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良知

陽明學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緻良知學又是陽明學的核心，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緻良知說多偏重從哲學角度研究，而對于具體如何緻良知即從道德修養的角度進行研究則并不多。

張岱年先生說：“中國哲學在根本态度上很不同于西洋哲學或印度哲學，我們必須了解中國哲學的特色，然後方不至于以西洋或印度的觀點來誤會中國哲學。”他認為有别于西方學術，中國古代思想有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重了悟而不重認證等特點。他提醒我們：“想了解中國哲學，必先對于中國哲學之根本性征有所了解，不然必會對于中國哲學中許多思想感覺莫明其妙，至多懂得其皮毛，而不會深悟其精義。”

以上張先生的話，既适用于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同樣也适用于中國古代道德修養思想（中國古代學術本來就沒有哲學與德育之分。）在筆者看來，王陽明緻良知說的本意就是要告訴人們如何從自己的良知良心出發，在每時每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進行實際的而不是理論的、口頭的道德修養和道德教育，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在靈魂深處鬧革命”。

什麼是良知？王陽明說：“學者真能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在陽明看來，良知（或曰良知本體、本體良知）是超越時空的，是光明的，是常覺常照的，是知是知非的，是天理……它是形上本體世界，也是人心的本來面目。人們之所以發現不了它，是因為被私欲習氣蔽塞了。

私欲并不是生來就有的，不屬于心之本體，而是執着于自己的軀體、一切從軀體出發才産生的。正如烏雲雖能遮住太陽，但并不能完全遮住陽光一樣，私欲習氣也不能完全遮蔽良知本體的光輝。這個從私欲的烏雲中透露出來的一絲光輝，就是知是知非、知善知惡之心。這個是非之心、善惡之心是每個人都能感覺到的，即便一個十足惡棍也會不時感覺到是非之心對他的譴責。這就是常人說的“良心”（或曰良知）。因為它是每個人反省自心當即體驗得到的，所以又稱之為現成良知（王龍溪語）。緻良知的主旨或實質就是依良心而行，擴充現成良知，恢複本體良知。

如何緻良知

如何擴充這個良知？陽明說：“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隻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裡何等穩當快樂! 此便是格物的真訣，緻知的實功。”由此可見，緻良知就是依此現成良知而行，即依良心而行，也即存善去惡。

從私欲習氣的濃霧中透出光芒的知是知非、知善知惡之良心，是人們言行的準則。隻有它，才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善的，什麼是惡的。一個人的言行誰都能欺騙，可以瞞得過所有人，卻欺騙不了它，瞞不過它。若欺騙了它，不依它指示的去做，他就會感到不安。總是欺騙它，總是不依它的指示去做，而按私欲的指示去做，則它會變得越來越微弱，私欲越來越強大。反之亦然。

陽明有一個很生動的比喻，描述良知與私欲的關系：“良知猶主人翁，私欲猶豪奴悍婢。”一般人總認為私欲是真實的自己，是他們的主人翁。陽明認為良知、良心才是當家人，才是人們真實的自我。隻是因為這個當家人沉疴在床，私欲才那麼橫行霸道，冒充主人翁。緻良知就是給當家人服藥治病。不斷地緻良知，終于有一天當家人擺脫病魔，恢複健康，變得非常強大，于是他重掌家政，私欲則無容身之處。

何為私欲？很明顯，它是與良知、良心或天理（因為“心即理”）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按照陽明心學，私欲指的是與良知相違背的一切不正當的欲望、态度、要求，如仇恨、邪惡、惱怒、驕傲、貪心、淫念、嫉妒等。例如，門人陸澄在鴻胪寺時，忽然收到一封家信，說兒子病危。他心裡憂悶得不行。陽明說：“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煉。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個平和處，過即是私意。人于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隻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适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從這一段話中可以清楚看出，私意或私欲是指違反天理本體或心之本體（即良知、良心）的思想、态度、情感，包括過或不及兩種。這裡，陽明所說的“講學”指的是道德修養，即存天理去人欲，而不是今天意義上的任何學問。

