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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劉渡舟版本

生活 更新时间:2024-12-25 10: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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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寒論劉渡舟版本(劉渡舟傷寒論講解)1

傷寒論劉渡舟版本

#「閃光時刻」主題征文 二期#

一、《傷寒論》的産生與演變

《傷寒論》原書名為《傷寒雜病論》(或《傷寒卒病論》),為後漢張機所著。張機,字仲景,南郡涅陽(今河南南陽鄧縣)人,生卒年代約為公元150-219年。他曾跟随同郡名醫張伯祖學醫,經過多年的刻苦鑽研,無論是醫學理論水平,還是臨床實踐經驗,都勝過了他的老師,可謂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一)《傷寒論》成書的曆史背景和主客觀條件

張仲景生活于東漢末年,由于當時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與壓迫,特别是戰争連年不斷,加之疾疫(傳染病)廣泛流行,以緻民不聊生。據《傷寒雜病論》的序言記載:“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這是張仲景寫《傷寒雜病論》的直接原因。就拿張仲景的家族來說,有兩百餘口人,但建安元年後不到十年,就死掉了一百二十多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其中,死于傷寒的達一百餘人。從這個死亡數字來看,當時疾疫的猖獗是相當驚人的。因此,張仲景作為一個很有抱負的醫學家,立志和疾病作鬥争,治病救人,才寫出《傷寒雜病論》這部著作。

原序“建安紀年以來”的“建安”是漢獻帝的年号。從曆史的情況考察,與張仲景所說的疾疫流行情況不大符合。“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是說還沒到十年,張仲景的家族死了那麼多的人,全國的情況就可想而知了。從史書上來看,隻在建安四年發生過瘟疫,但規模比較小,也不是很嚴重。因此,“建安”可能是“建甯”的誤寫。“建甯”是漢靈帝的年号,在建安之前。據《後漢書》記載,自漢靈帝建甯四年到光和二年,時間相去近九年,就有三次大疫流行,而且是很大的瘟疫,死的人很多。推測張仲景是在建安之時回憶建甯年間大疫流行的死亡情況,這就符合曆史的事實了。建安年間發生的大疫在什麼時候?不是在建安十年以内,是在建安二十二年。據《太平禦覽》記載,曹操之子曹植說過建安二十二年的疠氣流行情況,達到了“家家有僵屍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慘境。

除了當時疾疫流行的曆史背景之外,促使張仲景寫成《傷寒論雜病》還有一個原因。後漢時期,我國醫學的發展為張仲景著書提供了條件。在原序裡面,張仲景列舉了他寫《傷寒雜病論》時所參考的豐富醫書,包括“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胪》、《藥錄》,并《平脈辨證》,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張仲景在這些參考書的基礎上去粗取精,成就了《傷寒雜病論》這一巨著。同時,後漢時期藥物學的蓬勃發展也促進了方劑學水平的提高,已經開始用複方治病并大量應用于臨床。《傷寒雜病論》理法方藥齊備,被稱為“方書之祖”,關鍵是具備了這一先決條件。一些出土的文物也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因此,《傷寒雜病論》的問世反映了後漢時期我國醫藥學的發展水平和成就。

張仲景不僅繼承了漢以前的醫學成就,而且還有創造性的發展。扼要地說,他大大提高了中醫學的辨證論治水平。雖然辨證論治在張仲景之前就有,但水平還是有限的。《傷寒雜病論》針對臨床各種疾病,建立了完整的辨證論治體系。傷寒病就是急性、傳染性、發熱性的疾病,發病急,發病快;雜病就是傷寒以外的許多慢性疾患。如果不提高辨證論治水平的話;既論傷寒,兼論雜病,将是不可想象的。譬如說,《傷寒論》的六經分證方法來源于《素問•熱論》,但不限于熱證和實證,而是兼及虛證和寒證,同時客觀反映髒腑經絡、陰陽表裡、寒熱虛實的具體情況。把這些病變和證候都概括進去,六經分證就全面了,也更豐富多彩了,是一個很大的貢獻。張仲景所使用的藥物和湯液也十分豐富,《傷寒論》有113方,包括91味藥物,就使理法方藥一環扣一環,切合于臨床實用。

由此可見,《傷寒雜病論》确實是一部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著作,發展了漢以前的醫學理論和治療方法,直到現在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張仲景有創造性,不是故步自封的,在前人的基礎之上有所前進,有所發展。

(二)《傷寒論》的流傳與版本

《傷寒雜病論》問世不久,由于兵火戰亂的洗劫,這部書受到了嚴重的破壞,原來的十六卷也散亂了。公元1256年到3116年(距離仲景所在的後漢時期大約100年),西晉太醫令王叔和很重視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經過搜集整理和重新撰次,就成了《傷寒論》十卷。

這一曆史知識要是搞不清楚,将來《傷寒論》、《傷寒雜病論》、《金匮要略》等的關系問題就容易混亂。日本醫家山田正珍說過:“殊不知古昔十六卷之本是王氏不傳,雖叔和亦不得而見之矣。”也就是說,王叔和并沒有完全見到十六卷本。因此,王叔和對于《傷寒雜病論》是有功勞的,否則的話這個書我們現在就看不到了。在整理過程中遇到難以接續的時候,王叔和有可能把個人的意見參與進去。如果因此責備王叔和破壞了原文,那是不公平的。還有學者認為王叔和把《傷寒雜病論》分為二書,這種論斷也值得商榷。《傷寒論》原來的面貌、情況在曆史材料中很不好查,隻在史書中有一些線索。《隋書•經籍志》中記載有“《張仲景辨傷寒》十卷”,《唐書•藝文志》中記載有“《傷寒卒病論》十卷”。如果說王叔和把《傷寒雜病論》分為《傷寒論》十卷和《雜病論》十卷,為什麼《隋書•經籍志》和《唐書•藝文志》沒有記載?

另外,在《宋史•藝文志》中記載了“《傷寒論》十卷,《金匮要略方》三卷”。之所以有此記載,是因為宋太祖時的一個節度使高繼沖進獻了《傷寒論》十卷共二十二篇,後來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于蠹簡中發觀了《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宋朝治平年間(公元1065年),宋政府指令醫官高保衡、林億、孫奇等人校正醫書。其中就對高繼沖進獻的《傷寒論》十卷進行了校正,然後刻版、印刷,沽之于市。同時,還校正了王洙發現的《金匮玉函要略方》,以及《傷寒論》的别本《金匮玉函經》。

現在通行的《傷寒論》版本隻有三個:一個是明萬曆年間趙開美複刻的治平本,簡稱趙本;一個是明嘉靖年間汪繼川複刻成無己的《注解傷寒論》本,簡稱汪本;還有一個是《金匮玉函經》,據說經過王叔和撰次,共八卷二十九篇,與《傷寒論》的内容基本相同但條文排列不盡相同,并且條文在前而藥方在後。為什麼會有《金匮玉函經》呢?據說《傷寒論》很受醫家們的重視,為了避免戰争破壞,就另訂了一本。個人認為也不盡然,因為《金匮玉函經》的條文排列次序、個别條文以及體例,和趙本或汪本有很大出入,所以其方法、理解和學術方面與《傷寒論》并非完全一樣。以上是《傷寒論》的曆史沿革情況。

