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2期主持人｜徐魯青

我們的生活在這幾個月裡充斥着不确定性。看《一把青》時我憂心脆弱的和平年代還能維持多久，讀非洲饑餓小說則焦慮沒搶到的盒馬訂單，看大衛·愛登堡在非洲抱蜥蜴、去南美拍雨林、探極地時對冰川歎氣，我想全球變暖也想出門堂食。

紙張與屏幕裡的一個個場景，要麼前所未有地能理解共情，要麼覺得虛幻得像外星故事。最近讀托尼·朱特的《記憶小屋》，他回憶在劍橋讀書時，幾乎所有學生都在為反越戰遊行，“我一邊小跑，一邊發現并肩跑着一個被派來維持秩序的警察。我們對視一眼。‘您覺得遊行進行得如何？’我問他。他面不改色地聽取了我的問題，回答說：‘噢，我覺得遊行進行得好極了，先生。’”而在現實裡，線下上課都是一種奢侈。我讀麗貝卡·韋斯特的巴爾幹遊記，她坐火車穿過歐洲，遊遍巴爾幹半島，并抱怨旅行過久後的身體勞累。我想了想，跨過重重邊界，坐火車到另一個國家是什麼感覺？還有薩莉·魯尼，她筆下的人物面對琳琅滿目的商品，大談消費主義的邪惡之處，他們還熱衷聊馬克思，并認為“世界自蘇聯解體後便不再美麗”。我有些生氣，這就像蕭伯納贊美第三帝國，喬姆斯基尬論烏克蘭問題，天真是因為幸運者從不需要親身經曆。

在諸多不确定中，我們也更能夠理解一些作品的所思所言。記得新冠病毒爆發最早期，許多人都在讨論社會學學者周雪光的研究，連專注明星八卦的豆瓣鵝組都出現了讀書筆記。周雪光提出的許多概念，比如“運動型治理機制”“向上負責制”，在彼時都成為了我們理解現實邏輯的一把鑰匙。那段時間大受關注的作品還有加缪的《鼠疫》，同樣是一座因病毒被封鎖的城市，人們痛苦地掙紮在生存線上，日常生活難以為繼。印象深刻的是小說中最有人文主義精神的裡厄醫生，他說，面對瘟疫的恰當感情是：“既非公然的惡意，也非演戲般的令人惡心的慷慨激昂。”唯其如此，才使得“真理回歸原有的位置，使二加二隻等于四”。

同樣受到關注的，是去年年末陀思妥耶夫斯基誕辰200周年，《卡拉馬佐夫兄弟》中的話一時被大量引用：“最要緊的是，我們首先應該善良，其次要誠實，再次是以後永遠不要相互遺忘。” 或許正因那時許多事讓我們意識到，愛具體的人，保持内心的善良與誠實，是多麼可貴且重要的事。

01 尋找避難所：讀流行小說、重看電視劇、聽音樂懷舊

潘文捷：當不确定性增強，我就會想要去尋找那些令人心安的東西，于是閱讀了不少流行小說，裡面沒有過多對人性的剖析和對社會議題強有力的追問。你翻開第一頁，就知道有情人會終成眷屬，知道懸案一定可以得到破解，知道天大的災難也會終結，作者承諾給你提供饒有趣味而且一定有驚無險的閱讀旅程。感謝通俗小說作家！愛他們。

葉青：我發現最近兩年我越來越難以靜下心來看新的書和影視劇。翻了翻豆瓣觀影記錄，我在2019年一共看了141部電影、116部劇集，自己都被這個數字吓了一跳，我到底是怎麼做到幾乎每3天就看完一部電影和一季電視劇的？要是放在2020年以後，這是不可能的事（本月一共就看了一部電影，還是《侏羅紀世界3》這種不需要動腦子的商業片）。外界的幹擾和不确定性每天都在增加，能找出兩小時心無旁骛地看個影集已經變成了一件有些奢侈的事。以前看到新劇和電影都會想一探究竟，看看合不合胃口，現在壓根沒有這個欲望。文捷在流行小說中尋找心安，我則是在已經看過的電視劇中尋找穩定。每當被壓得喘不過氣來，我就會打開《摩登家庭》和《30 Rock》，看着熟悉的人物在熒幕上歡笑、哭泣，我也松了一口氣，慶幸起碼生活中還有這麼一件可以确定的事。

尹清露：在不穩定之下，人的确會變得越來越懷舊，這在幾年前是從來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我喜歡聽音樂，所以會有意識地（也可能是無意識地？）重聽千禧年間流行的搖滾樂或者獨立音樂，也順帶回憶一下那時明媚的心情。Apple music會推薦自從我使用這個軟件以來的曆年愛聽曲，也會推薦2000年代、2010年代的大熱播放列表，這兩個功能成為了我的寶藏。

另一方面，雖然同處于疫情籠罩的世界，但西方和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也可以從音樂中看出來，我最近看了泰勒·斯威夫特的音樂紀錄片《民間傳說：長池錄音室》，她和專輯制作人坐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優美山間小屋裡，探讨着疫情封鎖下人們在心理上的變化。我很感激這樣的作品能給人們一個栖息身心的機會，但是也足夠明白隻有正常起居、不受侵擾才能創作，而這已經是奢侈和特權。

