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之孫，唐睿宗李旦第三子，故又稱李三郎，母窦德妃。 先天元年（712年）至天寶十五載（756年）在位。因安史之亂退位為太上皇，是唐朝在位最長的皇帝，亦是唐朝極盛時期的皇帝。

政治

• 人事制度

唐玄宗

李隆基采納張九齡的建議，制定官吏的遷調制度。選取京官中有能之士，将其外調為都督刺史，以訓練他們的處事才能及培養行政經驗。同時間，又選取都督、刺史中有作為者，将其升為京官。這樣内外互調，增進了中央與地方的溝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選拔人材方面，李隆基亦對科舉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進士科及第的人數，以減少冗官的出現，提高官吏整體的素質。

• 整饬吏治

開元三年（715年），唐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濫升，才不虛授，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他決心選賢任能，量才授職，整饬吏治。首先是嚴格铨選制度，裁汰冗員。唐中宗以來，铨選制度十分紊亂，王妃、公主與權戚不僅賣官鬻爵，而且不經吏部大搞“斜封官”，請托之風日盛，緻使員外、試、檢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濫吏充斥官府。開元二年（714年），唐玄宗敕令罷免所有的員外、試、檢校官，嚴格控制官吏的選舉，規定今後沒有戰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結果“大革其濫，十去其九”。 這樣，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現象，提高了官府辦事效率，又減省了國家開支。

• 考察制度

唐玄宗以前，由于時人重京官而輕外任，地方官都是選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為了革除這一弊端，開元二年（714年）唐玄宗特頒下制令，從京官中選用有才識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從都督、刺史中選拔有政績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為恒式”。他特别重視縣令的選任。開元四年（716年），新選任的縣令被召入大明宮宣政殿，由皇帝親自出題考試，考查縣令是否通曉經國治民之道，結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暫且讓赴任就職，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歸學問”。同時，還頒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對刺史、縣令的政績進行考察，分為最、中間、殿三等，依次定為優劣，作為改轉升降的依據。

經濟

為了增加國家的收入，打擊強占土地、隐瞞不報的豪強，唐玄宗發動了一場檢田括戶運動。當時的豪強霸占了農民的土地之後，稱為"籍外之田"，他們還将逃亡的農戶變成自己的"私屬"，在土地和人口兩方面逃避國家稅收。先天元年（712年）到開元十三年（725年）之間，李隆基的檢田括戶運動收到了實效。他任命宇文融為全國的覆田勸農使，下設十道勸農使和勸農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檢查隐瞞的土地和包庇的農戶。然後把檢查出來的土地一律沒收，同時把這些土地分給農民耕種。對于隐瞞的農戶也進行登記。這樣下來，一年增加的客戶錢就高達幾百萬之多。通過這些有效的措施，李隆基使唐朝的經濟又步入正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同時也增加了國家的财政收入，促進了國家經濟的繁榮。[1]

軍事

• 兵制改革

明皇窺浴圖

開元十一年（723年），李隆基接受了宰相張說的改革主張，建立雇傭兵。從關内招募到軍士十二萬人，充當衛士，這就是"長從宿衛"，也叫做"長征健兒"，這次改革是從府兵制到雇傭兵制的轉變。此後經過十多年的努力，李隆基将這種制度推廣到了全國。這種制度使原來的府兵輪番到邊境守衛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邊境守衛之苦。同時，這種雇傭兵還為集中訓練、提高戰鬥力提供了保證。[1]

• 開疆拓土

除了對兵制進行改革之外，李隆基還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軍措施，如頒布了《練兵诏》，命令西北的軍鎮擴充軍隊，加強訓練。同時，任命太仆卿王毛仲為内外閑廄使，全力負責軍用馬匹的供應，這使短缺的馬匹及時得到了補充，提高了戰鬥力。另外，為徹底解決軍糧問題，李隆基又命令擴充屯田範圍，在西北和黃河以北地區大力發展屯田，增加糧食産量。在做好了充分準備後，唐朝逐步把營州等地收複，長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動取消了獨立割據的稱号，重新歸附唐朝。安北都護府也恢複了，唐朝重新行使對長城以北土地的管轄權。西域地區政權的恢複經曆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收複碎葉鎮，第二階段是重新恢複了絲綢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來。[1]

