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炜，1956年生于山東。中國當代著名作家。

1975年開始文學創作。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古船》《九月寓言》《柏慧》《遠河遠山》《能不憶蜀葵》《醜行或浪漫》《刺猬歌》《你在高原》《獨藥師》等，“張炜中篇系列”八種、非虛構作品《我的原野盛宴》《唐代五詩人》等。

超越時代的思與詩

——張炜中篇小說閱讀劄記

文｜顧廣梅

張炜是視文學為“信仰”的作家。在他那裡，文學并非一般意義上的精神撫慰和審美寄托，也非炫技炫智的話語演練，文學是精神存在的最高形式，亦是生命印證的最佳方式。作為文學創作的多面手，也作為當代文壇少有的“文豪”級作家，小說、散文、随筆、詩歌皆是張炜擅長書寫的文體形式，他為中國當代文學貢獻了衆多具有寫作範式意義的經典文本。從他40年多來文學創作的軌迹看，短篇小說是他在1970年代初期構築文學王國的最早入口和最早收獲，經過長時間藝術積累，自1984年始，他厚積薄發，連續創作出一系列引發文壇轟動、高質量的中篇小說。在以後10多年的時間裡，張炜幾乎每年都有中篇佳作發表，逐漸曆練為中篇小說寫作的高手。正是經由中、短篇小說的自我寫作訓練，1986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堪稱新時期文學長篇小說開啟之作的《古船》才得以面世，從此迎來了他小說創作的全面豐收。

張炜《古船》，人民文學出版社

張炜的中篇小說佳作将在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單行本系列叢書的方式推出。這些作品大多創作于1980年代的中後期。中篇小說是從80年代初期開始持續性崛起的，成為研究者、讀者津津樂道的文學現象。與之在現代文學30多年中的起起伏伏相比，也與其在當代“十七年文學”中的萎頓不振相比，貫穿整個80年代的中篇小說創作熱形成了一個非常中國化的獨特文體現象，量與質兩方面都呈現出遠超短篇、長篇小說的優勢，成為屬于一個時代的文體。究其原因，一是文體本身的獨特優勢，比較而言，短篇小說之“短”所帶來的時空限制、容量限制，長篇小說之“長”所必需的經驗準備、技術準備，都恰是中篇小說之“中”能輕松超越和巧妙應對的，其适中性的叙事容量和長度、不亞于短篇的時代反應能力，使之文體意義上的優勢明顯；二是時代的選擇，80年代初期思想破冰、文化重建的潮汐湧動，文學承擔起曆史之罪和現實之罰，作家、讀者對“講好一個故事”的心理需求遠沒有對“思考一個事件”的刨根問底來得更迫切，中篇小說在結構上的開放性、叙事上的自由度恰能使作家的思考有張有弛，情與理兼容并現；三是作家的自我選擇，以從維熙、谌容、王蒙、張賢亮、馮骥才、李存葆等為代表的30後、40後作家成為新時期文壇上第一代中篇小說作家，他們選擇中篇小說為最趁手的“兵器”，暢快淋漓地書寫曆史積弊和時代疼痛，貢獻了一批迄今仍具影響力的中篇佳作，而當時的50後、60後作家們尚處在文學的青年期和青春期，如張炜、韓少功、莫言、賈平凹、王安憶、餘華、蘇童等，他們在日益紮實的短篇小說創作基礎上，繼而進行中篇小說創作頗顯得心應手；四是期刊雜志的傳播助力，當時30多種大型文學期刊如《鐘山》《十月》《收獲》《花城》等都積極發表中篇小說作品，發行量皆高達5、60萬，加之出現了《中篇小說選刊》這樣專門刊載中篇的高端陣地，再有出版社推出的衆多中篇單行本、作家選本集本，共同掀起了全民閱讀中篇小說的熱潮。

那麼，張炜的中篇小說創作在這一潮流中有何獨特價值和意義？他為當代中篇小說創作貢獻了哪些藝術新質和精神新質？不妨從以下四部中篇小說來尋找問題的部分答案吧。

一、《秋天的思索》：超越時代的詩與思

“五四”巨擘胡适先生曾提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意即文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且會随時代的進步而進步。展讀張炜寫于30多年前的中篇小說《秋天的思索》，不由慨歎字裡行間所洋溢折射出的屬于1980年代中國社會文化的盎然生機，以及屬于1980年代中國文學的勁健馳騁之美。傑出的文學作品正是因為衷情于時代，屬于時代，才會有超越時代的種種迹象和可能。《秋天的思索》便如此。