02 脆弱與聯想：與作品重逢後的新感受

尹清露：在回看一些作品時的痛楚會更強烈吧。前陣子因為《黑客帝國：矩陣重啟》實在太難看而去重溫了第一部，感受最深的是尼奧在培養皿中醒來時的驚悚時刻，發現自己逃無可逃的境地似乎和我們的現在重疊了起來。最近幾天還重拾了讀過一半的李翊雲的小說《Where Reasons End》，講述作家本人和去世的兒子之間的虛構的對話，但是也發現很難繼續往下讀，因為會發現類似的、嚴酷的新聞事件已經讓你提前感受到了驚懼和悲傷，再去讀這樣的故事隻會感到更加脆弱。

潘文捷：前段時間不是流行新冠時代的名著改編嘛，有個友鄰雪萊改編了《魔戒》——弗羅多說：“此刻在萬事終結之際，山姆，我很高興有你跟我時空伴随。”我也改編了一個——弗羅多說：“甘道夫，你來晚了。”甘道夫說：“術士從不遲到，門口掃碼的時候手機卡了。”

雖然這些都是玩笑，但疫情時期看《魔戒》确實别有風味。原來也沒有特别注意到，但托爾金真是非常熱愛自然，對動植物抱有崇敬之心——一切故事都起源于雙聖樹，霍比特人住在樹袋洞裡，老柳樹有能力随時反擊，老林子深處住着神秘力量湯姆·邦巴迪爾，瑟蘭迪爾的黑森林裡蜘蛛橫行……《雙塔奇兵》裡的恩特也就是樹人的故事令人有了更多的感觸。灰袍薩茹曼大興土木亂砍濫伐遭到大自然的反擊，這段内容一向不是《魔戒》被讨論最多的内容，但其中的恩特仿佛大自然的化身，古老又悲傷，但絕對不會任人宰割。

薩茹曼如何自食其果讓我想到了人類很多傳染病的起源——《病毒來襲：如何應對下一場流行病的暴發》一書作者、斯坦福大學人類生物學專業客座教授内森·沃爾夫曾經從物種進化的角度出發，整體觀測和分析了人與病毒的關系，尤其是病毒在動物和人之間的傳播。他看到，動物死亡事件常常能夠成為一次人類疫情的預兆。在微生物多樣性豐富地區，很多人以捕獲野生動物為食的時候，新型的感染源就會出現，而這不僅僅是獵人的問題，也是所有人面臨的問題。天呐，小心我們成為遭到自己欲望反噬的反派薩茹曼！

03 體會平衡，重返曆史：新冠疫情如何影響我們的閱讀興趣

徐魯青：工作上我對很多選題都提不起興趣了，美國的心理距離實在太遙遠，布法羅槍擊案和德普案我都沒怎麼關注。很久沒關心後現代理論，現實裡的前現代感實在太強了，現在覺得消費主義挺好的，至少還有東西給我消費。反而我開始對動植物保護、環境問題感興趣，可能這算是逃避人類現實的方式？

姜妍：這兩周其實在休年假，工作性質當然并不會真的休息，以往會調侃說休年假隻是換個地方繼續工作，今年連地方都沒換，依然老老實實在北京，隻能調侃說，至少可以少打一些卡。

我自己的閱讀興趣這幾年發生了很大改變，但并不是因為外在世界的變化，反而是閱讀興趣的變化可能有助于消解掉一部分對外在變化的情緒起伏。我最近讀的比較多的是一些中醫、太極類的書籍，這些書其實都有内觀的作用——當外部世界不斷變化的時候，怎麼從個體内部尋求一定的平衡。在實踐過程裡面我也略有一點體會，比如練太極的時候心境的變化、專注的程度都會影響到練拳的效果，怎麼能做到心中空、無妄念、回歸到營魄抱一的狀态，現在我隻能是心向往之，實在距離得太遠。

林子人：前兩年我總自我調侃說被工作異化，以至于讀虛構作品都覺得很奢侈，甚至是“浪費時間”。今年春天開始我重拾了對“故事”的興趣。或許是因為所處在一個非常态的時期，我的心智格外敏感脆弱——尤其是在看到那些被結構性外部力量傾軋的個體故事的時候——也開始在閱讀中注意到一些以往不太會注意到的細節。

在一本叫《巴黎圖書館》的小說裡，作者寫到二戰期間巴黎采取食物配給制，人們總是領到胡蘿蔔，主人公的家人就變着花去烹饪胡蘿蔔。讀到這裡的時候我立刻就明白了這是一個關于非常态生活的多麼準确的細節，胡蘿蔔存儲時間較長，是一種很适合做儲備物資的蔬菜。那段時間也有兩位朋友跟我提過，無論是社區發放的物資還是團購蔬菜包裡總是會有胡蘿蔔，其中一位為此開始學做胡蘿蔔蛋糕。

當文化記者以來，我意識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把曆史作為方法”的重要性。在試圖理解現下出現的許多熱議社會事件、文化現象時，我越來越常訴諸于曆史，昨天我還在跟編輯開玩笑說，我現在的文化評論稿總是在曆史和社科之間反複橫跳（笑）。曆史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不相信當下出現的問題是偶然、意外，是解決了它就能萬事大吉的。我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着悠久曆史的國家，“曆史包袱”是客觀存在的，它經曆一代代人的傳承，在我們的集體潛意識中沉澱下來，默默地牽引着我們的思考與行動。因此，從長時間段的角度去看當下的問題，可能會找到更有價值的線索。曆史還很重要的一點是我相信那句古諺“太陽底下無新事”，社會秩序和國家治理中的結構性問題、強者與弱者各自的顧慮與應對方式，以及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沖突與張力，其實古今中外都大有相同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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