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能一輩子才帶過十幾個博士生。”楊振甯先生曾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翟荟就是其中一個，也是最後一個。

古香古色的科學館，在美麗的清華園裡更顯莊嚴樸實，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教授翟荟的辦公室就在科學館三層，楊振甯先生的辦公室在二層，一層是楊武之先生曾經工作的地方。

在系列紀錄片《大先生楊振甯》中，由于翟荟的辦公室更為“簡樸”，便被“征”為紀錄片拍攝地，他六歲的兒子，也客串了兒時的楊振甯先生。

雖然剛40出頭，翟荟就已經獲得多項榮譽。2021年9月，他又接連獲得了2021年“科學探索獎”和2020年度北京市傑出青年中關村獎。

在他看來，科學是面向未知的，科學家不能“躺平”在已有的成績裡，要持續不斷地探索。

翟荟在辦公室 田瑞穎攝

“甯拙勿巧”

科學館，是清華大學最“古老”的四大建築之一。2007年，清華大學高等研究中心（以下簡稱高等研究中心）搬至科學館。這裡除了是學生們的“網紅”打卡地，還走出了不少科學界的“網紅”學者。

高等研究中心成立于1997年，楊振甯先生應聘擔任高等研究中心名譽主任。1998年，翟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并進入剛成立的清華大學物理系基礎科學班學習。

大三暑假，帶着對科學未知的探索，他走進了心中神聖的科學殿堂——高等研究中心開始科研實踐。

一個午後，正在樓道打印的翟荟，遇見了同來打印的楊振甯先生。簡短交流後，楊振甯先生讓他回去看一篇最新發表的實驗，并在暑假回來後探讨。

就這樣，他成為楊振甯先生在清華大學的“關門弟子”，最後一個博士生。

博士畢業後，翟荟先後前往兩所國外高校開展博士後研究。2009年，高等研究中心更名為高等研究院。同年，翟荟回到高等研究院工作，并帶領團隊開展冷原子等量子物質的理論研究，還涉及凝聚态物理、引力理論、機器學習、量子物質和量子信息等方向的交叉研究。

楊振甯先生、高研院院長顧秉林院士和翟荟研究組合影 翟荟供圖

“甯拙勿巧”是楊振甯先生說過的話，也是對翟荟産生最大影響的話之一。

翟荟說，“甯拙勿巧”是一種科研态度，一方面是說做科研不要投機取巧，做學問必須誠實；另一方面是說做學問沒有捷徑可走，必須一步一個腳印。

“這句話解釋起來很簡單，但真正做起來，并不容易。”翟荟告訴《中國科學報》，“我跟學生們做研究時，都是采用‘最笨’的方法，比如理論推導，就算有捷徑，我們也不走，必須一步一步來。”

2021年，翟荟撰寫的教材《超冷原子物理學》在劍橋出版社出版。在将新書送給楊振甯先生後，先生在回信中寫道，“你的書遵循了你的研究物理的方法。”

在翟荟看來，“對于科研工作者而言，能有自己的研究方式和風格，何其幸運。”

不可觸碰的“兩條紅線”

回國至今，翟荟已經培養了20多位博士生、博士後，不少學生已成為國内外高校的教授。

翟荟和研究組學生、博士後合影 翟荟供圖

“我的學生，有兩個紅線絕對不能碰。”翟荟告訴記者，一條是學術誠信紅線，另一條是科研經費的政策紅線。

“就好比火車警戒線，不僅不能碰，還必須離得越遠越好。”說到這裡，他變得嚴肅起來。

在翟荟的研究組裡，對“抄襲”的定義，有着“苛刻”又“不成文”的标準。“抄襲是絕對不允許的，如果所寫文章有連續7到10個單詞跟别的文章一樣，那就叫‘抄襲’，即使跟自己以前的文章一樣，也叫‘抄襲’。”

他解釋說，“7到10個單詞并非标準，而是強調文章中的每句話都必須是自己獨立寫的。如果每句話都是自己寫的，不太可能出現一長串詞完全重複的情況。”

對于學生每篇論文的學術水平，翟荟并沒有特别的要求。他認為，學生的學術水平是随着積累不斷增長的，最初的文章影響力也許不大，但随着積累，慢慢會取得更好的成績。

雖然在科研态度和科研誠信上，翟荟對學生有嚴格的要求，但在日常工作中，他們是很歡樂的大家庭，“學生們都不怕我，以前都是直接喊我‘翟荟’，也就近兩年，才有學生開始叫我‘翟老師’。”翟荟笑着說。

實際上，他們也經常會因為科研觀點不同而争論。在翟荟看來，這種争論才是科學應該有的狀态，也最能迸發出好的點子。

“科學裡沒有權威，科學就是追求理性的實事求是。而科學家精神中，最首要的就是探索真理，實事求是。”翟荟說。

在他看來，科學不同于技術，“科學是探索未知，而不是攻關。”

2019年，翟荟獲得了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學家項目的支持。與以往的項目不同，它不要求明确科研目标的計劃書，也不需要非常細的經費管理預算，項目科學家可以根據研究自行決定經費使用并開展研究。

項目答辯時，一位評審專家問他，“你提出的研究新效應，究竟新在哪裡？”面對這個問題，翟荟“老實”回答說，“不知道，如果我還沒研究就知道新在何處，那這個研究結果其實不算是新的。”

對于這個回答，評委并沒有因為他沒有提到新在哪裡，就否決他的項目。相反，他的項目還獲得了支持。後來，翟荟在科技部組織的一次座談會上，也大力推崇了這種科研模式。

這也讓他覺得，近年來北京市科創環境有了明顯變化，例如懷柔科學城、北京高等學校高精尖創新中心等的建立。

但他也指出，科學探索有多種模式，除了大的科學中心、團隊作戰等模式，小的研究組也是一種模式，“希望可以繼續加強對小課題組持續和大力度的支持。”

“不要給科學家‘貼标簽’”

除了做科研，翟荟還會騰出時間，幹些看起來似乎跟專業不相關的事。

比如，每年他都會閱讀四五十本書，包括曆史、社會、紀實、通識等各種類型。此外，他還堅持每天練10分鐘毛筆字。

記者到訪的前一天晚上，翟荟正在讀《偏見的本質》。

在他看來，科學家也被貼上了太多“标簽”，存在很多固化認識和刻闆印象。“比如科學家就是不顧家的、很苦的、很忙的，如果都是這樣，青少年還怎麼向往科學事業呢？”

“科研也是一種職業，科學家也有自己的生活。”實際上，回到家中，翟荟也經常做飯，關心孩子的學習。

記者注意到，翟荟的手機裡沒有微信等社交娛樂軟件，隻有一些常用的功能性軟件。相比于“冗雜無用”的信息，他更喜歡沉浸在閱讀中，“讀書，能讓人靜下來。”

在一次差旅中，翟荟發現整個車廂好像隻有他一個人在看書，不少人是在看手機，“我還是希望看到更多人能一起閱讀。”

從科學館的西門出來，草坪上擺放着一些凳子，一旁是小荷塘，鳥叫聲不絕于耳。在這裡，翟荟時常與學生們探讨科研，很多靈感也迸發自這裡。（田瑞穎）

來源： 中國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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