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流不息的西長安街上，一幢藍灰色玻璃幕牆的建築矗立在北新華街路口，風格典雅，造型端莊，有如一個巨大而神秘的音樂盒。夜幕降臨，這裡常常是燈火輝煌、樂聲悠揚。

它，就是陪伴了首都市民32年的北京音樂廳。

破土重建的北京音樂廳于1986年投入使用，是我國第一座現代模式的、專為演奏音樂而設計建造的演出場所，也是改革開放初期首都聲效最好的音樂場館之一。幾十年間，這方舞台，迎來了國内外無數音樂大咖，見證了北京古典音樂演出的日益繁榮。北京音樂廳自身的發展，也融入這座城市改革開放的腳步中，彙成一部氣勢磅礴的時代交響。

說起北京音樂廳的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當時這裡還是老中央電影院，經過舞台修整、添加音罩後，改建為音樂廳，劃歸中央樂團（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前身）使用。直到經過上世紀80年代的那次重建，這裡才成為中國交響樂演出的最高聖殿。

▶1986年1月4日晚，北京音樂廳開幕試用。（資料片） 本報記者 胡敦志攝

說起那次重建，不能不提到一個人——已故指揮大師李德倫。他在業界聲望頗高，人又幽默可親，被親切稱呼為“李大爺”。李大爺一生幹過無數足以載入交響樂發展史冊的事，建北京音樂廳就是其中一件。

上世紀70年代末，正值改革開放初期，文化交流活動日漸增多，外國樂團、指揮家來華演出越來越多，李大爺覺得，首都也該有個專門為交響樂而建的音樂廳，于是向文化部打了報告。

蓋一座專業的音樂廳不是一筆小花銷，李大爺知道，一口氣要下來這筆錢不太可能。“沒錢沒關系，我們又不是蓋劇場，劇場花錢多，因為它需要有舞台設備，而蓋音樂廳省錢。”李德倫這麼跟時任文化部部長的黃鎮彙報。黃鎮就問，一百萬夠不夠？“夠了。”李大爺話音未落，旁邊的人沖他直擺手，小聲說一百萬肯定不夠。但老爺子堅持：“夠了！”

曾任中國國家交響樂團演出部主任、李德倫的老朋友田振林說，其實，這是李大爺為建音樂廳想出來的“小計策”，“他想的是，隻要批準了，那就可以動工。隻要動了工，音樂廳就一定能建起來。”就這樣，北京音樂廳有了第一筆啟動資金，并于1983年在原址破土重建。等啟動資金用完了，李大爺就再向文化部申請。北京音樂廳建造期間，文化部長換了三任，他就遊說了三任……

1986年1月，演奏廳可以容納1182名聽衆的北京音樂廳開幕試用。廳内采用了一系列現代化的建築聲學措施，獲得了良好的音質、頻率、特性和适度的混音時間以及均勻的聲場分布。開業之初，李德倫指揮原中央樂團奉獻了系列音樂會，田振林至今還記得當時大家的興奮勁兒，“之前，我們在首都劇場、清華大學禮堂等好多場地都演過，北京音樂廳建好後，那就是咱自家的地兒了。”對專業音樂演出來說，由于不同劇場的聲學結構不同，樂團演出前都要提前走台和調整，時間成本不免增加，“音樂廳聲效好，樂團排練起勁兒，在這兒演出，又踏實效果又好。”

▲如今，每逢周末，北京音樂廳都是燈火輝煌、樂聲悠揚。 本報記者 方非攝

很多老北京人都記得，老中央樂團有一個叫得響的品牌——“星期音樂會”。有了北京音樂廳之後，這裡每周都有演出，李德倫、嚴良堃等著名指揮家親自上陣，演出票10元一張，觀衆熙熙攘攘，成為長安街畔的一大盛景。“李德倫真的是個智慧而充滿遠見的音樂家。”著名樂評人陳志音回憶起李大爺連連感歎：“高雅音樂的大衆化普及當時可能不太看得出效果，但過了幾十年之後，現在看看，那些資深交響樂觀衆，當年都受過‘星期音樂會’的影響。”

在北京，古典音樂一直算不上曲高和寡，隻是，改革開放之初，大多數樂迷隻能聽唱片過瘾。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後，随着中國改革開放的深入，陸續開始有一些外國音樂家來到北京演出，“那種沖擊力是現在的人想象不到的。”陳志音回憶當年在北京音樂廳看過的演出，形象地比喻，“那種感覺就像藝術家們突然從唱片裡走出來，一個個大活人‘咣’一下來到了你的眼前。”

說起上世紀90年代初小提琴家帕爾曼在北京音樂廳的演出，陳志音到現在都激動得聲音發抖。她回憶說，帕爾曼患有小兒麻痹症，腿腳不是很靈便，但在音樂廳登台時，堅持自己走上台，“這就是藝術家的尊嚴，絕不讓别人扶着上舞台。舞台上，他的琴聲一起，那麼動聽，那麼感人，我一直在流淚。”

正如陳志音所言，北京音樂廳建成後，京城古典音樂舞台有了一道亮麗的風景，當年那些隻“活”在唱片裡的世界音樂大咖，都在這裡登台獻藝。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多明戈、世界十大女高音之一蒙塞拉·卡巴耶來華，還有“鬼才”鋼琴家伊沃·波格萊裡奇、指揮家小澤征爾，都曾在這個舞台上一展風采。

