澀。“5月17日，我想起來新聞上說，上海最近在嚴查流浪的人，就打報警電話，很快就有警察來問我的情況。”大龍介紹，“警察就問我，‘給我找地方管吃管住，但是疫情不結束不能出去，行不行。’我同意了。”

警察給大龍找了好幾個地方，不是沒地方就是不合适，最終大龍說他從寶山區楊行鎮被拉到羅鏡鎮的一個隔離點隔離。5月20日，大龍又回到了楊行鎮的隔離點。

大龍并不是不想回家，每天盤算的回家成本讓他打消了念頭。大龍算了一筆細賬，回去車票450元，如果買加價的還要多個一兩百。回去隔離14天一天60塊飯錢，這樣就一兩千了。

老婆孩子都在無錫，大龍去年是在無錫跑網約車。因為無錫疫情，剛好租的車也到期，想着上海疫情一直控制得比較好，去年過完年，大龍便在上海跑起了網約車。租車一個月六千塊，每天流水六七百塊錢，因為住車裡沒有房租，除去吃喝等花銷，大龍每個月到手能有七八千元。這個收入比大龍在其他地方的收入都高。

去年，大龍在無錫買了房子，每個月房貸3000元。“現在沒有錢了，爸媽剛給我打了6000塊錢，還了3000房貸。”大龍說，因為房貸，他需要一份高收入的工作，上海收入高，大龍思前想後還是決定留在上海。

“以前沒錢沒覺得怎麼樣，現在沒錢連回家都不想回了。”大龍也說了自己不想回家的另一個原因。

“現在還行，不想那麼多。等能跑網約車了就可以賺錢了。”大龍說。

吳芳（化名）去隔離點的轉運車

打工人吳姐：

騎行 轉車，曆時20小時返鄉陪娃高考，但她還想再打拼5年

“我母親在醫院躺了很多天我都不在身邊，現在母親去世了，父親癌症晚期，現在不回去一趟我什麼都幹不下去。”5月19日，看到不少人買到了離滬的車票，搶不到車票吳芳的焦灼變得更加情緒化。

吳芳發動朋友圈、拜托親朋好友，甚至在網絡求助。吳芳在發文中寫道：我是來自安徽黃山在上海務工的，現在急需回家，我的媽媽在前些天因病重去世了，我沒能趕上看她最後一眼，更沒有送她最後一程。我的爸爸也得了胃癌中晚期，我媽媽去世對我爸爸打擊很大，我愧對我的父母，不能在身邊陪伴，還有小孩要面臨高考，需要陪考，現在我無法回家，心情很難過，很急，特求助…

吳芳是安徽歙縣人，今年40歲，在上海一家餐飲店已經共走10年，勤勞肯幹就能在這個城市收獲渴求的财富和夢想，無數的機會吸引了像吳芳這樣的勞動者。這次疫情，吳芳的生活卻随着疫情的蔓延進入了停滞狀态。吳芳平時忙慣了閑不住，疫情期間她索性在社區做志願服務，組織核酸檢測、卸貨、分揀物資，“24小時待命”，有時候淩晨才結束工作。吳芳用朋友圈記錄封控期的點滴，和志願者的合照、碼放整齊的物資、自己親手包的餃子，都是吳芳這段生活中的彩色。

像衆多被封在家的市民一樣，吳芳也期盼着解封複工，房屋租金、兒子的生活費是她擔憂的問題。這樣的期盼在5月9日母親突然離世後，變得有些急迫。

吳芳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從小備受家人寵愛，雖然吳芳在上海生活正常，但在外的吳芳是家人最大的牽挂。5月3日，吳芳像平常一樣與母親視頻，應不住母親的關切，吳芳承諾疫情後回家看看。3天後，吳芳母親突然暈倒，失去意識，被送往醫院搶救，5月9日，吳母病重離世。

從上海回安徽歙縣沒有直達的列車，需先從上海到杭州，再從杭州中轉到歙縣北。“朋友在幫我搶票，我現在擔心在杭州中轉的時候會被集中隔離，這樣我從杭州回家還要隔離。”5月18日上午，吳芳既擔心搶不到票，又擔心無法正常轉車，矛盾的心情和無助的感覺讓她情緒失控，泣不成聲。