既然《傷寒雜病論》是張仲景命名的,那麼又是如何變成現在的《傷寒論》的呢?這個曆史由來已久。《隋書•經籍志》已經提到“《張仲景辨傷寒》十卷”,《辨傷寒》就是《傷寒論》。有的醫家譬如柯韻伯據此埋怨王叔和把《傷寒雜病論》改作《傷寒論》,并不貼切。雖然《隋書•經籍志》說的是“《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但是《唐書•藝文志》說的是“《傷寒卒病論》十卷”這個“卒”字是“雜”字的誤寫。因此,從王叔和撰次《傷寒論》開始,到底是《傷寒論》還是《傷寒雜病論》,還是個疑問。

我個人的見解,王叔和把《傷寒雜病論》改成《傷寒論》的可能性很小。公開稱《傷寒論》是在宋朝。宋朝是以政府的名義來校正醫書而流行于社會,此時不再稱《傷寒雜病論》而稱《傷寒論》,其影響力很大。為什麼把《傷寒雜病論》改作《傷寒論》呢?這是有理由的。中國的傳統很嚴格,書名豈容亂改?高保衡、林億等人在《金匮》的序言裡提到“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近世但傳《傷寒》十卷,《雜病》未見其書。”《雜病》這本書之所以沒有被看到,因為王叔和隻撰次了《傷寒雜病論》十六卷中的十卷,另六卷他找不到了。

既然《傷寒雜病論》為十六卷,其中《傷寒論》十卷,就有學者認為那六卷是《雜病論》。“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被認為是兩個書相合而成的十六卷。這種認識是不對的。古人作書都用“合”字,“合二十卷”、“合十五卷”、“合一百卷”,這個“合”字不等于兩書相合之“合”。十卷就是《傷寒論》,六卷就是《雜病論》,不符合邏輯。由于這個問題沒有很好地加以澄清,就造成了一個錯覺,即《傷寒論》是專論外感熱病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王叔和撰次的《傷寒論》十卷裡面一點雜病都不涉及嗎?那是不可能的。

我反對一刀切的觀點。《金匮要略》有沒有治傷寒的?有沒有太陽病?有沒有六經病?頭一個方子叫栝樓桂枝湯,治療太陽病項背強幾幾,也就不過是脈沉而已,所以加栝樓根;痙病“必齘齒”,又是陽明的問題。因此,《傷寒論》和《金匮要略》雖然有所側重,但不能一刀切,而是有機聯系的。

二、《傷寒論》是一部什麼書

為了學好《傷寒論》,必須解決“《傷寒論》到底是一部什麼書?”對于這個問題,曆代醫家有争論,也可以說是意見不統一。有些人受《傷寒論》這個書名影響,認為《傷寒論》隻是治傷寒的。還有人認為即使是十卷,缺少了六卷,但從其精神來體會,其中既有傷寒,也有雜病,運用的是辨證論治方法。我個人持後一種觀點。因此,不要把《傷寒論》這部書局限于治某一個病或用某一些方上。那是降格以求的,應當看出《傷寒論>是一部辨證論治的書。

(一)傷寒和雜病的本義

既然涉及到傷寒和雜病的問題,還有辨證論治的問題,就要具體地說一說其含義。《傷寒論》所講的“傷寒”是指狹義的傷寒,不是廣義的傷寒。廣義的傷寒泛指一切外感熱病而言,就如《素問•熱論》所言的“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包括風、寒、濕、溫、暑、熱所緻的發熱性疾病,都屬于廣義傷寒這一類。狹義的傷寒則僅局限在風寒外感這一方面。

讓我們看看《傷寒論》的内容,其中有中風,有傷寒,有溫病,有風溫,記載了多種熱病,應該說是廣義傷寒。不過,它叙述的重點在于狹義傷寒的理法方藥規律,對于溫病和風溫等隻能說是備而不詳。因此,《傷寒論》這部書還是論狹義傷寒的。為什麼後世就發展出溫病學說呢?說明這部書在溫病方面有不足之處。但是,有些醫家如陳修園反對這個說法,認為《傷寒論》也能治溫病,麻杏甘膏湯(即麻杏甘石湯)、桂枝二越婢一湯也都是治溫病的方子,就是強詞奪理了。

什麼是雜病?就是指傷寒以外的許多疾病。古代的分科不像現在那麼細緻,把傷寒等急性外感熱病以外的疾病都概括為雜病。我們也可以認為雜病相當于一些慢性疾患,但并不絕對,一些雜病裡也有急性病,但和傷寒等急性熱病相比,雜病是屬于一般的慢性病範圍的。也就是說,“雜”即“多也”,是指多種疾病,是傷寒病以外的多種疾患。

傷寒和雜病是兩個病理範圍。傷寒是外感的急性熱病,雜病是髒腑陰陽不調、氣血津液失常等的變化,是多種多樣的。雖然傷寒和雜病是兩個範圍的病,但就人體而言又是相互聯系而不可分割的。因此,要是論傷寒而不論雜病,或者是論雜病而不論傷寒,則都不圓滿。也就是說,“合而論之則雙美,分之而論則兩傷”。《傷寒雜病論》寫作的科學特點就表現于此。為了具體地說明這個事實,下邊就《傷寒論》的幾個重大問題來說明傷寒與雜病的關系。

(二)《傷寒論》的六經辨證

六經辨證是《傷寒論》的首要問題,是《傷寒論》的辨證核心。究竟六經辨證是用于辨傷寒,還是辨雜病呢?“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少陽之為病,口苦、咽幹、目眩是也”;“太陰之為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結硬”。這都是說傷寒的,還是也包括雜病呢?有人認為是說傷寒的。此說不全對,因為張仲景是一漢代人,寫文章很嚴格,既然是說傷寒的,就不會說“太陽之為病”之類,應該說“太陽之傷寒”等等。既然沒說“傷寒”,這個提法就是廣義的。何況,在“太陽之為病”這個表證總綱下面有一條“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體痛,嘔逆,脈陰陽俱緊者”,才名為傷寒。柯韻伯和方有執等醫家看到了這些問題,提出“六經為諸病而設”,“非為傷寒一病而設”,強調六經是髒腑經絡由表及裡發病規律的總結。

如果我們有實踐經驗,就會發現臨床上用《傷寒論》的理論也好,用六經辨證也好,并非僅治傷寒,也兼治雜病。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标準。由于張仲景立論的時候是由表及裡,由陽及陰,因此僅僅太陽病是以表證為綱,陽明病的“胃家實”則是由傷寒傳經到胃,胃津損傷而成燥熱,燥屎不下,就稱為“陽明病”。同時,《傷寒論》中還有因宿食不化或其他原因造成的大便燥結。因此,《傷寒論》中既有三個承氣湯,還有脾約丸(即麻子仁丸)。大便燥結原因很多,也發生于雜病。現代臨床的急腹症或腸梗阻,其病并非太陽病傳至陽明而成,隻要見到痞滿燥實堅的證候,就可酌用大承氣湯或大柴胡湯治療。少陽病也是如此,表現為“口苦,咽幹,目眩”,主方為小柴胡湯。現代臨床的肝炎病,其病并非由太陽病傳變而來,隻要見到胸脅苦滿、心煩喜嘔的證候,常用小柴胡湯加減治療,能收到很好的療效。

