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劉亞光

“普通人”在此意味着絕大多數平凡的人，還有生活。聲稱代言“普通人”即可收獲“接地氣”的美譽。

在b站與歌手毛不易合作的《入海》MV中，“風催着我們出發，那個平凡的背影，去遠方還是故鄉”的歌詞配合溫柔而有力的旋律，呈現了一個“平凡畢業生”的叙事。

由快手推出的《自己的英雄》更是聚焦于“普通人”，在片尾快手紅人冬泳怪鴿就為“普通人”做了一段铿锵有力的代言：“我們是世間的塵埃，卻是自己的英雄”，“不要冷漠地走入普通人，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們不妨問自己一句：我是“普通人”其中的一員嗎？好像是，好像又并不是。實際上，圍繞英劇《Normal People》的讨論就十分能說明這種困惑。

這部英劇直接以《普通人》為中譯名，表面上看，在編劇細膩而真實的劇情構架下，女主角瑪麗安和男主角康奈爾一次次甜蜜的相聚和遺憾的分離，的确讓每一位普通的觀衆回想起自己親密關系中的真實經曆，但這段關系卻也有許許多多“不普通”的地方。比如，兩人都擁有絕非普通的天生聰穎、天賦異禀，兩人的相處也遠比“普通人”敏感和糾結。瑪麗安和康奈爾在選擇“normal”還是“abnormal”之間反複掙紮，觀衆們也在用自己的愛情與劇中進行對照時，産生對“普通人”的愛情究竟是什麼的疑惑。

《普通人》（Normal People 2020）劇照。

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繼續深究，會發現我們對“普通人”這個概念的使用遠比我們看到的頻繁。“大衆”“芸芸衆生”“平凡人”……這些大量出現在學術期刊、大衆讀物、媒體文章中的近義詞在被使用時，其實都與“普通人”指向同樣的社會觀念——而它們也都與“普通人”同樣的“面目模糊”，令我們不明具體所指。

“普通人”究竟是誰？為什麼我們在其實不明白“普通人”是誰的情況下，還會喜歡經常使用相關的概念？今天，我們就希望和大家一同來探讨，我們對“普通人”的偏愛與困惑。

1 “精英主義”：

我們與“普通人”不同

如果要在中國導演中找最擅長拍攝“普通人”題材的導演，賈樟柯一定會是被最先想到的之一。在電影《天注定》中，賈科長對中國社會普通老百姓遭遇的四個真實事件進行了改編後的呈現。他對這片土地上最平凡的芸芸衆生的同情隐而不發，全部情節的千鈞力量都在最後一個鏡頭裡落下、彌散，然後戛然而止。那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群像鏡頭構成了一個微妙的隐喻，它揭示着賈樟柯希望講述的“普通人”的故事，總是一個“群像”的故事。

賈樟柯《天注定》（2013）劇照。

這其實也是一個潛藏于我們日常集體無意識中的思維慣習：普通人總是以“群像”的方式出現，他們是無名的“大衆”，是和少數“精英”相對的“沉默的大多數”。正如西班牙政治學者加塞特在《大衆的反叛》中做出的界定：“少數精英是指那些具有特殊資質的個人或群體，而大衆則是指沒有特殊資質的個人和集合體”。“普通人”被指認為“資質平平”“沒有個性”的均質化“群體”。

在人類曆史上的“精英”們眼中，作為“群體”的“普通人”經常是一種需要被警惕的危險。這一傳統肇始于古希臘的柏拉圖，老師蘇格拉底被一群“普通人”組成的公民大會賜死，這令柏拉圖對民主制度失望至極，在他對理想中的政體劃分等級時，他就認為越是偏向于由多數平民掌握權力、施行治理的政體，越是敗壞的政體。在柏拉圖看來，由擁有理性的“哲人王”治理的精英政體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而到了19世紀，法國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更是為“普通人”的群體貼上了一個堪稱“臭名昭著”的标簽：“烏合之衆”。在勒龐看來，隻要一個人深陷“群體”之中，即使是原本天賦異禀、才華橫溢的精英，也會堕入平庸，并變得歇斯底裡、神志不清，被裹挾于群體性狂熱之中。勒龐的說法在托克維爾那裡也獲得了回響，托氏所謂“向下的民主”同樣強調作為群體的“普通人”掌握權力，會将整個社會的智識水平拉低至平庸的水平。