張炜《秋天的思索》，人民文學出版社

據朋友們回憶，青年時代的張炜看起來有一種與年齡不符、與常人不同的沉穩内斂之氣，他少言多思，但隻要一讨論起文學問題卻又滔滔不絕、旁征博引。這一是性格使然，一是因苦讀中外文化、文學經典遠超一般人所下功夫，更加之早年輾轉流離的生活遭際内化為直面現實、肩挑道義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這一切都使他大器早成，鑄就不從俗流、不畏人言的精神底氣，促發他對文學審美性的熱切守望。他持續地在文學道路上勤耕深耘，執著書寫個體與時代、與現實相遇時的種種生命奇觀和精神奇迹，執著探詢人性的本真及人性的多種可能性。

而小說究竟如何切入現實？又如何從現實中抽身而出？這是優秀的作家總要面對的問題、難題。“入”與“出”之間的輕重緩急确乎是對作家藝術把控力的考驗。如果處理不當，要麼拘泥現實之實相，藝術上難得灑脫；要麼漂浮于現實之外，落下藝術虛脫無力之诟病。張炜在處理這個問題時所表現出的藝術才華和藝術個性，證明了優秀的作家與時代對話、與現實碰撞時，其藝術結晶可以像純淨透明的水晶一樣閃耀着人文光芒和審美光芒。這部中篇小說的寶貴之處在于以此為創作節點，張炜開始嘗試摸索、逐漸積澱形成“張炜式”的現實提問方式和藝術解決路徑，并由此熔鑄“張炜式”的文體風格和美學風度。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将關注點集中在對外部世界的摹寫、對故事性的高度追求相比，張炜的作品更多地向人物的心靈世界和精神世界做細微而深刻地探尋，其中包孕着思與詩、真與純，猶如深沉明亮的大提琴曲，奏響在1980年代以來的文學天空。《秋天的思索》作為其早期代表作，最大的藝術貢獻就是将對現實生活的“思”與來自心靈世界的“詩”交織融合在一起，哲思如電，詩境如光，照亮震撼着走進這部作品的所有讀者的心靈。而這如電如光之力，竟然集中在一個極為普通極為尋常的人物身上，在中國文學史的人物畫廊裡幾乎找不到一個類似的先例。他就是小說主人公，看護葡萄園的青年農民老得，在張炜筆下成為從葡萄園裡走出來的哲人、詩人。

搜尋中國新文學尤其是鄉土文學的人物畫廊，魯迅塑造的阿Q、祥林嫂等聚焦國民性探讨的人物形象堪稱難以超越的經典，沈從文精心譜寫的翠翠、祖父等湘西邊城人物帶着不染俗塵的人性天然，蕭紅塑造的馮歪嘴子在極端境遇裡活出了生命的韌性和寬厚，趙樹理以喜劇的诙諧書寫三仙姑、小腿疼等鄉土女性的曆史局限和悲劇命運……中國文學的鄉土人物形象譜系已然蔚為大觀，灼灼其華。那麼，怎樣超越前人，為中國新文學創造貢獻出富于原創性的“這一個”（黑格爾語）？張炜給出精彩笃定的答案。他大膽運筆，雕琢情性，将哲人與詩人的雙重精神氣質賦予守園人老得，使他猶如“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一尊雕像”。小說從社會現實和心理真實兩個層面觀照了這位哲人兼詩人的誕生，既給足了他身處的現實土壤，又駐筆細摹了他蓬勃茂密的内心叢林。老得原本隻是葡萄園裡一個普通農人，是在對王三江自覺而清醒的鬥争中才逐步成長為哲人老得的。鐵骨铮铮的鐵頭叔之于老得意義非凡，他是老得的先行到達，亦是老得的精神之父。随着一步步地完成對鐵頭叔的鏡像認同，年輕的老得成長起來了。他開始學會用提問題的方式抵達葡萄園的隐形世界，試圖刨根問底地找到掌控人們命運的“原理”。小說細筆織寫了老得一次次接近探究這個形而上的“原理”的心路經緯。他體悟到葡萄園裡的“原理”既包含着數學，又包含着哲學，隻有破譯了這一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原理”，才能最終找出吃了啞巴虧的人們反而懼怕王三江的根源，也才能找到擊敗他的策略和方法。老得的精神尋找之路，成為小說抒情鋪陳的重點。像哲人一樣苦苦求索求證，老得悟出了“原理”所在：人們不是怕王三江其人，而是怕他不再帶領大家搞承包，因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怕再次變“窮”。生存哲學意義上的“原理”似乎找到了，但老得的求真之路卻遠遠沒有完結，還有道德倫理意義上的“原理”尚未解開，那就是“王三江為什麼有那麼大的勢力”。