總之,應該廣義地看待六經為病,它是張仲景對髒腑經絡發病規律的總結,采用六經這六個類型來駕馭諸病,有陰,有陽,有表,有裡,有寒,有熱,有虛,有實,都是一分為二的。三陽病和傷寒的關系較易理解,三陰病則相對困難。例如,太陰病是脾胃虛寒性疾病,上吐下瀉,不可能都由外感傳來,飲食生冷、脾陽素虛都是其病因。從六經分證的方法來看,是傷寒和雜病共論的。在臨床過程中用六經分證的方法來駕馭和概括諸病,才叫辨證論治,怎麼能說單為傷寒的傳變而設?因此,張仲景在原序上才有這麼一句話:“雖未能盡愈諸病,庶可以見病知源,若能尋餘所集,思過半矣。”

(三)《傷寒論》的變證

變證是從傷寒發展而來的,是由于治療不當,或誤汗,或發汗過多,或用火療,或誤吐,或誤下,或“以冷水潠之”等導緻。由于治療不當,造成疾病面目全非,原來的傷寒也好,中風也好,均不存在了,出觋了一種新的疾病。這種疾病有寒性的,有熱性的,有虛性的,有實性的,情況非常複雜。《傷寒論》中占三分之一的内容都是論變證的。就變證的辨證論治來說,雖然是由傷寒開始的,但誤治後發生了變化,其辨析和治療都比誤治前更為複雜,有撥亂反正之法,有救急之法,要分标本緩急等等。變證絕非單純的傷寒,實際上涉及了很多雜病的知識。例如,“發汗後腹脹滿者”,以前可能有太陽病,發汗後表已解,但肚子脹起來了。此時的腹脹滿是由于脾失健運,痰氣凝結所緻;治療就要用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這是一個治療雜病的方劑,系三補七消之法,在臨床很常用。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因此,《傷寒論》的變證中有一定内容是論雜病意義的。

(四)《傷寒論》的夾雜證

夾雜證是指在傷寒中夾雜有其他疾病。客觀事物都有其複雜性,人受病也不那麼簡單。在患了傷寒之後,隻表現為惡寒發熱、頭身疼痛的情況确實存在,但也應看到傷寒往往有夾雜證。夾雜什麼呢?例如,一般常說的傷寒夾食證就是内有停食而外感風寒,此時單用治傷寒的汗法之類就不行了。再如,“喘家作,桂枝湯加厚樸杏子佳”,喘家就是素有喘病之人,甚至是心髒虛衰之人,患了傷寒以後不僅可能并發喘症,還有可能進一步出現“脈結代,心動悸”,此時還能用麻黃湯治療嗎?必須晝快用炙甘草湯。再如,虛人外感以後,“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就是正虛邪實,有個标本緩急的問題。再如,傷寒後既有渾身疼痛,又有裡虛寒的下利清谷,張仲景強調切勿發汗,因為體内已虛寒,沒有火力腐熟水谷,怎麼還能發汗呢?應當“急救其裡,宜四逆湯”;“先救其裡,宜四逆湯”。待下利清谷已愈,“後救其表,用桂枝湯”。因此,夾雜證很複雜,夾虛夾實,夾寒夾熱,夾痰夾水,血瘀氣滞,還有婦女的月經問題等等,沒有雜病的知識顯然是不行的,必須傷寒和雜病共問方可。

就拿婦女月經來說,有其生理和病理特點,會出現熱瘀血實等婦科病,不懂婦科能行嗎?單純治傷寒,單憑麻黃湯、桂枝湯、大小青龍湯能行嗎?肯定不行。再如,“老怕傷寒少怕痨”,老人陽氣已虛,抗病能力低下,風寒邪氣一傷,大多由太陽病迅速發展成少陰病,出現脈微細、但欲寐等證候。太陽和少陰相表裡,少陰陽氣先衰,自然容易入少陰。此時隻強調傷寒病肯定不行,故《醫宗金鑒•傷寒心法要訣》說:“六經為病盡傷寒,氣同病異豈期然,推其形藏原非一,因從類化故多端。”這段話很科學,強調了外因與内因的關系問題。内因是根據,外因是條件。如果隻看到了傷寒的外感機制,不考慮其内傷機制,諸如髒腑禀賦、男女性别、年老年幼、地區方域等,那怎麼能叫做辨證論治呢?又怎麼可能有“醫門之聖書”、“醫門之準繩”那樣高的評價呢?

(五)《傷寒論》中的雜病

《傷寒論》裡有很多條文既不提“太陽病”等六經病名,也不提“中風”或“傷寒”具體病名,隻是冠以“病有”、“病有發熱惡寒者”、“病常自汗出者”、“病脅下素有痞”等的提法,與傷寒根本無關,顯然是論雜病的。“病脅下素有痞”,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肝脾腫大,跟傷寒有什麼關系呢?因此,《傷寒論》是一部傷寒與雜病并治的書,也是一部辨證論治的書。這樣學習的話,我們的眼光就看得遠了,就提高到了辨證論治的高度。

我們現在看到的《金匮要略》,是在宋朝由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于蠹簡中得來的。蠹簡就是已經被蟲子蛀過的竹簡,其年代淹久可知,殘缺不全也在所難免。從内容上看,《金匮要略》是張仲景的著作,與《傷寒論》十卷中的方劑是互補的,有些條文還存在重複,如《傷寒論•厥陰病》和《金匮要略•嘔吐哕下利病》。宋代以後,一些醫家強調《傷寒論》十卷和《金匿要略》分别是治傷寒和雜病之書,就把《傷寒雜病論》徹底分開了,這種認識影響至今。事實上,兩書雖各有側重,但也有交叉,不可割裂。

三、什麼是六經

《傷寒論》是以六經辨證為核心的。那麼,究竟什麼是六經呢?六經是名還是物呢?這在中醫界裡的意見是有分歧的。宋代以後,随着成無己《注解傷寒論》、朱肱《南陽活人書》等注釋《傷寒論》的書籍問世,對于六經的看法也多了起來。

(一)曆代注家對六經的認識

自宋代至明代,大多注家都承認六經是物質性的,并非一個單純的名稱,因為六經的證候群均建立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之上。這個物質基礎就是髒腑經絡的生理和病理反應,所以它叫六經。到了清代,有些醫家開始否定六經和經絡的關系。時值晚近,更多注家公開說六經隻是一個名稱而已,叫“太陽病”等可以,叫“ABD”也可以,隻承認六經病的證候。日本也有注家持此觀點,并理直氣壯地責難一些還講髒腑經絡的人,否認《傷寒論》之“六經”繼承《素問•熱論》的一面。

(二)六經的實質

本着“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精神,個人認為六經是物質性的。中醫連髒腑經絡都抛棄的話,還講傳統幹嘛?張仲景明明說“撰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陰陽大論》、《胎胪》、《藥錄》”,怎能偏偏抛棄《素問•熱論》六經分證的經脈呢?《傷寒論》頭一條就是“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與《素問•熱論》的“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其脈連于風府”相呼應,是同一病理反應。同時,《傷寒論》多處談經絡與傳經。例如,太陽病“頭痛至七日以上自愈者,以行其經盡故也,欲作再經者,針足陽明,使經不傳則愈”,沒有經脈就無法針刺陽明。再如,“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卻與桂枝湯則愈”,不講經脈能行嗎?

