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譯文】

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五谷。孔子說：“我不如有經驗的農夫。”樊遲又請教如何種蔬菜。孔子說：“我不如有經驗的菜農。”樊遲退出以後，孔子說：“樊遲是小民（的作為）啊！為政者好守禮，則民衆不敢不敬守法度；為政者好行義，則民衆不敢不衷心折服；為政者好守信，則民衆不敢不以誠相待。如此（為政），則四方民衆皆舉家來投，哪用自己去種莊稼呢？“

【注釋】

“樊遲”，姓樊，名須，字子遲，故亦稱“樊遲”。孔子晚年弟子，小孔子46歲。七十二賢人之一，有勇略，年輕時曾仕于季氏，後繼孔子之志興辦私學。

“稼”，種植谷物。也可泛指種莊稼。

“老農”，經驗豐富、技術老練的農夫。“老”，此處指熟練的、經驗豐富的，非指年老的。類似用法如“老手”、“老練”、“老江湖”。

“為圃”，指種植蔬菜。“圃”，菜園，亦可指菜農。

“小人”，此處指小民、普通百姓，非指無德者。

“上”，此處指在上位者，泛指為政者。

“好禮”，指好守禮。“禮”，一切合義的道德與法律規範的統稱。

“敬”，此處指“敬于禮”，即敬守法度。

“好義”，指好行義。“義”，仁的理性實踐路徑，亦即對仁道的實踐。

“好信”，指好守信。“信”，誠實不欺。

“用情”，以誠相待。“情”，通“誠”，類似用法如《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民之情僞盡知之矣”，以及《韓非子·守道》中的“力極者厚賞，情盡者名立”。也有解作“實情、情實”者，亦可從。

“襁負其子而至”，即攜家帶口而來，舉家來投。“襁負”，背負。“襁”音“搶”，背負嬰兒用的布巾。

【評析】

樊遲向孔子請教如何種植五谷和蔬菜，孔子均托辭說自己不如有經驗的農人。孔子辦學，非為教民稼穑，而是志在弘道，自然希望弟子們也都能“志于道”。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故士君子的社會定位應當是弘道，而小民的社會定位才是務于稼穑。因此當樊遲要學種莊稼時，孔子說他這是小民作為，故曰“小人哉，樊須也”。這并不是說孔子輕視稼穑之事，而是說君子所謀有遠重于稼穑之事者，那就是“謀道”。是故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而儒家之道，無非尚仁行義。對于為政者而言，尚仁行義至少應當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守禮。禮是一切合義的道德與法律規範的統稱，是使社會和諧有序運作必不可少的規則。禮治需要全體社會成員共同遵守才能有效。如果社會上有不守禮的特權階層存在，那麼禮治就會因受到強權的破壞而分崩離析，是為“禮崩”。因此，如果執掌權力的為政者能夠以身垂範、謹守于禮，那麼民衆就會對禮治心生敬畏，自然也就不敢不敬守禮法。故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其二是行義。義是對仁道的實踐，故行義即是行仁。為政者行仁可以有很多方式，比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參見《善讀「論語」1.5：》），比如“舉直錯諸枉”，等等。無論行仁的方式怎樣多變，其宗旨皆無非“仁民而愛物”。為政者果能好義行仁，則必緻“群下歸心”；而“群下歸心”即為“民服”。是故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參見《善讀「論語」2.19：》）以及“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民服則為政者才能得到民衆的真心擁護，其執政權力才有合法性，“犯上作亂者”才不會有生存的空間，社會也才能真正安定。

其三是有信。社會性是人類最重要的屬性之一，而信任則是與人交往的紐帶，是社會運作的基礎。如果沒有信任作為“粘合劑”，社會無疑将會成為一盤散沙并陷入混亂和無序，而那将是整個人類的災難。因此，當子貢請孔子在“足食，足兵，民信之”三者中隻取其一時，孔子甯肯“去兵”、“去食”也要存民信，因為“民無信不立”（參見《善讀「論語」12.7》）。有信是社會存在的基礎，無信則一切都無從談起。而要想在社會上建立信任，為政者本身有“信”便至關重要。為政者若能“取信于民”，民衆自然也就會“以誠相待”。故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為政者若能守禮、行義、有信，即為“邦有道”。“邦有道”，則萬民雲集，安居樂業，自然不乏稼穑之民。故曰“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這就好像今日所謂之現代文明國家，哪一個不是“民莫敢不敬”的法治社會？哪一個不是“民莫敢不服”的民選政府？哪一個不是“民莫敢不信”的信用社會？如此三者俱全的國家，哪一個不是熱門的移民目的地？哪一個不是大學教育和職業教育的強國？在這樣的國家中，民衆何愁學不到謀生技能？因此，為政者隻要做好治國安邦的本分，焉用舍大就小而為稼穑之事？故欲促民生，必先使“邦有道”。若“邦無道”，則民不聊生，雖通稼穑，又有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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