随着來華藝術家越來越多，北京音樂廳的舞台越來越頻繁地镌刻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記。觀衆們也不用再像改革開放初期時那樣，每來一位音樂大咖，都要徹夜排隊才能買上票。

小提琴家、指揮家梅紐因是李德倫和原中央樂團的老朋友，1979年他來京演出還是在民族宮劇場，等到1997年梅紐因再次來華，就是在北京音樂廳登台了。

當時梅紐因已八旬高齡，在音樂廳為國交指揮排練時卻從不落座，一直精神矍铄地站在指揮台上，跟樂團溝通音樂細節。

兩年後的1999年3月13日晚，中國國家交響樂團又在北京音樂廳舉辦音樂會。演出開始前，音樂廳負責人語氣沉痛地說：“昨天，小提琴家、指揮家梅紐因大師去世了，他是中國人民十分熟悉和熱愛的音樂家。現在我建議，為梅紐因大師的去世默哀一分鐘。”現場氣氛凝重，在座觀衆深深感受到，這一方舞台不僅上演了一場場精彩的音樂會，還見證着中外藝術家之間的深厚友誼。

北京音樂廳也是最早向觀衆普及古典音樂觀演禮儀的音樂廳之一。“我們很早就提出來，進音樂廳看演出服裝要整齊，别穿着拖鞋背心就進來了。”田振林說，對中國觀衆來說，交響樂畢竟是舶來品，觀演禮儀也需要引導，比如劇場中不能大聲喧嘩、遲到的觀衆必須在一個樂章結束後才能入場……“這就要從我們自己做起。我們的領位員和觀衆交流時都說‘請’，觀衆也就不好意思不禮貌了。”漸漸地，中國觀衆觀演素質明顯提高，田振林就曾見過，一些觀衆甚至會拿着交響樂總譜來聽音樂會，那一瞬間，田振林心中滿是感動。

一個劇院，一旦承擔起藝術普及、藝術市場培育和藝術原創的功能，就可能成為一座城市的文化靈魂。

上世紀90年代，北京音樂廳策劃推出的“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打開音樂之門”等品牌，在演出市場上找到了“雅”和“俗”的結合點，至今仍堪稱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完美結合的典範。

“唐宋名篇音樂朗誦會”盛況空前，台上，演員抑揚頓挫，台下，觀衆席中連掉根針都能聽得見。演出剛一結束，熱情的觀衆蜂擁而上，把演員團團圍住，要求簽字合影。

“打開音樂之門”誕生于1994年，将現場演奏和講解結合，以低票價的形式向學生及家長開放。1998年，北京音樂廳暑期系列音樂會正式冠以“打開音樂之門”主題，在暑期向小朋友們“開門”。當時正值我國青少年學習器樂、聲樂、舞蹈等藝術特長的高峰期，“打開音樂之門”順應了這一潮流，也提升了大衆的藝術鑒賞力。

與此同時，北京音樂廳邁出了改革的步子，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市場競争主體。制定嚴格的演出管理制度，開通中國第一個電腦售票系統……一系列改革赢得了觀衆，赢得了市場。當時，全市一年的演出加在一起不過幾百場，音樂廳一年就演400多場，一時成為北京的一種“文化現象”。

進入新世紀，北京的專業劇場和音樂廳越來越多，演出市場的密度和飽和度持續增加，古典音樂演出的盤子也越來越大，國家大劇院、保利劇院、天橋藝術中心等新興演出場館迅速以先進的設施、周到的服務吸引了大批國際頂尖樂團和音樂愛好者。如何在演出市場上走出自己的路？北京音樂廳開始面臨新一輪挑戰。

其實，地處長安街沿線的北京音樂廳從不缺演出，但演出品位如何，考驗着管理者的鑒别能力。就在幾年前，久石讓等電影、動漫音樂會幾乎在北京音樂廳“摞”着演，不同演出商、不同版本輪番上陣，很多觀衆開始感到審美疲勞。

“演出公司不會對演出的藝術價值進行過多考量，在商言商也無可厚非。”北京音樂廳副總經理周佳毅坦言，但對劇場來說，如果項目重複率過高，就會拉低劇場品位，“音樂廳可以不賺這份場租，也要控制類似演出的場次。”

“根據大量的市場調研，我們把自己定位為适合中小型專業演出的場所，比如室内樂。”周佳毅說，一些相對小衆但樂迷黏性比較高的室内樂演出，能充分彰顯北京音樂廳的優質聲效條件。此外，一些在國外比賽中嶄露頭角，但在國内還沒有獲得廣泛知曉度的青年音樂家，也會把回國或來華的首場演出放在北京音樂廳，如範·克萊本國際鋼琴比賽冠軍張昊辰、肖邦國際鋼琴大賽冠軍趙成珍等。

“随着國際化的程度越來越高，觀衆的欣賞水平明顯提高，對古典音樂演出的需求也越來越多元化。”周佳毅坦陳，在挑戰越來越大的市場環境中，固守陳規肯定會被淘汰，“常規的音樂項目大家都在演，音樂廳想推出一些新的東西，讓觀衆更感興趣。”在她看來，走過幾十年風雨的北京音樂廳，一直在努力走差異化道路，為京城文藝演出市場增加新的色彩，為改革開放的時代交響譜寫新的樂章。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記者 韓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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