中醫學建立在補素辯證法和唯物主義之上。髒腑經絡學說是中醫的生理學,如果被否定則無從論病。六經為病的證候發生于六經之外,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焉?所謂辨證,就是正确認識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變化。髒腑經絡、營衛氣血的生理病理變化反映了疾病的本質。如果沒有物質的運動,怎麼能夠辨證?《傷寒論》的六經辨證辨的就是髒腑經絡的客觀反映。如果離開這個前提談六經分證,那是不可思議的。明朝醫家張介賓(字景嶽)說過:“經脈者,髒腑之枝葉”;“髒腑者,經絡之根本”;“治十二經之道,在陰陽明,表裡析,氣血分,虛實見。凡人之生,病之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莫不由之”。這種将經絡和髒腑視作一個整體的認識,對我們理解六經分證是有好處的。

髒腑和經絡相連,經絡通行内外,就如人體的枝葉;髒腑深藏體内,就如人體的根本,構成了一個整體結構。因此,髒腑的一些生理病理通過經絡可以反映于外,而經絡的疾病也可以傳之于髒腑,構成了陰陽表裡出入的有機關系。我們在臨床上能掌握十二經的生理病理,也就掌握了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才能在辨證的時候知陰陽、達表裡、知寒熱、分虛實,才會分析和治療疾病。這就是中醫學的特點之一。六經反映了手足經脈與相應髒腑的病變,是髒腑經絡的概括。例如,太陽病實際上是手足太陽經和膀胱、小腸的病變。再如,“陽明之為病,胃家實是也”,胃家實就是胃腑的病變!

(三)六經辨證的實質

《傷寒論》以六經為核心。如果六經隻是一個名稱,不反映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變化,辨證就有困難了。中醫的辨證論治以陰陽學說為指導,又可具體分為陰陽、表裡、寒熱、虛實八個方面。這八個方面相互對立,相互依存,以陰陽為總綱。例如,太陽病是陽病,屬于六腑,其經主管體表而統衛。沒有太陽腑和太陽經,太陽表證和膀胱裡證如何确立?同時,太陽與少陰相表裡,膀胱與腎相表裡。“實則太陽,虛則少陰”。如果具備了太陽之氣虛寒的條件,唇亡齒寒,就可以由太陽入少陰。陽明與太陰、少陽與厥陰的關系無不如此。這就叫陰陽表裡出入之機。六經是髒腑的反映,三陽經反映六腑,三陰經反映五髒。“陽道實而陰道虛”,故三陽經證候均反映實證、熱證、表證,三陰經證候均反映虛證、寒證、裡證,有其規律性。疾病發展到三陰經都是正氣抗邪無力所緻,所以多見一些虛衰的證候。

醫生要掌握辨證論治,首先就要抓陰陽,将疾病分為陰證與陽證兩類。就六經辨證而言,就是先分為三陽病與三陰病,然後再用陰陽兩綱來統攝表裡、寒熱、虛實等具體情況。張仲景就是以三陰三陽為綱的,“治病必求于本,本于陰陽”。這樣就對一切疾病有了指導作用。六經辨證包括兩方面的問題。其一,經脈和髒腑的關系問題。二者的關系正如張景嶽所說的本末一樣,故六腑有其經,五髒也有其經,在臨床辨證的時候必須把它們區分開來。邪氣淺時病在經脈,邪氣深時病及髒腑,均會出現相應的證候。例如,“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是太陽經證,如同枝葉為病;當出現煩渴、身熱、小便不利的太陽蓄水證時,就是太陽腑證,如同根本為病。雖然同為太陽病,但有經腑之分。其他諸經也都是如此。例如,陽明病出現緣緣面赤、額頭作痛、目痛鼻幹、睡卧不甯,是陽明經證;出現腹滿、便硬、拒按、疼痛、潮熱,是陽明腑證。其二,髒與腑、經與經是有機聯系的。髒腑相表裡,陰陽的變化與病邪的出路以此為基礎。例如,少陰病陽氣恢複而能抗邪以後,有可能出現表病的證候,如一身盡熱和尿血,就是少陰腎的邪氣外出于膀胱。

六經所包括的髒腑經絡有氣化的特點。這是中醫獨特的理論。就如外界有風、寒、暑、濕、燥、火六氣一樣,人體六經也有風、寒、火、熱、燥、濕六氣,在發病的時候就會反映這一特點。例如,太陽為寒水之經,故太陽病裡多水證和寒證,如五苓散證、苓桂術甘湯證、真武湯證均為水證。再如,陽明之氣為燥,多見痞滿燥堅實的燥病證候;太陰之氣為濕;多見腹瀉等濕病證候;少陽之為病會出現口苦,因為少陽之氣為火,苦是火之味;厥陰之為病會出現氣上撞心,因為“厥者盡也”,達到了極端,其氣是風木之氣,故上撞有力,甚而“心中疼熱,饑而不欲食”。

古人把六經分證的方法概括為兩句話。其一,“經者,徑也”。六經就像道路一樣,是邪氣進退的出路,在辨證時必須據經來認識。中國民間還保留了這一曆史痕迹,年長患者會詢問醫生:“我的病在哪一經?”由于經脈各有分布特點,才有太陽經為表、少陽經為半表半裡、陽明經為裡的認識。其二,“經者,界也”。六經病各有其界限和範圍,包括發病髒腑、邪正關系、發病情況等等,所以在臨床辨證的時候才能據經以認證。六經辨證的重大臨床意義正在于此,反映了每一經病的客觀規律和整個髒腑經絡的病變。《傷寒論》據經而認證,據證而立法,據法而處方,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執簡馭繁的方法。理法方藥的“理”就是辨證之理,必須先認識“經”這一關鍵環節。

四、六經病的傳變

人體六經受邪以後,必然形成正邪鬥争的局面,就涉及到了傳經的問題。例如,太陽病是表證,正邪鬥争也在于表,如果幾天後頭痛、惡寒、發熱的證候沒有了,而是出現胸脅苦滿、心煩喜嘔、往來寒熱的少陽證,或者大便燥結的陽明實證,就叫傳變。

(一)六經病證傳變的條件

邪氣的傳變要取決于一個條件,就是正邪鬥争雙方的力量對比。其中,關鍵又在于正氣。如果正氣抗邪有力,疾病就不傳經。另一種情況,邪氣已經傳到裡面去了,甚至傳到陰經了,由于正氣恢複和邪氣衰退,邪氣由陰經還可以退出來,臨床上的戰汗作解就是典型的例子。由此可見正氣的重要性,陳修園把《傷寒論》的397法和113方總結為六個字“保胃氣,存津液”。《傷寒論》說:“凡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亡血、若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為什麼這麼說?就是強調保養正氣。

