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目新聞記者 徐穎

通訊員 商曉藝

視頻剪輯 徐穎

《人世間》熱播，成為今年的現象級文學事件。茅盾文學獎得主、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人世間》爆火之後，再推現實主義長篇新作《中文桃李》，把目光投向了當下80後青年一代的青春和成長。

4月22日，梁曉聲接受了包括極目新聞在内的全國部分媒體的采訪。梁曉聲說，《中文桃李》是他“梁記面店”的倒數第二部，再寫一部就封筆了。他把寫作當成是與做面條、開面店一樣，“我現在70多歲了，很多事情該放下時，就該放下了。”他覺得，文學和其他行業是一樣的，文學沒有優越感。《人世間》寫的是平民子弟的故事，《中文桃李》中也主要是平民子弟的成長故事。

“汪先生”這個角色，我希望請範偉來演

記者：《中文桃李》中，你寫到了中文、文學的困境，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梁曉聲：我對文學的困境不是很在意。文學從産生開始，就是一部分人的事情。

隻不過《中文桃李》中寫到了一個客觀現實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才子、才女都集中在中文系，那時中文系、英文系的學生辦刊物，流行辦的都是文學刊物。我在《中文桃李》這本書中寫的80後主人公，他們開始學中文的時候，情形就不一樣了。過去是喜歡中文才學中文，現在是在理科方面競争力不強，而不得已選擇中文系，然後考研究生，趕快擺脫中文系。特别是很多女生，是這麼選擇的。

記者：書中塑造了中文系的“汪爾淼”教授，通過他的教學，展現了你對中文教育的觀察和思考，對嗎？

梁曉聲：小說中“汪爾淼”講課的一些内容，有的是我平常講課的一些内容。很多家境貧困的學生，好不容易考入大學，如果我們中文系的老師，隻是講講我們如何讀懂一篇小說，我覺得太小兒科了。我們應該更多的是從一部文學作品，引發了怎樣的人生思考。思考的價值，是更有意義的。我不太喜歡現在流行的那種方式。比如，講課如果不像脫口秀一樣熱一下場，似乎就不是講課似的。一堂課隻有45分鐘，學生是交了學費的。

《中文桃李》小說出版後，我希望出這麼一部電視劇，為學中文的人拍一部電視劇，這個事情是确定的。“汪先生”這個角色，我心裡已經有了一個對象，我很喜歡範偉，欣賞他的表演，尤其他眯起眼睛微微一笑的時候，就是有那種宅心仁厚的感覺，這是“汪先生”的感覺。有時候會發脾氣，不是因為學生沖撞了自己，而是因為學生不該這麼對待自己的專業。

我的人生注定是報告文學，來不得半點浪漫和詩意

記者：《中文桃李》中，主人公之一“冉”說生活可以分為詩歌類的、詩類的、散文類的、報告文學類的、史詩類的，你的人生是哪一種？

梁曉聲：恐怕人文知識分子，都會追問自己人生的意義吧。在《人世間》中，我寫到光明出家的時候，就曾和兩位責編探讨過一個問題。光明那個時候是一個十八九歲的青年，當他去往北普陀寺的路上，下起了大雨，他迷路了，閃電雷鳴，在天地之間，他不知道往哪裡走了，于是就地打坐。70歲的人生走過之後，我也在思考，人這一生究竟在追求什麼呢？我想，最後除了真善美，沒有其他的東西了。

我沒有經曆過詩一樣的人生，我的人生注定是報告文學，來不得半點浪漫和詩意。因為從小家裡條件很差，還有一個生病的哥哥。雖然我看了很多小說，我當時并沒有浪漫起來，我的這種浪漫情愫可能最多是在早期的一些知青小說裡頭出現。我從開始寫作就是在寫情。當然，不光是愛情，我也不喜歡用愛情來撐起一部小說。關于《人世間》的采訪中，有人也問了我，最讓你感動的什麼。我覺得被林黛玉和賈寶玉感動到的更多的是女孩子吧，對我個人而言，更感動的是男人和男人之間的事情。

