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史料中經常出現這樣一個詞——内閣九卿。内閣是指内閣大學士，九卿的定義就比較模糊，大多數時候是泛指三品以上的文官。但是官方又有明确的界定，稱六部尚書、都察院左都禦史、大理寺卿、通政使為九卿。

六部、都察院、通政司這幾個衙門相對重要，而大理寺在清代各衙門中的地位就比較尴尬了，始終處于核心權力的邊緣，上不上下不下。大理寺卿盡管位列九卿，其實以政治地位而言，遠遠不及六部侍郎。

大理寺由來已久，源于秦代，那個時候叫廷尉，主要職責是負責各地的刑案。北齊的時候，将廷尉更名為大理寺。隋唐時期，大理寺的地位很高，和刑部尚書、禦史中丞被稱為“三司使”。大理寺負責的都是一些大案、要案，比如狄仁傑就曾出任過大理寺卿。

明清兩朝，将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合稱“三法司”，不過到了清代，大理寺的地位逐漸下降，成了一個可有可無，且沒有重大行政事務的衙門。那麼，清代的大理寺在人員上有哪些編制，具體又是幹什麼的呢？

清入關後沿襲明制，于順治元年設大理寺。當時大理寺的最高長官為滿、漢卿各一人。滿卿為正二品，漢卿為正三品。順治十六年改滿卿為正三品，康熙六年又改回正二品。直到康熙九年才形成定制，規定滿漢卿皆為正三品。大理寺卿以下，又有少卿滿、漢各一人，都是正四品。協助卿、少卿辦事的還有堂書十人。

大理寺的職責是平反全國刑名案件，凡是重大的案件（斬絞罪）一律要令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法司會審。具體的程序是：首先由刑部審明，送都察院審核，再送大理寺勘核。

除了刑事方面的事務，皇帝在遇見國家大政時也會下旨令内閣、九卿會議。不過從實際情況來看，大理寺卿并沒有多大的話語權，名義大于實際。隻有在每年的朝審、秋審時，大理寺才有真正的建議權。

大理寺衙門不算複雜，機構也有限。主要分為左、右二寺，各設寺丞三人，滿、漢、漢軍各一人。滿洲、漢軍寺廟丞初為“寺正”，順治元年改為寺丞，與漢員同。寺丞以下又有評事一人，經承四人，分别辦理京内外刑名案件。

左、右二寺的分工，如果是京師刑案，則按衙門劃分，如果是外省則以省份劃分。左寺負責吏部、戶部、禮部、都察院、内務府、光祿寺、太常寺、太仆寺、欽天監、太醫院、步軍統領衙門以及順天府一部分州縣，奉天、山東、江蘇、安徽、浙江、四川、廣東、貴州等省。

右寺負責宗人府、内閣、兵部、刑部、工部、通政司、翰林院、詹事府、國子監、鴻胪寺、順天府等衙門，以及直隸、山西、河南、江西、福建、湖北、湖南、陝西、甘肅、廣西、雲南等省。

上面提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稱為“三法司”，但真正具體辦案的卻不是尚書、左都禦史、大理寺卿，而是屬下的官員。按照制度，遇有重大刑案，刑部會派出司官（郎中、員外郎），都察院派出各道禦史，大理寺派出左、右寺丞會同審理，他們被稱為“小三法司”。

隻有在特别重大的情況下，三個衙門的長官才會一起會審，尤其是每年的秋審、朝審。三法司會審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意見，如果三方面沒有達成一緻意見，那麼他們可以分别上奏，由皇帝作最後決定。

事實上，到了乾隆以後，三法司也是名存實亡，真正當家做主的還是刑部。因為刑部參與了整個緝拿、立案、會審的過程，對案件更為了解。加上刑部又是從一品的衙門，政治地位較高。

都察院雖然也是從一品的衙門，但其職責卻不在刑名，而是側重監察權。因此，都察院和大理寺所謂的“三法司”會審，不過就是走個過場，最終還是刑部拿主意。

大理寺由于沒有其他的行政事務，而在會審刑案時又不能發揮多大的作用，所以地位比較尴尬。從人數設置上來看，大理寺的編制也不多，最多的時候隻有二十一人。順治皇帝就曾這樣評價大理寺：“大理寺衙門所管事務無多，不過三法司會議時少有事耳。”

大理寺卿品級為正三品，在它之上還有理藩院尚書、内務府總管大臣、翰林院掌院學士，以及六部侍郎。如果以品級而言，大理寺卿跻身九卿似乎說不過去。隻不過這是曆朝曆代的慣例，人們也習慣這麼叫，事實上，大理寺卿和其他的八個卿還是有不小差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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