雖然六經的病邪傳變與邪氣盛衰、治療和護理是否得當有密切聯系,但關鍵還在于正氣。《傷寒論》的治法用藥處方都是一分為二的,用麻黃湯發汗的同時就講禁忌證,在什麼條件之下可以發汗,在什麼條件之下不可以發汗,為什麼不可以發汗,應該發什麼樣的汗,汗出到什麼程度。如果仔細體會,就是既要祛邪,也要存正。祛邪本身也是為了存正,但千萬不要祛邪而傷正,那治療就失敗了。

如何在臨床上辨析傳經,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張仲景告訴我們,傳經與不傳經關鍵要看脈和證的靜與不靜,也就是脈與證有沒有發生新的變化。原文是這麼說的:“脈若靜者,為不傳;頗欲吐,若躁煩,脈數急者,為傳也。”這是指太陽病說的,就是在太陽表證的階段,如果脈還是浮脈,證也還是惡寒發熱、頭項強痛,就是不傳,邪氣仍在太陽的範圍;如果脈見數急了,證也見到發煩、惡心,就是要傳經了,邪氣要從太陽經往陽明或少陽這兩經傳了。因此,傳經要講辨證,要從脈上來看,從證候來看。

(二)六經病證傳變的類型

傳經的形式有好幾種。第一種是按六經順序一經一經地傳,這種傳經形式叫循經傳。例如,太陽之邪傳經,就會傳陽明或少陽。究竟是傳陽明還是傳少陽,還不能下結論。有人按照太陽、陽明、少陽的順序,認為太陽傳陽明,陽明傳少陽。這不就把正邪的關系變成教條了嗎?這就不叫辨證論治了。在太陽病篇,太陽病既有傳陽明的,也有傳少陽的,有多種可能。

傳經的形式是建立在一定條件之上的。太陽傳陽明往往是由于足陽明胃經的津液不足,如“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太陽傳少陽往往是由于氣血虧虛,如“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搏,結于脅下。”因此,傳經的形式首先取決于正氣抗邪的力量,哪一經抗邪的力量弱,就容易受到邪氣侵襲。正所謂“邪之所湊,其氣必虛”。

第二種是陽經直接傳到陰經,這種傳經形式叫表裡傳。例如,太陽和少陰是表裡關系,如果少陰的陽氣不足,就會出現太陽之邪傳到少陰。

第三種是不經三陽的次第,一得病就出現三陰經的證候,這種傳經形式叫直中。直就是直接,中就是傷中。直中的成因大多是邪氣較重而氣血虛衰,多見于老年人。在臨床上經常可以見到老年人剛一感冒就出現脈沉、昏沉欲睡、手指尖發冷等少陰寒證,需要盡快用附子劑,而不能發汗,否則就會把腎氣給拔了。

如果在三陽經發病的時候,不是一經一經的傳經形式,而是同時出現兩經或三經的證候,沒有先後次第之分,稱為合病。例如,既有太陽病的頭項強痛,也可能有少陽病的胸脅苦滿,還可能有陽明病的口渴喜飲。合病既有二陽合病,如太陽陽明合病、太陽少陽合病,也有三陽合病。合病是原發的,其成因往往是邪氣較盛而正氣不衰。如果正氣已衰,可能就出現陰證了。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一經之病未愈,另一經之病又起,在發病上有先後次第之分,就好像是傳經之邪傳而不盡的樣子,稱為并病。例如,太陽表證沒完全解除,又出現胸脅苦滿、心煩喜嘔等少陽證,太陽病在前,少陽病在後,是太陽少陽并病,就是太陽之邪要往少陽經歸并了,就其形式來說也有傳經的意思。因此,并病都是繼發的。

合病和并病都不是一經的病,而是兩經或兩經以上的病。相比而言,合病是原發的,并病是繼發的;合病的病情較急,并病的病情較緩。将來講各論的時候,對于合病怎麼治,并病怎麼治,是有分解的。另外,合病和并病隻限于三陽經的範圍,故以實熱證居多。

五、六經病的主證、兼證、變證和兼夾證

概括地講,《傷寒論》中的六經證候種類不外乎以下幾種:主證、兼證、變證、夾雜證。對于這四種證候,一定要搞清楚,在臨床辨證的時候不可忽視。

(一)什麼是主證

臨床辨證的時候,應該先分清了什麼是主證,什麼是兼證,什麼是變證,什麼是夾雜證,一定要分析出層次。主證,顧名思義,就是占主導地位的證候,是第一位的。主證之後才是兼證,以及變證、夾雜證。主證是辨證的主要依據,所以要抓住主證。

個人認為,辨證先要有繼承性,因為醫學是曆史過程當中經驗積累而成。為什麼我們現在還學1700年前的《傷寒論》?因為你要繼承,要吸取它的經驗和科學方法。六經辨證是漢以前人類和疾病作鬥争的總結。因此,《傷寒論》中重要的主證、主方都要會背,要打好基本功。在大量繼承的基礎上,還要有自己的體會,上升到理論和思維方法,形成對六經辨證、陰陽表裡、寒熱虛實、髒腑經絡的真知灼見,才能舉一反三,由此及彼,由表及裡,推而廣之,大而用之。後漢以後的曆代大家,諸如李東垣、張子和、朱丹溪,都深受《内經》和《饬寒論》的影響,而各自有發揮。

(二)什麼是兼證

兼證就是在主證的基礎之上兼見的證候。例如,在太陽中風的前提之下,有“微喘者”用桂枝加厚樸杏子湯,“項背強幾幾”者用桂枝加葛根湯。前者是影響肺氣不利了,後者是影響太陽經輸之氣不利了,均非太陽中風主證裡的證候,故稱為兼證。這是張仲景舉的例子,我們要以此類推。

清代有一位傷寒名家叫徐靈胎,他認為在應用桂枝湯治療榮衛不和的基礎上,榮氣虛者加當歸,衛氣虛者加黃芪。這些内容并不是《傷寒論》固有的,而是徐靈胎的活學活用。桂枝湯可不可以加黃芩?可不可以加石膏?這都是可以的,要根據臨床具體情況加以化裁。

(三)什麼是變證

變證在《傷寒論》裡幾乎占了三分之一,是病情變化後形成的另一種病。變證的形成不通過傳經的形式,而是由于誤治。《傷寒論》中的誤治涉及以下幾種治法:汗、吐、下、火療、水療。這五種治法用的不得法,使病情發生了新的變化,原來的問題反而不存在了,就叫變證。

在一部醫學著作當中,理應有正反兩個方面,要有撥亂反正的内容。《傷寒論》在這一方面說的非常多,說明漢代醫生的水平還很低。個人認為,變證既是張仲景對于一些誤治的總結,又是為了寫雜病,為了加強辨證論治的水平,為了輔助六經辨證的不足,而采用的一種寫作方法。看到這一點,對于我們臨床的指導意義就更大了。因此,不能把《傷寒論》學死了,否則就會犯守株待兔的錯誤。對于變證的認識,重點要放在它的病機變化和證候實質上。