緻良知即依良知而行，它有兩個方面的意思：為善與去惡。當良知知得此事為是、為善時，便堅決地去行；當良知知得此事為非、為惡時，便堅決不去行；當良知知得此意念為私欲時，立即在它剛萌發時就從心裡克除之（此即陽明所稱“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萌之際”）。這就是緻良知，如此就能擴充其現成良知而恢複其良知本體。當良知知得此事為是、為善時，卻不去行；當良知知得此事為非為惡時，卻又去行；當良知知得此意念為私欲時，不僅不克除，還容許它在頭腦裡生根、長大，最終控制你的思想。這就不是緻良知，而是賊良知，也就是自蔽其良知、自傷其良知。

在日常生活中緻良知

緻良知必須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因為是非之心、好惡之心的判斷指導功能本來就是針對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事情而言的。脫離了日常生活，現成良知的是非好惡作用不就成了空的東西嗎？所以，緻良知隻能在見聞酬酢中進行。這是緻良知工夫的優點之所在，也正是儒家與佛家、道家的根本區别之所在。

佛道要求信徒擺脫一切社會關系，避開一切社會責任，去寺廟、去深山老林裡修煉，以獲得涅槃或長生不老，因為它們的宗旨本來就是出世的。而儒家則不然。它的宗旨是入世，是濟世，是治國平天下，修身僅僅是手段。如果像佛道一樣去深山修煉，縱然修得功夫再高，也于世無補。為了承擔起治國平天下的重任，陽明緻良知從一開始就要求門徒在實際生活中修煉自己。

陽明指出：“近時同志中蓋已莫不知有緻良知之說，然其功夫尚多鹘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功夫隻要主意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緻良知為事，則凡多聞多見莫非緻良知之功。蓋日用之間，見聞酬酢，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陽明認為，良知是内在的、天賦的，直接由本體而來的，并不是由視聽言動等種種經驗活動而産生的，所以說“良知不由見聞而有”。人們的視聽言動和種種社會活動都是良知的發用而産生的，所以說“見聞莫非良知之用”。良知雖然産生了種種現象，但并不粘滞于或受制于這些現象。良知雖然超越于現象界，但也并不離開現象界，而是内在于現象界的。因此，緻良知隻能在見聞酬酢中進行，也就是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進行。

因為整個世界就是良知本體和它的發用流行，離開了良知就沒有這個世界，所以陽明認為緻良知是一切學問的根本，是人生的意義之所在，是聖人教人第一義。若是抓住了這一核心，日常生活的每一件瑣事都變得有意義、有價值，因為它們都可以幫助緻良知。若是忘了這一大頭腦，被生活的洪流所淹沒，被日常事務牽着鼻子走，人生就失去了意義。陽明的部分學生沒有處理好生活與緻良知的關系，存在着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專求之見聞之末”而失去緻良知的頭腦，把緻良知與見聞酬酢完全分開，一碰到事情就忘了緻良知。二是“緻良知而求之見聞”。陽明指出他們雖然沒有忘記緻良知這一頭腦，可是在緻良知和見聞酬酢之間還是有隔閡的。其結果是專在多聞多見上用功，同樣也會失去緻良知這一大頭腦。下面舉幾個例子說明如何在見聞酬酢中緻良知。

有一屬官，久聞陽明之學，說：“此學甚好。隻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陽明聽後答道：“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此處的“格物”即緻良知）。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物煩冗，随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谮毀羅織，随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隻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緻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門人汪景顔将去外地任地方長官，臨行前向陽明辭别。陽明告訴他如何把為政為學結合起來：“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之要亦在其中矣。”

由上述可見，緻良知就是随時随地根據自己良知、良心所指示的，也即按天理所啟示的進行道德修養。此即王陽明所說的“存天理、去人欲，為省察克治實功”的真正含義，也即他所謂“做學問”的真正含義。他認為緻良知必須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工作中進行，特别是遇上有利害關系時、情緒激動時，正是“做學問”的好時機。此處也可證明，陽明的所謂“人欲”“私欲”，并非人的一切欲望，而是“強記之心、欲速之心、誇多鬥靡之心”、“怒心、喜心、屈意、随意、随人意思”等等。隻要有一絲一毫偏離良知，都是人欲、私欲、私意，都是要清除幹淨的。

◎本文原載于《中國紀檢監察報》，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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