記者：小說中寫到了年輕人面對高房價，在家鄉、省城、北京的不同選擇，你是怎麼看待這種選擇的呢？

梁曉聲：我覺得，如果是因為要“成為北京人”而留在北京，這一點是可笑的。留在哪裡，不一定是對錯，而是利弊，利弊是自己來權衡的。我們學生中凡是回到省會城市的，過得還可以。他們可以用較少的錢，買較大的房子。在事業上，也可以升到中層，時常來北京聚一下。我們留在北京的學生也很優秀。但我也眼見着特别水靈的女孩子，北漂幾年之後打焉了。我希望他們過上好的生活，這是不是就特别俗，不浪漫了呢？

我更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後，但他們身上沒有頑主氣質

記者：寫年輕這一代和寫你自己更有自我經曆的故事，對您來說有區别嗎？

梁曉聲：寫年輕一代對我是一個挑戰，首先語言是不一樣的，現在的語言變化太大了，尤其是網語經常出現的時候，我沒有辦法融入到那個語言中去。你會發現，從75後、80後這些作家們寫起自己同代人，或多或少有頑主的氣質，好像不那樣寫就不像自己的同代。生活中，我接觸下來，我的學生們根本不是這樣，實際上一到寫作，也是一個有意代際的标簽化，我倒覺得，我更喜歡我筆下的這些80後，他們也開玩笑，也幽默，但他們身上沒有頑主的那種氣質。

我們現在許多時候把一些應該莊重去思考和認知的問題攙雜進了遊戲裡，攙雜進了讨好、取悅聽衆和觀衆這個心思，在《中文桃李》中我沒用這樣的橋段，“徐冉”最後做的工作是我比較喜歡的，我突然覺得又有點像《人世間》裡邊喬春燕的兒子做的工作了。“冉”的職業需要經常參加追悼會。一旦一個人經常面對生死，應該可以把人生參透。

記者：小說中有很多細節，覺得挺幽默，讀來不禁一笑。比如把“作家梁曉聲”也寫進了小說，“作家梁曉聲”來主人公的家鄉講座，“曉東”的親戚紛紛表示不去。小說最後“冉”還說，如果讓她寫人生，她肯定比“梁曉聲”寫得還要好。小說設置這樣的細節，主要是怎麼考慮的？

梁曉聲：我們經曆過上世紀80年代的人，像我們這些讀了一點書出來的，有相當長一個時期我們太把自己當回事了，我們裝出深刻的樣子，這個深刻要裝，本身也很吃力，是最吃力的活，話也不好好說了，小說也變得晦澀了，其實小說并沒有那麼高深。實際上，文學的重要性隻是在一個時段内，和思想啟蒙同步了，這個時期的文學起到推動社會的作用，後來像我們在和平年代的人，你不過就是個寫小說的，跟那些搞音樂的、搞表演的，和科學家比起來，有什麼了不起的。我看網絡上動不動評“十大小說家”，還是把小說拎在一個高處，好像多麼玄妙，裝出我在你之上的狀态，我不是很認同。我要表達的是這個意思，所以，在小說裡調侃了一下。

記者：您後期還有什麼寫作計劃？

梁曉聲：這是我倒數第二本長篇小說，還有一本在寫着，那本寫完了，不管水平怎麼樣，“梁記面食店”就要關張了，我把寫作看成跟一個面點老師傅開一個面館，是沒有多大區别的。無非你就是要把面食做得好一點，要保證食材的環保，做了一輩子，也就做到這個程度了。人有的時候還是要放下，不要太執拗。但是缸裡還有一團面，這團面它不能浪費了，所以還有最後一部長篇小說。

人物檔案：

梁曉聲，當代著名作家、編劇，以《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輪》等一系列作品成為“知青文學”的代表人物。第十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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