老得竟然偷偷地寫起了詩。現實厚障壁的重重包圍下，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雖然初中畢業的老得所寫詩句簡單如話，遠遠談不上詩藝詩美，但其中蘊含的思念、憤懑、希冀、歡欣等等情感情緒和種種思考，卻真誠樸素得可愛可敬，仿佛清晨照進葡萄園裡的第一縷霞光。是的，葡萄園的詩學是不平則鳴的心靈詩學，是反抗一切“黑暗的東西”的生命詩學，當然也是思考者的哲理詩學。夜晚的葡萄園裡，萬籁俱寂，守園人老得大聲吟唱着他的詩，聲音如雷亦如電。“詩”的意義在此得到最大程度的彰顯，恰如歌德所言，使“處于低處的現實領域得以提升”的是“詩”。老得借助寫詩、讀詩，實現對形而下的現實生活的超越提升，也以此完成對生存困境的詩意突圍。如果說對現實生活的“思”是老得精神成長的重要表征，那麼來自心靈世界的“詩”則是他心理成長的重要表征。“思”與“詩”交相輝映，沿着老得的生命軌迹鋪展、交織、綿延，小說也由此風清骨峻，遍體光華。葡萄園裡新來的守園人少年小來，向王三江大聲地喊着：“做人就做條硬漢子／黑暗的東西，都要藐視——！”這是老得的詩句，是從大地上生長出來的有力量的呐喊。從鐵頭叔到老得、再到小來，三代守園人也是三位反抗者完成了不容輕視的精神傳遞。

張炜在文學王國裡構築起極富代表性和美學張力的“異托邦”（福柯語）空間，一個充滿熱愛也充滿憤怒的葡萄園，這裡的生命圖景既複雜又單純，既令人心醉神迷又令人扼腕歎息。而葡萄園裡的“思”與“詩”，正悄然折射出作家張炜的文學心事和文化牽挂。這是屬于1980年代中國的思與詩、真與純。身處這一啟蒙時代的人們深刻感受着新的氣象新的氛圍，思想解放帶來新鮮迷人的文化氧氣。長期被壓抑的關于真理的拷問和思辨終于可以在陽光下大膽而熱烈地進行了，人們找回了久違的提出問題、讨論問題的能力。無疑，這樣的能力亦是現代人必備的理性責任。與五四的啟蒙精神遙相呼應，1980年代的中國在整體氛圍上灼燒着真理之思、自我之思，無數心曲澎湃沸騰，彙集成一首首關于真理、關于自我的大詩。

從更深遠的視野看，《秋天的思索》在人性觀察和心靈呈現的獨特性、豐富性上，已經超越了它所屬的時代，超越了它所表征的人群，一面指向更遙遠的時空，一面指向永恒奇妙的人性。小說将思與詩的人性特征、心靈特征聚焦于守園人老得，将他塑造成一位具有悲劇意義的精神強者，一位樸素而高貴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可謂一次了不起的原創。它不期然地提醒着，折射印證生命之美的，除了當下心靈世界的真實，還有超越當下去苦苦找尋的那份寥廓與悠遠。由此可以理解，為何老得這個小說人物甫一出現，立刻在1980年代中國文壇引發極為熱烈的讨論。深究之，彼時的讀者、研究者被這位葡萄園裡走出來的詩人深深吸引，既是因為老得作為獨特的“這一個”，打上了他自身所處時代的鮮明文化印記，更是因為他作為大地上醒過來的魯迅所謂的“人之子”，屬于永恒的人類時空，而後者，或許更能證明作家張炜始終如一的文學追求和精神旨歸。《秋天的思索》如同一首大詩，打通了叙事、議論與抒情的藝術隔閡，将時代所賦予的激情與超越時代的哲思作為小說的重要素材，升溫發酵，釀成一杯文學的瓊漿。

