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的這句名言經常引起人們的誤解——用它為道德敗壞甚至違法亂紀辯護。
說到底,這些人隻看到了“存在即合理”的保守的一面,卻沒有看到其革命的一面;或者說,他們不明白,“合理”必須以相應的條件為基礎,惡劣現象的存在必然有其惡劣的理由。
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恩格斯對“存在即合理”(其實還有後半句)的解釋比較通俗:“不論哪一個哲學命題都沒有像黑格爾的一個著名命題那樣引起近視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樣近視的自由派的憤怒,這個命題就是:‘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現實的。’這顯然是把現存的一切神聖化,是在哲學上替專制制度、警察國家、專斷司法、書報檢查制度祝福。弗裡德裡希-威廉三世是這樣認為的,他的臣民也是這樣認為的。但是,在黑格爾看來,決不是一切現存的都無條件地也是現實的。在他看來,現實性這種屬性僅僅屬于那同時是必然的東西;‘現實性在其展開過程中表明為必然性’;所以,他決不認為政府的任何一個措施——黑格爾本人舉‘某種稅制’為例——都已經無條件地是現實的。但是必然的東西歸根到底會表明自己也是合乎理性的。因此,黑格爾的這個命題應用于當時的普魯士國家,隻是意味着:這個國家隻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盡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麼,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
如果要用它來“解釋儒家思想的存在”,那麼用一言以蔽之——在封建君主專制時期,封建等級制度就是儒家封建禮教存在的理由,統治者需要嚴格的等級劃分來維持自己的統治,或者說,儒家思想本來就是對封建君主專制的反映。
在今天看來,儒家思想大多都是“惡劣”的,都是要被扔進曆史的垃圾堆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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