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嗟乎，治亂之理，豈非系于人君之用賢與不用賢哉！當昭烈之狼狽奔走，以未得孔明故也。後主之克守前烈、為敵國所畏者，以孔明在相位故也。其用黃皓、陳祇而喪國敗家者，以孔明既殁故也。賢人為國家之寶，豈不信哉！”

​上面這段話出自乾隆皇帝的《樂善堂全集定本》卷四《蜀漢興亡論》，從中可以看出乾隆帝早在當皇子的時候，就充分意識到人才對于國家的重要性。即位後，他十分注意人才的選撥、任用，認為國家治亂興衰在于用人是否得當。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

那麼乾隆帝的人才觀是怎樣的？他又是如何駕馭人才的呢？

一

乾隆十五年五月，登基多年的乾隆帝已經有了相當的治國經驗，他對用人方面說了下面這段話：

“安民在于察吏。各省民風，淳漓不一，政務繁簡各殊，而随時整饬，必專其責于親民之官。古稱監司擇守令，一邑得人則一邑治，一郡得人則一郡治，督撫有表率封疆之任，不在多設科條，紛擾百姓，惟在督察屬員，令其就現在舉行之事，因地制宜，務以實心行實政……有治人，無治法，誠探本之論也。”

​

也就是在這一用人思想的指導下，乾隆帝執政過程中十分注意考察官吏。他開辟了種種渠道，了解高級官吏的性格、才能、學識于政績。甚至還把各省的督撫藩臬道府以及将軍、參贊、提督、總兵的姓名寫在宮殿的牆壁上，時常注意他們的言行動态。

在以一人治天下的封建時代，皇帝要想對高級官吏都能熟悉了解，确實不易。但乾隆帝做到了，他對高級官吏都很熟悉，他們的缺點優點可謂是了如指掌。從這一點看，乾隆應該是勝過康熙和雍正的。

比如乾隆四年（1739年），他告誡四川巡撫方顯：“朕觀汝一派實質，是以不次擢用，但撫臣須有撫臣之體。若任氣偏狹，不識大體，則不可用。汝臨去時，朕未曾訓及此，恐汝忘忽耳，汝其勉之！”

乾隆對高級官僚在谕旨中經常加以訓斥，提出他們的缺點和不足并勉強改正，每一次訓斥，給被訓者極大的震懾，益增敬畏之心。有一次，乾隆帝指出官場中調和模棱的風氣，評論了幾乎所有的現任督撫，他說：

​“今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鑰，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轉乾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時任兩江總督）慣用此術，方觀承（時任直隸總督）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惟策楞（時任四川總督）、喀爾吉善（時任閩浙總督）、黃廷桂（時任陝甘總督）尚存本色。阿裡衮（時任兩廣總督）亦不至此，碩色（時任雲貴總督）更複不能。諸臣心術才具，日熟複于朕胸中，任術取巧皆洞見肺腑，其何益之有？大臣中有以取巧的利益者乎。”

由于乾隆帝明察秋毫，洞悉情僞，官僚們不能不謹言慎行，故而在他統治的前期，吏治頗為整饬。為了駕馭群臣，乾隆帝還時常施展出出人意料的手段，或小過重責，罰非其罪，或破格提拔，一月數遷。生殺予奪，出自朕躬。大臣們天威莫測，既感自己頭頂上時刻懸挂着皇權的利劍而戰戰兢兢，又希望沾得一點皇恩，幸得終南捷徑，便可加官進爵，封妻蔭子。

​二

乾隆初政時在用人方面常有破格提拔之舉，傅恒就是典型的例子。按說，乾隆剛即位的時間不長，理應選拔一位有資曆又有威望的大臣輔佐，但他卻提拔了一個比自己還小十幾歲的小舅子當首席軍機大臣。一個不見經傳、年僅二十五六歲的青年後生，獨冠朝班。這一任命，顯示了乾隆帝乾綱獨斷，不受幹擾的無限權力。

盡管乾隆帝有着過人的精力和才智，又會玩弄各種權術，但政務繁重，日理萬機。一個人面對如此龐大的官僚機器，操作駕馭，常常也有疏漏和失誤。一位禦史曾大膽指出他明察太過、師心自用的弱點：

“臣以為自古人主患不明，惟皇上患明之太過。自古人主患不斷，惟皇上患斷之太速。即如擢一官，點一差，往往出任意表，為拟議所不及。此則皇上意見之稍偏，而愚臣所謂聖明英斷之太過也……要使天下服皇上用人之至當，而不必徒使天下驚皇上用人之甚奇。”

乾隆帝積極提拔新人，督責群臣，形成了自己的班子。但他是絕對的專制主義的身體力行者，牢牢抓緊最高權力，不使稍又分散。他說：“我朝綱紀肅清，皇祖皇考至朕躬百餘年來，皆親攬庶務，大權在握，威福之柄，皆不下移，實無大臣敢于操竊。”又說：“蓋權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乾隆所處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所遇到的問題，使他隻體會專制集權的必要性，因而迷戀皇權至上、皇權萬能。他把政治比作軍事一樣，必須高度集權，由君主一人決策裁斷，連咨詢和讨論也沒有必要。

事實上，乾隆時，中國的專制體制已發展到登峰造極，即使大學士和軍機大臣對皇帝的決策，影響作用也很微弱。曾在軍機處工作過的趙翼說：“雍正以來，本章歸内閣，機務即用兵皆軍機大臣承旨。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與，即承旨大臣，亦隻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于其間也。”

乾隆帝始終認為，天下的治理，隻能由皇帝一人負責。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大臣們都成了棋盤上的一個個棋子，隻能憑皇帝擺布，而不可能有獨立、主動的開拓精神。

​三

乾隆帝不但很注意選用和督責高級官吏，就是一般的官吏，也不厭其煩帝親自考察。清代原有考核官吏的三年大計，每次都要剔除一批不稱職或是年老有疾的官員，但是這個制度行之日久，積弊很多，甚至徒具形式。

乾隆帝沿用雍正時的做法，輪流引見文職知縣以上、武職守備以上官員，引見内外各官，一日多至百餘員者，從來不嚴煩勞。現存的清宮引見履曆單上，有很多乾隆的朱批、朱圈或寫有評語，都是他點評引見的這些官員的。

不過，乾隆也很清楚，僅僅憑借一次引見是很難考核人才的。為了彌補引見時臨時考核的缺點，乾隆還要求高級官吏保舉人才。可以說，乾隆在用人方面是十分重視的，他通過各種渠道和辦法，長期考察甄選，培養出了一大批新一代的官僚隊伍。

​對人才恩威并施，操作駕馭，乾隆帝可謂駕輕就熟，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手段，才使得乾隆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建功立業，形成了乾隆時期的統治風格，達到了乾隆統治前期和中期的鼎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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