二、《請挽救藝術家》《遠行之囑》：

以文學之名對話、傾訴與傾聽

《請挽救藝術家》可視為一部探索當代藝術精神的先鋒之作，《遠行之囑》可視為一部反思曆史的記憶證詞，叙事上都帶有鮮明的對話、複調特征，洞開了小說立體多維的情感空間和心理空間，也增大拓展了小說内部的叙事容量。相比之下，采用封閉式情節架構、單線叙事的短篇小說難以取得這樣的美學效果，又巧妙避開了長篇小說在複調叙事時可能會出現的冗長拖沓。《請挽救藝術家》的叙事結構表面看簡潔明晰，反複咀嚼後則令人慨歎其妙處深意，這大概是張炜一直秉持的小說之道，他深谙現代小說藝術之魅，但在形式上從不炫技，執意追求大美若拙、大繁化簡的樸素之境，如同他自身，樸素深沉得像北方大地上屹立着的一棵白楊樹，有傲骨卻無傲氣，自成一派風度。小說由三組書信組成：“寫給局長朋友的信”、“寫給畫院副院長的信”和“附楊陽信”。前兩組都是青年藝術家楊陽的朋友、叙述者“我”所寫，第三組是小說主人公楊陽寫給“我”的信。每一封信都像一次意味深長的顯對話和潛對話。顯在層面的傾訴和對話是寫信人“我”與收信人“你”之間進行的，而潛在層面的對話則在“你”（收信人）、“我”（寫信人）、“他”（故事主人公或主人公的對手、破壞者）三者之間微妙曲折地展開。為了讓對話更有效、更富對話性，作家在三組書信的語言風格和叙述語調上做了有意味的設計。第一、二組書信的傾訴感、抒情性強，語言激越中飽蘸詩意，第三組則截然不同，短句碎語較多，叙述上東一句西一句，情緒時起時伏，這與寫信人的藝術家身份、境遇、心理乃至性格等都相吻合。《遠行之囑》則由一對失去父母、相依為命的姐弟在深夜中的絮絮對話構成叙事主體部分。面對即将出門遠行的弟弟——小說中的主人公“我”，姐姐細細述說、切切叮囑，為充滿疑惑的“我”揭開了父母的命運之謎。在遮蔽真相、颠倒黑白的特殊年代，“我”始終無法理解父親的怪癖暴烈、母親的隐忍犧牲，對父親甚至充滿恨意，直到這個特殊的深夜，姐弟倆在追憶中一問一答，傷痕累累的家族曆史才浮出地表，苦難的根源令人扼腕歎息。

張炜《請挽救藝術家》，人民文學出版社

人物無處訴說之痛正是經由對話盡情釋放出來的。《請挽救藝術家》中“我”在一封封信裡憂心忡忡地提出呼告請求，青年藝術家楊陽亦是借助書信向“我”講述種種磨難和困境，傾訴内心的焦灼、惶恐和無助。《遠行之囑》中姐弟二人相互傾訴着各自埋在心底的秘密和傷痛。對話、傾訴、聆聽，不僅撫慰人心、喚醒人性，更為重要的是還原和敞開了那些被遮蔽的生存真相、曆史真相，建構起豐富多維的精神意義和情感價值。說話者與聽話者之間不再是二元對立的主、客體關系，而是“我”與“你”之間的平等對話，在對話的交互空間中反抗獨白、抗拒遺忘。恰如巴赫金所說：“單一的聲音什麼也結束不了，什麼也解決不了。兩個聲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條件，生存的最低條件。”無疑，兩部小說都成功地用書信體、對話體的叙事方式悄悄拆解、沖破着現實世界中或隐秘或顯豁的話語堤壩與話語屏障，完成了審美意義上的詩性突圍。