例如,發汗後既可以出現亡陽,也可以出現化熱,各種各樣的都有。“發汗後,惡寒者,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對于變證要詳審細辨,遵循《傷寒論》“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随證治之”的原則。“觀”不光是看的意思,按字意來說還有深入觀察的意思。“觀其脈證”,深入地觀察脈和證,“知犯何逆”,才能知道誤汗、誤吐、誤下這些症結所在,然後“随證治之”。因此,如果說六經辨證是規律性的,變證的出現就是靈活性、複雜性、多變性的,這樣才能反映出一個疾病在人體多方面的各種複雜變化。

六經的主證言病之常,也就是六經病發病的客觀規律,具有代表性。在主證的前提之下發現的兼證、夾雜證、變證言病之變。知常方能達變,兩個方面都應該掌握住,才能達到辨證論治的目的。

(四)什麼是夾雜證

在新感的同時往往夾雜一些内在的舊疾,這就意味着是兩個病的問題了。舊疾有寒有熱,有虛有實,就是夾雜證。我們臨床辨證的時候,怎麼樣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抓正邪的關系問題,八綱辨證中的辨虛實就是要看正邪進退。例如,“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這個病雖是從傷寒來的,但還夾雜有心髒虛衰所緻的脈結代、心動悸。醫生在辨證時就要權衡正邪兩個方面的情況,到底傷寒是第一位的問題?還是心動悸、脈結代是第一位的問題?先解決哪個問題合适呢?用炙甘草湯就是以扶正為主,因為“心為五髒六腑之大主也”,不積極扶正就不行了。再如,外有風寒犯表的渾身疼痛,内有陽氣虧虛的下利清谷,既有表,複有裡。醫生在辨證的時候也要權衡是先發汗治渾身疼痛?還是先溫補治下利清谷?正為本,邪為标,标本不得,邪氣就不服。下利清谷反映腎陽、脾陽已經虛衰,如果還要發汗,邪不但祛不掉,還會很快出現手足厥逆等一系列陽虛寒盛證候。傷寒夾實的例子也很多,如“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太陽陽明者,脾約是也”。傷寒的夾雜證還有夾寒、夾熱、夾氣、夾血等類型。

六、《傷寒論》的治法和方藥

《傷寒論》以前的醫學書籍所記載的方子很少,如《内經》主要還是用針刺治療,藥方隻有13個,對于臨床應用是遠遠不夠的。《傷寒論》寶貴之處就在于記載了113方,這些方子用了91味藥物,比《内經》大大地發展了。

這113個方子包括哪些治療内容呢?我們概括為八個方面。其一是汗法,“病在表者,汗而發之”,用麻黃湯、桂枝湯等方子解決太陽表證。其二是吐法,“病在上者,因而越之”,用瓜蒂散解決胸膈實證。其三是下法,用大、小承氣湯等方子解決胃腸實證。其四是和解法,用柴胡劑治療少陽半表半裡證。其五是溫法,用四逆輩治療三陰虛寒證。其六是清法,用黃芩、黃連等治療内裡有熱。其七是補法,用人參、甘草等治療正氣虧虛。其八是消法,用虻蟲、水蛭等消磨瘀血。以上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八法,是從《傷寒論》有了113方以後才開始建立起來的。

為什麼稱作八法呢?八法不僅僅是八種治療。法是有理論的,有要求的,這才稱得上是法則,是不可逾越的。例如,汗法有汗法的法則,桂枝湯、麻黃湯、大青龍湯雖然都是發汗的方子,卻并不一樣。服桂枝湯發汗一定要“啜熱稀粥一升餘,溫覆”,得蓋上被子,然後大口地喝一碗熱稀粥,不然汗出不來。為什麼?桂枝湯裡有芍藥,不能像麻黃湯似的發汗,得給它一定的發汗條件。這時候出汗了,什麼汗?“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其中“遍身”就是周身,“漐漐”就是微微汗出,“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不能發汗發得像水淌似的,否則病必然除不掉,這就是法。服麻黃湯後不喝稀粥,但也要蓋上被子,出一點微汗而解。服大青龍湯則不然,其麻黃用量比麻黃湯多一倍,發汗以後“汗出多者,以溫粉粉之”,就是汗出多得控制不住了,趕快用米粉往身上糊,以堵住毛竅。

藥為标,人體正氣為本。藥必須作用于人體,兩者相合才能起到祛邪作用。我們不能說桂枝湯就祛了風了,麻黃湯就祛了寒了,那是見藥而不見人。既然是這個道理,那麼發汗發的太多了,就傷了機體的抗邪能力,不能完全把邪氣祛掉,疾病就不解。下法也是這樣。張仲景對于下法的應用真是令人歎為觀止。疾病十分複雜,有時既像是大承氣湯證,又像是小承氣湯證,疑似難辨。這個時候怎麼辦?張仲景先給予小承氣湯,如果“湯人腹中,轉矢氣者”,就是有燥屎,才可以用大承氣湯攻之;“若不轉矢氣者”,就是沒有燥屎,趕快用别的方法治療。開始不用大承氣湯,是因為它是峻下之法,易損人正氣。

凡是用一個法,尤其是汗法、吐法、下法,都要一分為二的看問題。麻黃湯是個發汗之法,接着就說“咽淋瘡衄血汗寒”這些禁用麻黃湯的情況。桂枝湯滋陰和陽,調和榮衛,調和氣血,調和脾胃,是《傷寒論》的第一張方子,為群方之冠,也有禁忌證,“酒客病,不可服桂枝湯,得之則嘔,以酒客不喜甘故也”;“若其人脈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也”,并且“常須識此,勿令誤也”,既說出有利的一面,又強調有弊的一面。八法的理論來源于辨證。因為首先有證,如太陽證、中風證,必須要有相應的法,才能指導方藥的應用。《傷寒論》的理法方藥是一環扣一環的。這些思想和方法對于臨床是有指導意義的,因為它是辯證法的應用,都是一分為二。

我們學《傷寒論》不僅是學桂枝湯、麻黃湯這些方子,更重要的是學它認識事物的方法,這樣才能夠提高水平。法以方傳,方以法立,這也是個辯證的關系。《傷寒論》的方藥被稱為“經方”,其效果很好地體現了理法,确實來之不易,這110多個方子、90幾味藥物是通過大量實踐、篩選、推敲,經過億萬人的臨床試驗而肯定下來的東西。因此,這些方子并不都是張仲景一個人編寫出來的,而是繼承自前人,如《傷寒論》中的桂枝加芍藥生姜各一兩人參三兩新加湯,可能就是張仲景在前人桂枝湯的基礎上加味而成,其奧妙就在“新加”兩個字上。“汗後身疼脈反沉;新加方法轶醫林,方中姜芍還增一,三兩人參意蘊深。”