• 設立節度使

至開元、天寶間，唐玄宗設立十大節度使，北方形成平盧、範陽、河東、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四鎮、北庭伊西8個節度使區，加上劍南、嶺南共為10鎮，始成為固定軍區。節度使受命時賜雙旌雙節，得以軍事專殺，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大旗），威儀極盛。節度使集軍、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統兩至三鎮，多者達四鎮，威權之重，超過魏晉時期的持節都督，時稱節鎮。于是外重内輕，到天寶末釀成安史之亂。

唐玄宗時期唐朝疆域

文化

•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雖然沒有被查禁，但發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對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發展沒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則天時期，為了從宗教上來打擊李姓，武則天對佛教采取了縱容态度，這使得佛教發展迅速。在全國的各個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侶們不僅在國家的包庇縱容下兼并土地，還極力逃避國家稅收。和尚數目的大量增加，使國家承擔賦稅和徭役的人數減少，影響了國家的收入。

在開元二年（714年），唐玄宗下令削減全國的僧人和尼姑數量，最後使全國還俗的僧尼達到一萬二千人之多。然後，唐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廟，禁止鑄造佛像，禁止傳抄佛經。對于官員和僧尼的交往也進行禁止，這使佛教在玄宗時期受到了很大的打擊。

• 圖書建設

在文化事業上，唐玄宗重視圖書建設。開元三年（715年），約請褚無量、馬懷素等人，商讨史館經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時代遺留舊書，常令宮人管理，有所殘缺，未加補輯，篇卷錯亂，難于檢閱，遂令褚無量、馬懷素率學者加以整理。

唐代舞蹈壁畫

科技

開元五年（717年），唐玄宗聽說一行和尚學問淵博，尤其精通天文曆法，即征聘他到京師。為了備顧問，特意将一行安置在皇宮光太殿内，并多次去看望他，詢問治國安民之道。

清平調圖軸

一行另一科學成就是首次測量子午線的長度。開元十二年（724年），唐玄宗命太史監南宮說等進行實測南北各地晷影和北極高度，測知影差與距離的比例并不固定，證明了過去“王畿千裡，影差一寸”學說的謬誤。 一行又使用自己設計的“覆矩圖”儀器，利用勾股圖計算，得出了南北兩地相距351裡80步（約合今129.22公裡），北極高度相差一度的結論。 一行等人實地測量了子午線的長度，不僅在中國天文史上是一次創舉，在世界上也屬首次。所測子午線長度雖不十分精确，但和近代測定的數字（111.3公裡）相近，方法也是科學的。

《大衍曆》的撰成是唐代天文曆法領域所取得的一項新成就。一行在研制成黃道遊儀的基礎上，參考了曆代曆法，考其得失，于開元十五年（727年）寫成了草稿。一行病逝後，由特進張說、曆官陳玄景繼續編次，翌年撰成上奏，開元十七年（729年）開始頒行新曆。《大衍曆》提出了比較正确的“定氣”概念，推算出與農時相應的二十四節氣。自漢初《太初曆》至唐高宗《麟德曆》共有二十三家，雖然與天體的運行比較接近，但都不如《大衍曆》精确，“其倚數之法固無易也。後世雖有改作者，皆依仿而已” 。

外交

唐玄宗時期，國力強盛，中外交往異常頻繁。高麗、新羅、百濟（均在朝鮮半島）、日本、林邑（今越南）、泥婆羅（今尼泊爾）、骠國（今緬甸）、赤土（今泰國）、真臘（今柬埔寨）、室利佛逝（今印尼蘇門答臘）、诃陵（今印尼爪哇）、天竺（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獅子國（今斯裡蘭卡）、大食（今阿拉伯）、波斯（今伊朗）等國都與唐朝有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各國使節、貴族、商人、學者、藝術家、僧侶、旅遊者，人數衆多，不斷來到唐朝。

唐朝的使臣、僧侶、商人，亦不絕于途。亞非地區和唐通使交好的國家，有70多個。唐朝有鴻胪寺接待各國使節賓客，在各地設商館招待外商，設互市監、市舶司掌管對外貿易。長安、洛陽、揚州、廣州、蘭州、涼州、敦煌，是唐朝對外貿易的重要城市。長安尤為著名，這裡彙集了各國來賓，許多外商在“西市”經營店鋪，長期居住，國子監接受了衆多外國留學生，留居長安的“胡人”多達4000家—5000家。[2]

參考資料

1. 開元盛世 [引用日期2014-02-09]

2. 《劍橋中國隋唐史》李林甫的掌權 [引用日期2014-0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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