召喚并建構一個對話、複調的詩意世界，是張炜在文學大地上奮筆疾書的人文理想與審美追求。由這個向度看去，“請挽救藝術家”的呐喊疾呼也許可以得到較為中肯合理的闡釋。真正的藝術家追求永恒與純美，追求生命的自由自在，熱烈探尋事物背後更高遠更遼闊的内容；他們比常人敏感多思，充滿來自生命本真的創造性思維；他們有時樂于栖身在社會生活的邊緣地帶，以“局外人”眼光審視着世界、人與自身。小說主人公楊陽便是這樣一位醉心繪畫藝術的青年藝術家，卻遭遇了處處碰壁、無處存身的巨大難局。無論是千人一面、僵化機械的機關大樓，還是追求商業利潤的電影院，都壓制他藝術才華的發揮，使他飽受身心折磨。楊陽始終不明白劇院經理為何要如此刁難他，二人并無任何私人恩怨。顯然，藝術自由與世俗權力之間缺少一條平等對話的通道，隻有權力高高在上地表演“獨角戲”。粗暴專橫的劇院經理集中代表了既不懂藝術也不尊重藝術的強大世俗力量，青年藝術家毫無與之對話、為自己抗辯的機會和權利，完全處于被動狀态。更不幸的是，一座巨大的“觀念之牆”把楊陽攔在藝術大廈之外，這就是盲目強調技術至上、把藝術狹窄化為“職業”的庸俗藝術觀，服膺于此觀念的美術界難以接納這位藝術上不走尋常路的年輕人。

張炜借小說人物之口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時代有一個不識好賴藝術、不識大才的毛病，可以叫做藝術的瞎眼時代。這種時代無論其他領域有多大成就，但就精神生活而言，是非常渺小的、不值一提的。”此非憤激之詞，乃真知灼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有言可證：“藝術是真理的原始發生。”他繼黑格爾之後再次将藝術與真理聯系在一起，對黑格爾而言，藝術尚為真理思辨的對象，而海德格爾則視藝術為真理的直接起因，“藝術的詩意創造本質”。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而言，真正的藝術家往往具有精神标本的價值意義，甚至可起到文化警示的作用。著名作家卡夫卡、詹姆斯·喬伊斯、芥川龍之介等都曾在其小說作品中呈現揭示藝術的困境和藝術家的命運，并生成深刻的時代隐喻和文化隐喻。在近一百年來中國新文學的書寫格局中，《請挽救藝術家》可謂先聲奪人，第一次發出“挽救藝術家”的呐喊疾呼，原創性地對藝術與真理、與人生、與世俗權力之間的複雜關系給予深度觀照，對彼時隐伏悄張的官僚文化、即将席卷而來的消費文化做了極具遠見的預警。

《遠行之囑》則有着哀而不傷的抒情氣質和悲中見壯的理想主義風格，字字浸滿着深沉的人生感受，處處顯露出卓越的哲理智慧，仿佛邊讀邊可觸摸到作家和他筆下人物的劇烈心跳。小說借姐弟二人之口完成對曆史的側寫和虛寫，具有“口述史”般的見證力量，在茫茫黑夜中燃起希望之燈。從人物關系和叙事内容看，作品又帶有成長小說的鮮明特征。19歲的成長主人公“我”即将第一次獨自出門遠行，正是堅強機智的姐姐引領“我”走到人生的重要節點。她作為“我”的思想啟蒙者和人生導引者，幫助“我”一起完成回憶之旅、成長之旅。姐弟倆對父親的回憶，可視為對父親形象的重新建構和重新認同。在心理上“找回”父親，意味着這兩個成長者接納認同了象征着紀律、理性、權威的父親形象，其為拉康所謂的“小他者”，是每一成長個體不可缺失的心理依賴和精神依靠。小說沒有交代“我”要去往的“遠方”究竟是何處，或許，“遠方”就是每個人向之往之的神秘廣闊的未來，亦或是那莽莽蒼蒼的精神高原。

兩部中篇小說堪稱藝術精品，皆是張炜逐漸打磨熔鑄自己獨特文學品質的嘗試之作、代表之作。書信體、對話體的叙事方式對寫作者有很高的技術要求，一旦掌握不好“度”，對話要麼粘滞擁堵，要麼蒼白無力，無法推動人物命運向縱深發展。反之，優秀的寫作者能實現對話即情節、對話即風格的妙境，張炜無疑做到了。他以文學之名邀請讀者進入一個廣袤的複調的詩意世界，與小說人物一起站在多維角度對話、傾訴、聆聽，突破大地上的邊界、重圍和高牆。