從張仲景時代到現在有1700多年了,衆多經方如桂枝湯、麻黃湯、小建中湯、四逆湯、大小柴胡湯被曆代醫家反複地應用。通過實踐的檢驗,我們發現這些方子是有效的,甚至出人意料。《傷寒論》方是少而精,以3—5味藥者居多,少則隻有一味藥如甘草湯,多則也就是七味藥如小柴胡湯。這就和現代臨床用藥的多多益善不一樣。

我以前學《傷寒論》的時候對經方的療效抱着懷疑的态度,後來在臨床實踐長了也就心服口服了。我在昌黎縣人民醫院看過一個患者,他在大腿根的鼠鼷這個部位鼓了個包,像雞蛋那麼大,包一起來以後腳就伸不開了。醫生給他做過穿刺,也抽不出什麼東西來。後來,我在那裡辦西學中班,班上的劉寶和大夫就找我去看。我一看,他脈弦,腳伸不開,“芍甘四兩各相均,兩腳拘攣病在筋”,是芍藥甘草湯證,就開了這個方子,很快就好了。這是什麼道理呢?《傷寒論》中的芍藥甘草湯證是由于筋拘攣成疝,形成筋疝,用芍藥甘草湯酸甘化陰,能緩解痙攣,通暢血脈,自然就能治好了。

現在中西醫結合治療急膜症所用的一些方子,實際上都是大柴胡湯、桃核承氣湯、大承氣湯等稍加改造而成,取得了很大成就,本來需要動手術的患者服了這個藥就好了。

《傷寒論》中所包括的不僅是八法,還有鎮逆之法、收澀之法等等,這就為後世方劑學的發展,以及後世醫家在某一方面的突破提供了條件。例如,李東垣在《脾胃論》中論述補中益氣湯的理論時,就從小建中湯開始,說明他有所借鑒。為什麼張仲景用甜藥?把糖都用上了,正印證了《内經》的“勞者溫之”。李東垣據此創甘溫除熱法,應用于脾胃虛衰。

七、《傷寒論》的辨證論治精神

關于辨證論治的問題,我在前面的講授中已經介紹過了,為什麼最後還要再講呢?一則是進行總結,二則是引起大家的重視。辨證論治雖然并不是始自《傷寒論》,張仲景在原序中提到的參考書《平脈辨證》可能就是辨證專書,但《傷寒論》實現了辨證論治的全面化和精細化。

《内經》中有大量的材料是講辯證法思想的。要認識疾病,必須樹立辯證法的思想,這種思想是運動的、全面的、變化的,不是孤立的、靜止的。《内經》的“治病求本,本于陰陽”就是一種辯證法的思想。《素問•方盛衰論》提倡醫生診病的時候要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左知右,包含了樸素的辯證法思想。

張仲景繼承了《内經》的辯證法思想,以陰陽為綱來論述生理病理變化,對于正邪關系、表裡關系、寒熱關系都是二分法的,并非孤立地、靜止地看待。不僅如此,榮病要知道衛病,衛病要知道榮病,氣病要知道血病,血病要知道氣病,髒病要知道腑病,腑病要知道髒病,寒病要知道熱病,熱病要知道寒病,都是變化的、運動的、一分為二的。事物本來的面目就是這個樣子,如果你不用這種思想來認識問題、分析問題的話,醫生的診斷之道、治療之道就沒有規律可循。我們現在強調中醫的辨證,不是說要掌握望聞問切的四診方法,收集客觀的一些材料加以分析就叫辨證,還得有個陰陽觀念的思想,有個樸素的辯證法思想,所以《素問·方盛衰論》說:“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現代醫學非常發達,通過X光就能看出肺裡有陰影,在耳朵取一點兒血能化驗很多種病。中醫既沒有X光,也不會化驗血,憑什麼來認識疾病?就是辯證法的思想。它能通過疾病的客觀反映,觀其外而知其内,觀其上而知其下,觀其氣而知其血,有一套思維邏輯,就能解決問題。

我在昌黎縣的時候,一個工廠失火了,有一種化學物質硝酸鹽被點着了,着了就有煙,救火的很多人們聞了這個煙都中毒了,當地的領導趕快組織醫務人員搶救。我當時正在那兒開班講課,就參加了搶救。一位嚴重中毒的患者胸憋得厲害,疼痛,還有痰,舌苔黃膩,脈是弦脈。我就用了小柴胡加小陷胸湯,柴陷合方,服了以後非常地見效。在我推廣經驗的時候,就向一些西醫專家介紹了中醫的辨證論治方法。當然,辨證論治也有不足之處,說理的時候粗線條的東西多一些,和現在一些科學成就結合得不夠等等,我們應該努力把它提高。

中醫辨證論治的思想是建立在物質之上的。對于人體來說,就是髒腑經絡的生理病理反映,所以辨證論治離不開髒腑經絡的物質變化。我不同意撇開髒腑經絡單純的講所謂的六個證候群,那樣就沒有物質基礎了,辨證就沒有生命力了,也可以說它不可能反映客觀了。例如,拿經脈來說,頭項強痛就是太陽經受邪;緣緣面赤、額痛鼻幹就是陽明經受邪;胸脅苦滿就是少陽經受邪;腹滿就是太陰經受邪;咽痛就是少陰經受邪;巅頂痛、嘔吐涎沫就是厥陰經受邪。這就是經證的客觀規律。我們在應用六經辨證時應當據經以認證,才能做到據證以論治。

凡是發病,不外乎陰陽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據經以認證,據證以論治。另一方面,還要認識到陰陽轉化的問題。當然,這個變化是有條件的。古人總結為:“實則太陽,虛則少陰”,“實則陽明,虛則太陰”,就看正氣抗邪能力的盛衰。如果正氣虛衰了,往往由陽轉陰;如果正氣恢複了,就會由陰出陽。張仲景在《傷寒論》原序裡說:“人禀五常,以有五髒,經絡府俞,陰陽會通,玄冥幽微,變化難極”,就是說陰陽是變化的、運動的,有轉化之機,這些問題和物質的運動是分不開的,和髒腑經絡的運動、盛衰的變化是分不開的。

同時,《傷寒論》的文章結構也借助了辯證法的思想。例如,上一條說熱證、實證,下一條就說寒證、虛證,讓讀者自己對比來看。再如,小柴胡湯證的發病上邊連于胸,下邊連于少腹,和桃核承氣湯證的少腹急結連在一起,在辨證的時候就不至于混淆。諸如此類的條文還是很多的,是有意識地這樣安排。因此,我個人不同意打亂《傷寒論》的條文順序,雖然學起來較容易,但丢了辯證法的思想。另外,《傷寒論》用一兩個證的不同性來鑒别這個病的治療,也很能啟發人的辯證法思想。例如,“自利而渴者,屬少陰也”;“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也”,都是自利,渴的就屬于少陰,不渴就屬于太陰,這就區别了下焦的腎陽虛腹瀉和中焦的脾陽虛腹瀉。再如,膀胱腑證有蓄血和蓄水之分,小便利者就是蓄血,小便不利者就是蓄水。這樣的鑒别診斷大有一錘定音之勢,加強了我們辨證論治的決斷性。

