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經典《禮記·玉藻》裡，曾經出現過“居士錦帶”這樣一句話。這是“居士”一詞最早出現在中國的文化視野裡。儒家對“居士”解釋是有德才而不願意出仕，選擇隐居的人。但在《禮記》誕生的年代，迄今為止還沒有發現留下姓名的居士。傳說中春秋時期的範蠡，在輔佐吳王夫差辦完複仇的事之後，隐逸江湖、高居山野，算是一個儒家意義的“居士”。晉代是儒家意義的“居士”最多的時代，例如陶淵明、竹林七賢等等，但這些人似乎從來沒有以“居士”自居或者自稱。因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裡，“居士”最初不是由他人贈予或者授封，而是一種自稱。

這個時候的居士是一種标簽，意味着特别的才幹、品格和行為方式，這個稱号隻能由他人贈送或者授予，否則就有自我标榜的嫌疑。真正讓這個稱謂在文化領域熱火起來，是佛教傳入中國、道教正式建立之後的事。因為這個時候的“居士”是兼具宗教意義的。道教将在家修行，并且持戒的教徒稱呼為“居士”。

佛教起初将一切不信奉佛教的人都尊稱為居士。因為佛教剛傳入中國的時候，倡導的是小乘的自我解脫，鼓勵出家修行。信仰佛教就必須出家為僧，這就與中國傳統文化裡根深蒂固的“孝道”産生了激烈沖突。孝道文化講求孝養父母，為父母養老送終；講求生兒育女，保持祭祀不絕、香火不斷；講求入世，以積極的行為踐行“修齊治平”的理想人生模式。而佛教則要求抛棄一切塵世的牽絆、束縛，乃至對肉身的執迷，這種文化沖突勢必極不利于佛教的傳播。于是，佛教也參考道教的做法，折中了一下，産生了“居士”這樣一種特殊的信仰方式：即信仰佛教，又不用出家，還可以繼續履行自己的各種家庭和社會責任。

到了唐朝的時候，是居士“破土而出”的時代，知名的有，李白是“青蓮居士”、白居易是“香山居士”、司空圖是“耐辱居士”等等。這其中李白是個道教徒，他這個居士很有可能是受戒皈依以後由師父授封的，其餘如白居易、司空圖等則沒有發現有證據可以證明其宗教傾向。也就是說，從唐以後湧現出的大量“居士”是沒有宗教色彩的，這個稱号是當事人給自己命名的。這個時候的人們開始敢自稱“居士”，首先是因為宗教提供了一個遮羞布，亮出“居士”這個稱号的時候，人們首先會想起宗教選擇而非對德才的自我标榜。在避免了尴尬的同時，這些人又用這個特别的稱号來表達自己的價值取向、宗教信仰或者人生追求，至少是一種時髦。

宋代延續唐代的文化繁盛，也誕生了很多居士，其中蘇轼就是一位。蘇轼這個居士可以說是諸多居士中最奇特的一個。奇特在什麼地方呢？蘇轼的“東坡居士”絕非單純的儒家意義上的“居士”，是有着明顯宗教傾向的。但說他是宗教意義上的法名，則又不是按照佛教的皈依儀軌，由某個授戒師父給他賜的。“東坡”二字則是北宋元豐四年（公元1081年），蘇轼貶谪黃州團練副使，因為生活難以為繼，夫妻二人隻能耕種土地以補貼家用。耕種的那塊土地恰好在一個地名叫“東坡”的地方。

從名号的來源看，蘇轼的“東坡居士”似乎與佛教沒有關系，之所以又說這個稱号有明顯的宗教傾向，是因為蘇東坡不但信仰佛教，而且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癡迷佛教的禅修。癡迷修行了一段時間以後，“東坡居士”認為自己修行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果，并作了一首詩，來印證自己的體悟：“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風吹不動，端坐紫金蓮”。道家和佛教的修煉之人，特别是那些有一定文化修養的人，都喜歡用作詩來描述自己的感悟和心得，這種詩被稱作“悟道詩”或者偈語，這是一種慣例。

但畢竟蘇轼隻是一個大文豪，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得道高僧。修行講求的是煉心并且力行，更強調實踐和實證，學問的精通和文辭的精彩與證悟完全是兩碼事。盡管蘇轼的“悟道詩”寫得相當精彩，大氣鼓蕩、氣象不凡，但終究是文辭之利。因為蘇轼的好友、金山寺禅師佛印，隻在詩稿上面批了“放屁”兩個字，就惹得“八風吹不動”的蘇轼肝火大盛，乘舟過江問罪。“八風吹不動，一屁過江來”後來被禅宗當作一個笑話式的公案。但這宗公案也證實，蘇轼就是一個渾身充滿着煙火、世俗氣息的人，一個真實的凡夫俗子，佛教“四禅八定”的境界，遠非起一個佛教色彩的名号，讀幾本佛經，作幾首禅詩可以企及的。

而蘇轼似乎又是最接近佛經“居士”這個标準的。在佛教的著名經典《維摩诘經》裡，經文的主角維摩诘就是一個居士。梵文原意，“居士”是長者、長老的意思，指那些德高望重的人。維摩诘就是一個長者，而且也是一個修行相當高深的人。維摩诘有房屋地産、家境富奢，也有妻兒老小、奴仆婢女，但他為什麼會被佛教如此尊崇呢？這樣的疑問也發生在前往探望維摩诘的諸多菩薩那裡。維摩诘回答的大意是：“房舍财産、妻兒老小、奴仆婢女我都擁有，但是我不執着、癡迷這一切，不但不為之束縛，相反這些都是智慧和慈悲，我借助這些修行着菩薩的六種法門”。簡而言之，就是一種“以出世心，做入世的事業”修行。因為維摩诘是居家而獲得很大修行成就的，所以才會被佛教譽為“第一居士”。

盡管悟禅不怎麼樣，佛印“一屁”就破解了很久積累的修行，但若從《維摩诘經》裡闡釋的“居士”的真正含義來說，蘇轼又是一個真正的居士。蘇轼是一個自幼受到嚴格而規範的儒家思想浸潤的人，儒家那種“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理想是深入到他的骨子和靈魂裡的。即使他後來也曾經深入學習佛教的思想，但這種骨子裡的使命感他是始終無法“放下”的。他身處富貴場裡，卻不為名利所累，不為祿位苟且，不為财帛鑽營，“有啥說啥”、灑脫無二，隻為真實發聲、為蒼生呼喊，所以他官場屢屢受挫；盡管自己一家衣食不周，但他卻勉力奔波，籌辦社會性慈善機構，收養孤兒、救助女嬰。盡管他官運不濟，沒有獲得更大範圍和成果的“達則兼濟天下”，但他在“窮則獨善其身”的時候，将更多的精力和心思放在對美的極緻追求裡，詩歌、散文、書法、繪畫、美食……

佛經上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奔波在利祿場裡，卻超然脫俗，生于淤泥而不染，終其一生追求真理、感悟智慧、堅持慈悲，從這個角度講，蘇東坡一生奉行的就是佛教所推崇的菩薩道——“入俗而脫俗，入世而救世”。佛教“居士”的真正意義也就在這裡，并不是授戒、賜名那麼簡單。是真名士自風流，一屁過江又如何？所以，蘇東坡是真正的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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