三、《黃沙》：文化視域下的青年問題

《黃沙》是青年張炜為青年們寫下的精神分量極重的中篇小說。這部小說濃墨重彩、真切可感地塑造了一群青年主人公，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塑造了1980年代知識青年的群像。不唯此篇，青年一直是他最為關注的一類人群，青年問題亦是他牽挂的核心問題之一。他與關注青年的偉大作家如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加缪一樣，為世界文學人物畫廊貢獻了血肉豐滿、生氣灌注的青年形象。無論是老得、明槐、大貞子，還是磨坊裡苦苦思索與掙紮奮鬥的抱樸、見素，抑或是在蒼茫野地上奔跑的挺芳、趕櫻、肥，以及一面行走一面尋找精神高原的甯伽、在愛情、革命、養生三者悖論中矛盾焦慮的季昨非……這些青年主人公都與大地保持着極親密的生命聯系和精神聯系，他們仿佛天地間一棵棵年輕的樹，毫不造作地在文學王國裡展演着生命的熱力、愛力，要麼充滿生猛之氣，要麼有着極度敏感的神經末梢，那時而沉重、時而輕盈的生命姿态如此惹人注目。如果要為張炜筆下的衆多青年人物形象概括出共同特征，或許就是他們身上鮮活飽滿的生命感，艱難确立起的自我認同，以及那突破現實藩籬的人文主義精神。小說中常常出現曆史與現實、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不平衡或者緊張關系，青年們表現出直面現實人生的一股猛勁、一種韌性，也有着不失捍衛曆史記憶的勇氣良心，并呈現出不同文化在他們身上的複雜沖突與彙集。對時代青年的突出刻畫，賦予張炜的小說作品以不同尋常的力量感、穿透感。

《黃沙》着力塑造了存在鮮明個性差異的四個青年人物形象，羅甯兼有理性與感性，吳楠堅韌而睿智、田長浩活潑且幽默、秦榛熱烈中充滿朝氣。小說一面對青年主人公的個性特征給予細化雕琢，一面又着力刻畫他們作為青年知識者的共性特征，即堅持真理的理性精神和追求獨立思考的氣質禀賦。這兩方面的着墨渲染使青年形象虎虎生氣地躍然紙上，既可見其個人的性格魅力和胸襟懷抱，又能觀此青年群體的文化人格和精神面相。恰是在對這群青年知識分子個性與共性相結合的描摹基礎上，小說找準了人物與不同文化相碰撞的精神突破口。

小說寫青年，不可避免地觸及了圍繞青年産生的種種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不妨将之稱為“青年問題”。古代中國的傳統時空裡，一個人不是兒童就是成人，二者之間的界限非常簡單，成人儀式便是這種簡單界限的具象标識，青年以模糊而壓抑的生命方式存在着，處于“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的精神狀态。隻有到了現代中國的現代時空，與世界範圍内工業化時代的到來相伴生，個體意識與自我觀念凸顯，青年問題才出現了，并且一經出現就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和意義，它如同社會晴雨表，亦如現實溫度計，社會文化方方面面的奇态怪狀、沉疴痼疾都會因其“拔起蘿蔔帶出泥”般地牽扯出來，無處遁形。可以說，現代性話語與青年問題的發生發展有着因與果、性與質的緊密内在聯系。現代性語境下的個人欲求與自我認同，在青年的主體建構過程中得以最直觀最直接的印證。青年特有的成長性、獨立性及反思性，構成現代性所蘊含的重要主體向度和存在依據。《黃沙》呈現了現代性與傳統性相碰撞産生諸多文化難題，青年問題便是其中的一大難題，小說據此精心設計故事核，選取了青年與現代城市文化、官僚文化、鄉土文化之間或矛盾沖突、或審視回望來推動叙事進程，完成對種種文化問題的反诘、反思，以及對現代青年迫切構築自我認同、尋找精神基點、文化基點的深刻觀照。