各論

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

[概說]

現在我們講太陽病上篇——《辨太陽病脈證并治法上第五》。在講這一篇前,先把太陽病總的内容介紹一下,使大家有一個總體的認識。

太陽病就是外感病的初期階段,正氣和邪氣的鬥争部位是在體表。什麼叫做體表?就是皮毛、腠理、肌肉,這些都叫做表。邪氣客于體表,正氣抗邪也在體表,所以一般把它叫做表證。主管體表這一範圍的是太陽經。太陽有它的經,有它的腑。經就是足太陽經,腑就是膀胱。這個經為陽經之長,和足少陰腎為表裡。太陽之氣能衛外而為固,所以邪氣客于體表的時候先傷太陽之經。

另外,太陽之氣作為膀胱的腑氣來說,有氣化津液的作用,因為“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經和腑是互相聯系、互相溝通的。太陽的生理有經、腑之分,所以發病的時候就有兩種情況,一個叫做經證,一個叫做腑證。經證就是邪在體表發生的一些病變;腑證就是太陽之邪不解,随經入腑,使膀胱氣化不利發生的病變。經證就是太陽的表證,腑證就是太陽的裡證;經、腑是相聯系的,所以太陽經之邪往裡就能傳到太陽之腑。

太陽經的陽氣虛了,邪氣就可以内傳于少陰,這是因為少陰和太陽是表裡的關系,這兩經互相支援,互相溝通。正因為太陽和少陰兩經有聯系,所以在發病過程中有這麼兩種情況,一種情況就是太陽和少陰兩經同時為病,這個叫兩感,就是陰陽兩感。這裡的陰陽兩感和《内經》稍微有點兒不同。《内經》的兩感都是熱盛,《傷寒論》的兩感往往是陽氣虛。第二種情況,太陽是人身體表的第一道防線,是抗邪的最表層,如果太陽氣衰,邪氣可以飛渡少陰。加“飛渡”倆字就是快的意思。從太陽到少陰,中間隔了陽明、少陽、太陰三個經,這種快法叫做飛渡。臨床的時候要知道疾病的來龍去脈,在太陽經之邪就有少陰病的機轉在内。這是太陽和少陰的關系。

我們現在就說一說太陽病的經證。太陽病的經證是“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這不僅是一切太陽表證的共同證候,還是表證的總綱,包括中風、傷寒,也包括其他外感病在内的表證總綱。在總綱底下又分了兩條,一個叫太陽中風,一個叫太陽傷寒。在這兩類以外,又說了一個類證,叫太陽溫病。“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為溫病。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提出了溫病、風溫的概念。

太陽中風用桂枝湯,太陽傷寒用麻黃湯。太陽上篇主要講桂枝湯,中篇講麻黃湯、葛根湯。對于風溫、溫病,提了提證候,但是沒有給出治療的方法,從此以後就沒加以叙述。因此,太陽病的中風、傷寒是《傷寒論》的重點内容。溫病、風溫是作為類證提出來的怎麼傳變,怎麼治療,預後又怎麼樣都沒說。之所以提出類證,是強調要鑒别診斷表證裡還有溫病,還有風溫,與中風、傷寒是一類的病,但不能用桂枝湯、麻黃湯。要是錯用了,就發生了誤治。

腑證也提出了兩個。一個是氣分的蓄水證。邪氣傳到下焦,影響氣分,膀胱的氣化不利,會出現小便不利,這叫做蓄水證。再一個就是血分的蓄血證。表邪入裡化熱,熱瘀血結,這叫做蓄血證,也叫熱結膀胱。後世一些注家認為,蓄水在膀胱好理解,蓄血也在膀胱就不好理解。從證候來看,“少腹急結,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在鑒别診斷時還提出“小便利者,血者谛也”,所以這就不是在膀胱。既然不是在膀胱,熱和血究竟在哪兒瘀塞住了呢?說法就很多,清代有一個醫學家叫舒馳遠,他認為蓄水是蓄于足太陽膀胱,蓄血是蓄于手太陽小腸(《傷寒集注》)。他提的理由比較充分,在臨床上蓄血患者還排出一些黑色的像漆的大便,同時因為小腸又和心為表裡,心主神志,所以會發狂、如狂。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所以大家比較傾向于舒馳遠的意見。不過,在這個問題上是有争論的。熱邪一入裡就容易和體内的一些物質凝結,包括水、血、痰、食物等等,一凝結就變成緻病的因素,發生一系列的證候。

除經證、腑證以外,太陽病還有一些變化。一個變化是太陽表邪傳入胸中。胸中是上氣海,心肺所居之地,心肺又是敷布營衛的髒器,所以太陽的營衛之氣受邪,往裡稍微一傳就到胸中。張仲景把這種病分為兩類:第一類是虛煩證。邪熱到胸中,人就發煩,但隻有熱而沒有實質性的物質,就叫虛煩證。所謂的虛是指邪熱沒有和水、痰搏結,隻是邪熱的蘊育而已,所以叫虛煩證,也就是栀子豉湯證。第二類是熱與水結的結胸證。同樣也是熱到了胸中,其原因很多,有繼發的,有原發的,有誤下的。邪熱到胸中以後,和胸中的一種水液互相結合,也就是所謂的熱與水結。它的範圍有上中、有下之分。開始的時候先到胸中,所以頭一個方證就是大陷胸丸證;然後是心下硬滿,或者從心下至少腹硬滿而痛不可近者,就要用大陷胸湯治療。這兩個方證就叫結胸證,很類似現在的胸膜炎、腹膜炎一類疾病。

結胸以後就是講心下痞,有五個心下痞證。為什麼出現心下痞塞?由于誤治,汗、吐、下治療的不得法,傷了脾胃之氣,影響了脾胃升降的功能,就會造成痰水的停留,發生心下痞,可以用大黃黃連瀉心湯、附子瀉心湯、半夏瀉心湯、生姜瀉心湯、甘草瀉心湯治療。

然後就講變證。誤治以後,就會發生虛實、寒熱、五髒六腑等種種的變化。這些變證很多,治法内容也很豐富,補充了六經辨證的不足。對于變證,張仲景給我們指出了具體的原則,就是“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随證治之”;另外又告訴我們一條,就是“凡病,若吐、若下、若發汗,亡血、亡津液,陰陽自和者,必自愈”。疾病的本質是陰陽不和。怎麼樣才能陰陽自和呢?不外乎兩個方面,一是培養體内陰陽自和的條件,如果不行的話,不得已而為之,就要用藥物幫助它。

在治療的方法裡,主要是講汗法。針對經表之證就是發汗之法,用方有麻黃湯,有桂枝湯,有大青龍湯,有小青龍湯,有葛根湯。對于腑證,一個就是通陽行水之法,用五苓散治療;一個就是破血逐瘀之法,用桃核承氣湯、抵當湯、抵當丸這些攻逐之方。對于太陽和少陰兩感,用溫經解表之法;已經形成少陰虛寒證,就用急溫之法,以四逆湯治療。至于誤治所發生的種種變證、壞證,治法或溫,或清,或補,或瀉,根據具體的情況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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