18日下午，吳芳的難題像被疏通的管道一下都通了。先是吳芳的朋友幫她買到了19日G9303次上海到杭州的車票，接着吳芳從朋友處打聽到了在杭州中轉時需要出站做核酸，所以中轉時要留有足夠的時間，她購買了當天最後一班杭州到歙縣北的高鐵。

按照上海市現有的疫情防控離滬政策，旅客需憑48小時内核酸檢測陰性證明、24小時内抗原檢測陰性證明（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在24小時内可免除）、健康碼綠碼以及已購當日有效車票方可進站乘車。

這些有效證明對于吳芳并不成問題，為了保證順利離滬，吳芳想要一張“離滬證明”。“我打‘12345’市長熱線，他們說是需要‘離滬證明’的。”吳芳介紹，因為種種原因，她最終沒能拿到這張“離滬證明”。“19日我還是出發去車站了，要試一試，不然我也待不下去，好在最後他們（車站）沒有看（離滬證明）。”說起這個，吳芳滿是慶幸。

擔心趕不上車，19日淩晨4點多，吳芳就蹬自行車從住的地方出發。“早上還是比較冷的，快到的時候下雨了，大概淋了半個小時。我出發時看導航是19公裡，實際應該比這遠。總共騎了3個小時，要是全程都下雨估計我就騎不到了。”吳芳說。對于出發的方式，吳芳也做了計劃，她事先還找過“跑腿”，對方開口要價三百一個人，讓吳芳直接決定騎車去火車站。

上海火車站人并不像前兩天上海虹橋站人那麼多，吳芳大概排了15分鐘便順利進站。“有的穿防護服了，有的沒穿。我也帶了防護服，騎車時覺得不方便沒有穿，後面進站後也沒穿。”吳芳解釋，考慮到安全問題，她隻在出發時吃了一個面包，一路上沒吃沒喝也沒上廁所。

到杭州後，根據車站引導，吳芳需要做核酸後才能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進站乘坐。雖然已經留了足夠的時間，但臨近開車時間，前面做核酸的人仍有很多。

焦急之下，吳芳便與前面的人商量，試圖往前插隊。“大家都比較好，我跟人家解釋車快開了，會讓我往前插隊，有的人車次都開了還沒排上做核酸。”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吳芳在車輛發車前15分鐘到達候車廳。

車輛晚點了十幾分鐘，當天晚上8點左右，吳芳到達歙縣北，随後被轉運到定點酒店接受集中隔離。

“轉運車上的幾個人都是從上海回來的，大家都很不容易。一個小夥子跟我一樣在寶山區，但他是在上海虹橋坐車，比我還遠，還是步行過去的。另一個小夥子說在上海這兩個月生生把煙戒了，因為‘買不到’。”吳芳說。

到隔離酒店，辦好手續已經晚上9點多了，吳芳終于松了一口氣。“現在就安心隔離，晚上11點，酒店送來了盒飯，還是熱的，我有了回家的感覺。”

吳芳坦言，這次疫情讓她覺得“人情味兒的重要”，也體會到了親情的寶貴。吳芳在上海的一家連鎖餐飲公司幹了10年，也交了10年社保，再堅持5年就可以領退休工資，她不舍得現在就放棄上海的工作。

自己所在的公司已經複工，吳芳這次是請假回家，先陪孩子高考，恢複正常了，她還會回到上海。

志願者在搬運物資

志願者與快遞小哥：

留在上海，工作還在繼續，還有“六一八”

4月初，看到上海疫情吃緊，有抗疫志願者經驗的王磊和朋友組織了一個52人的志願隊伍。4月7日一行人從深圳出發，到上海參加抗疫工作。

王磊一行到達當晚被分到了上海世博園的方艙醫院，并給他們安排住處。5月20日，王磊告訴大河報·豫視頻記者，他們主要負責後勤，比如消殺、配送餐食、巡邏值班等工作。在方艙裡，需要穿着防護服，6個小時裡不能吃喝、上廁所。王磊介紹，穿、脫防護服都在監控下進行，他們需要像醫生一樣嚴格遵守防護服穿戴流程。