張炜本是内心大熱大愛之人，其獨立自由的青年氣質使他一踏上文學長旅就掌控筆之缰繩，将發力點集中在對現代性語境下青年問題的觀照和挖掘上，至于與社會文化建構息息相關的青年問題之諸多關節點、臨界點，更是大力凝神勘破。他筆下攪動裹挾起的光與電、力與熱，将疾馳的時代列車上青年們的種種奮鬥搏擊、熱望憂思、矛盾焦慮都翻箱倒櫃般地呈現出來。《黃沙》中四位青年所經曆的責難與挫折，絕非一般意義上職場新人不适應工作環境的問題，而是牽連反映着複雜社會文化現象的青年問題，也隻有将其歸結到青年問題的高度，才不會忽視其對現代性社會及現代性文化建構的重要意義。四位青年首當其沖遭遇的最大難題是青年知識分子所堅守的求真精神與機關單位存在的腐朽官僚積習之間的猛烈碰撞，亦可視為青年文化與官僚文化之間的沖突。

小說不僅正面觸碰和探尋了青年問題的發生發展，而且不斷閃回呈現了青年人對精神問題、文化問題的自我體察和自我質詢。這意味着青年張炜的寫作不是自發性的，他早已走向有着高度理性自覺的寫作長旅。在他筆下，青年問題呈現出實然性和建構性的雙重特征，即一方面青年的生存困境、精神困境作為經驗事實确乎客觀存在，另一方面這些困境又因被青年們自我發現、自我叙述而具有了話語建構的特征。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小說中青年問題之建構非他人他者，乃青年自己所為之。青年有不容忽視的在場感，有發出自我之聲音的強烈欲求，更有不可剝奪的自我闡釋權。這是張炜賦予小說人物的文化特質和精神氣場，知識青年形象由此光彩奪目，散發别樣魅力。

這四個青年的自我體察除了表現在他們明确意識到與機關大樓裡的官僚文化無法相容的矛盾鬥争外，還表現在對整個城市環境裡的現代文化的觀察與體悟。1980年代的中國城市進入了現代化建設的高速列車，城市的欲望化與目的至上、功利主義與庸俗市儈，在現代性事物和現代性文化構建之際也蠢蠢欲動着。小說中充滿諸如“五分錢一看”、打耳眼、“一槍放倒”、神通廣大的“領導的司機”等等新鮮事物與新鮮人物，足顯作家張炜寫實的強悍功力。城市的陌生氣味令由大學而社會的青年們頗感不安、不适。他們惶恐，掙紮，鬥争。“他們後來都發覺這座城市把他們身上原來的那股味兒給搞走了一些。可是一有機會他們就想再搞回來。”他們身上寶貴的學生味、學生氣會不會迷失在潮流疊起的城市文化中？這是青年所自我警惕的，也是作家張炜意欲探讨的。具有強烈現代性特征的城市文化對青年的深層影響和塑造不言而喻。在撲面而來的城市文化面前，青年做出怎樣的選擇才能不丢失自我，才能堅守内心并完善自我？

青年的艱難選擇，圍繞坷垃叔、艾蘭這兩個重要線索人物展開了。坷垃叔、艾蘭，分别來自鄉村與城市的這兩個人物成為青年主人公自我認同、主體建構之途上的兩面鏡子、兩種選擇。他們分别對應着羅甯的過去與現在、鄉愁與愛情、超我與自我、倔強與惶惑……年近古稀的坷垃叔步行千裡到城市來上訪告狀，隻因綠色的村莊遭到生态破壞，鋪天蓋地的黃沙淤滿了、提不走了……這是作家張炜做出的寶貴而及時的文化預警。彼時當代中國文壇，除了邊地文學對迅猛發展的經濟現代性帶來的生态危機做了較為集中的呈現和探讨，内地文學罕有如《黃沙》一樣的小說作品以現實主義精神對生态危機給予高度關注。坷垃叔的出現，給處于精神苦悶期的羅甯帶來揮之不去的鄉愁，這既是生态意義上的鄉愁，也是文化人格意義上的鄉愁。在坷垃叔身上，羅甯看到了蘆青河邊上家鄉人特有的“堅韌和頑強”。小說設計了一場奇妙的“心的交談”。老實巴交的坷垃叔無法像常人一樣用語言完整流暢地表達滿腔哀怨憤怒，羅甯便和老人傾訴“心語”，二人心之所語雖然沒有發言為聲，但是達到高度默契，完全能心領神會對方的心理内容。這個極富難度和想象力的細節描寫既有别于意識流式的心理碎片，又有别于奇想幻覺式的精神臆想，開辟了張炜式的心靈性書寫，使他的作品具有難以超越的原創性。小說以質樸誠實、飽含情感汁液的寫實筆法娓娓道來：青年應在怎樣的心靈密道上接納故鄉、回望鄉土來确立城市生活中的新的自我？又該選擇怎樣的愛情來印證生命、印證自我？這些青年問題所關聯的場域廣闊而多維，因其鮮明突出的現代性特征而欣然參與進社會文化的曲折建構中去。

（顧廣梅，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

（本文為山東省社會科學優勢學科項目《張炜研究資料總彙（1973-2018）》（19BYSJ70）的階段性成果，經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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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炜中篇小說系列｜人民文學出版社

《護秋之夜》是一幅醉人的半島海邊鄉野田園畫卷。小說濃墨重彩描述了野地姑娘大貞子在秋天夜晚的獨處生活，塑造了一個潑辣多趣的特殊女性。大貞子在與父親及鄉村浪蕩青年三來、村痞老混混等人的過往中，充分表現出她的多情、善良、勇敢的動人品質。

《請挽救藝術家》描述了一位叫楊陽的繪畫天才的坎坷命運。他以突出的藝術才能被選中，卻在省城做了一名機要員，因難以适應嚴肅苛刻的特殊環境，不得不改做資料員。機關工作環境令其度日如年，曆盡周折才回到老家——在一座基層小城電影院裡畫廣告畫。出乎他預料的是，此次回歸故裡，卻讓其陷入了更加不堪忍受的苦難與抑郁之中。愛情的痛苦，同行的嫉妒，上司的惡意……他即将倒下。

《瀛洲思絮錄》寫了中國曆史上得到正史《史記》記載的一段“大曆史大傳奇”：秦始皇為了長生不老，派遣齊國方士徐福到東部大海尋找“三仙山”和長生不老藥，徐福趁機率領三千童男童女和五谷百工，東渡瀛洲，一去不歸，建立起新的王國的故事。

《秋天的思索》中看守葡萄園的青年老得，日夜掮槍看護，忠于職守，苦思不已：深究社會不平之事、葡萄園主人王三江之惡行以及如何戰勝對方、更有生活中的多“原理”。他像園中的哈姆雷特，面對“生存還是毀滅”的緻命問題，孤獨徘徊，壯懷激烈。終日鎖眉的老得，還要時常躲開女會計小雨的糾纏，因為她妨礙思索。老得酷愛自己懷中的鋼槍，不斷地擦拭、撫摸，卻始終沒有放響。

《葡萄園》寫的是葡萄園一家三代與仇人“老黑刀”鬥智鬥勇的故事。三代人都是受害者，他們忍辱負重，百折不撓，在風雨如晦的歲月裡苦苦度日。園子裡的美好生靈成為一家人的摯友和庇護，無論是狗、貓、白馬還是喜鵲，都在特殊的時刻裡給予他們溫暖，協助他們鬥争。故事中人與動物的情誼、苦難中突然降臨的愛情，讀來激動人心。

《黃沙》講述了改革開放初期，膠東半島上兩個貧窮村民——玉峰和本林的故事。他們是一對摯友，彼此欣賞，相互依賴，一起熱愛藝術，一起追求富裕，一起經曆失敗，一起痛苦沮喪，一起自我憐憫。玉峰酷愛拉琴，本林忘情歌唱，兩人常常形影不離。玉峰的琴聲一直回蕩在書中，仿佛在演奏一首無盡的邊緣人之歌。

《你好！本林同志》講述了改革開放初期，膠東半島上兩個貧窮村民——玉峰和本林的故事。他們是一對摯友，彼此欣賞，相互依賴，一起熱愛藝術，一起追求富裕，一起經曆失敗，一起痛苦沮喪，一起自我憐憫。玉峰酷愛拉琴，本林忘情歌唱，兩人常常形影不離。玉峰的琴聲一直回蕩在書中，仿佛在演奏一首無盡的邊緣人之歌。

《蘑菇七種》寫得非常自由，複雜卻又單純。整個看是一個破案故事——一樁用毒蘑菇害死親夫的兇殺案發生的前前後後，可它又是一個林中老人設法追求一個年輕美麗的女教師的故事。從另一角度看，它更是一場内部曲折争奪領導權的嚴酷鬥争。

稿件初審：周 貝

稿件複審：王 薇

稿件終審：王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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