近期很多輕型病人治愈出院，王磊直言相當于取得了階段性勝利，新的挑戰接踵而來。“現在病房也升級了，床換成了跟醫院裡一樣的可以搖起來的床，還來了很多設備，呼吸機、理療設備、氧氣瓶等。現在比以前任務更重了，也比以前危險了。”王磊介紹現在任務更重了。目前，方艙轉來了不少重症新冠患者，大約有900多名患者，好多有基礎疾病或是老年人，老年人有些記憶力不好或溝通不暢，在護理方面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精力。

志願者在收垃圾

“開始方艙裡主要是輕型病人。現在方艙裡有很多老年人，他們有的無法自主配合治療，需要我們幫助下床，推輪椅，協助醫生做一些檢查，做CT等。有的老人下床上個廁所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我們要給他們引導。”王磊介紹當前的工作情況，坦言沒有想到上海等疫情會這麼長時間。

王磊是江蘇徐州人，今年48歲，是徐州市獵鷹應急救援隊的隊員。他在深圳經商多年，在徐州、深圳疫情的時候都積極參與抗疫志願工作。“隻是覺得他們需要幫助，就來了，當時也沒和家裡說。家裡的生意有人幫忙管理，出來這麼久，說一點不受影響是假的。”王磊覺得志願工作很有意義，“以前覺得掙錢享受生活什麼的，志願工作改變了我的人生觀，生命是寶貴的，要傳播正能量。”

喬磊在配送快遞

因為密接等原因，上海很多配送員被封在家裡，造成物資無法及時送達。各配送平台緊急從各地調集配送員，解決配送人力不足問題。4月15日，京東緊急從全各地調集3246名快遞小哥、分揀員到上海支援。90後京東快遞小哥喬磊就是其中一員，他15日從鄭州出發去上海，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

5月22日，喬磊告訴大河報·豫視頻記者，除了靜默期，他幾乎每天都在配送一線。最初配送積壓的3月份的快遞，現在配送的幾乎都是近期的快遞。因為地名命名方式不同，喬磊開始分不清“多少弄”，到現在對配送的每個小區都輕車熟路。開始每天一百多單快遞，忙到天擦黑，現在每天的配送量達200多單。

喬磊今年30歲，是一名退伍武警，很能吃苦。在喬磊眼中，有比他更不容易的人，他說看到有外賣小哥睡在街上，覺得他們有住的地方已經不錯了。

根據工作安排，喬磊他們在上海工作期間，每送一個件比之前多1塊錢，除此之外每日有150元補助。對于回來之後的隔離時間，會統計前三個月的平均工資，按照隔離天數等比例補發。4月份到上海後隻工作了幾天，5月份工資月底才發，喬磊目前還不知道自己的薪資情況。

此前采訪中，喬磊告訴大河報·豫視頻記者，大概5月底可以回去，目前來看時間又要延長。“領導說6月25日回去，現在也隻是聽領導這樣說。”喬磊在上海已經待了一個多月，每天面包盒飯，早出晚歸，他向記者坦言“我都想回去了”。喬磊解釋道：“領導說過幾天會安排調休，馬上要618大促，擔心到時候人手不夠，讓我們618之後回去。”

像喬磊這樣的“小哥”對上海配送業務的支援，無疑解了燃眉之急。随着上海逐漸複工複産，物流快遞也在逐漸恢複常态。5月19日，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上海市郵政局局長馮力表示，預計到6月中上旬，上海全市所有的寄遞企業的分撥中心、分支機構和營業網點能夠全部恢複運營。分撥中心和網點的運營正在逐漸恢複，恢複運營的分撥處理中心已經占到了總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同時580多家的分支機構、營業網點開始對外營業，返崗的一線從業人員接近2萬人，運能運力正在逐漸釋放。

【版權聲明】本作品著作權歸【大河報·豫視頻】所有，任何第三方未經授權，不得轉載，違者必究。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