及至20世紀初，這種精英主義對作為群體的“普通人”的恐慌堪稱達到巅峰。加塞特寫道：

“20世紀30年代，歐洲正在經曆一場‘野蠻人’的垂直入侵……大衆正在把一切優秀的、與衆不同的、個人的、合格的以及精華的事物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任何一個與其他人不相像的人，沒有像其他人一樣考慮問題的人，都面臨着淘汰出局的危險”。

這種恐慌的急劇上升有着複雜的時代背景，社會生活的劇烈變動與觀念的更替是其中重要的因素。随着現代化的浪潮席卷全球，作為現代化最重要标識之一的城市化大規模推進，使得原本固守鄉土中的人民被抛擲到城市中無處容身，貧困、失業問題在這一時期顯著上升。著名的群衆理論家埃裡克·霍弗在《狂熱分子》中指出，這種時代背景造就了在20世紀大量出沒的“邊緣人”和“失意者”，他們很容易對于當下的生活全然不在意，厭倦當下，渴望改變，因此隻需要一個契機，就能形成一呼百應的革命群衆，成為不穩定的因素。霍弗指出社會中的失意者和窮人是組成群衆的“潛在皈依者”。

其次，現代社會也是一個“解除禁锢的世紀”，宗教的失落一方面讓個人的思想空前解放，卻也讓人的意義感無處安放。尼采的“上帝之死”是現代思想狀況重塑的宣言，也宣告着在精神領域人類的流放。在心理學家弗洛姆看來，自由突如其來的降臨反倒令人焦慮，因為它意味着人要在缺乏終極指引的情況下承擔起自主地規劃自己人生的責任，這使得獲得自由的人們，詭異地開始“逃避自由”，渴望尋找讓自己依附于其中的團體和依靠，讓自己随波逐流，免于焦慮。在他看來，這種尋找“免于自由的自由”的心理，最終孕育了納粹——一個對“大衆”的焦慮感達到巅峰的著名表征。

《大衆的反叛》，[西班牙] 奧爾特加·加塞特著，劉訓練、佟德志譯，山西人民出版社·漢唐陽光，2020年5月。

除此之外，社會學、心理學、傳播學等學科的完善使得普通人群體能夠從“知識”的角度予以刻畫。例如，弗洛伊德對潛意識的研究發現了人格中“非理性”因素的根本地位，他基于精神分析的方法在《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中提出：“集體暗示是一種不以知覺和推理為基礎，而是以愛的聯系為基礎的确信”，仿佛也進一步驗證了勒龐曾經粗糙的斷言。然而知識對非理性普通人群體的刻畫并非僅僅隻是起到批判的作用，以上種種精英主義對“普通人”話語的大量使用刻畫出他們作為非理性、平庸的“群體”的形象，也不斷強化着“精英主義”自身的合法性。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縱觀這些文本，這些精英主義者似乎也沒有一個能夠真正客觀地界定他們論述的“普通人”“平庸者”“大衆”到底是哪些人。

2 “平民主義”：

就能代表“普通人”嗎？

如果說精英主義大量使用“普通人”概念是為了通過刻畫自己的對立面強化自身的合法性，那麼這種偏向于“平民主義”的立場則恰恰相反，“為普通人代言”反倒成為其自身合法性的象征。

在這種平民主義的視角下，精英們有着不接地氣的狹隘，他們執着于精英、大衆的二分，因為一種高高在上的倨傲而難以容忍多元的價值——這恰恰也是快手短片《自己的英雄》中反複強調的。

然而，與精英主義對“普通人”話語使用所造成的困惑類似，我們似乎也不能從《自己的英雄》中看到它希望代言的“普通人”的面貌。“潛入最深的海底，登上最高的山峰”的人是“普通人”嗎？對于城市中産階級來說，“漠河冬天開水潑出能成霧霜”真的是一種“普通人”的體驗嗎？

雷蒙·威廉斯在《文化與社會》中曾用一段精辟的表述道出了我們在此遭遇的這種困惑：“整個‘群衆’觀念出現了一個難題……我們通常所持的個人觀念中的個人，是指‘普通人街道居民’而言，但是沒有誰感到自己隻是個‘普通人’……普通人是個集體意象，但是我們曆來都知道自己與他有所區别”。

或許，在我們使用“普通人”及其相近概念的大多數場合，我們都不清楚自己指向的是哪群人，其中又是否包含自己，但唯一明确的，是我們使用這些概念的“目的”。

當我們需要像“精英”們一樣标榜自我與他人的不同，凸顯自己立場的卓越時，我們将“普通人”建構為非理性的“群體”，并将我們自己與其區隔；當我們需要通過證明我們才代表了“多數人”的聲音時，我們又将“普通人”建構為“真實”“接地氣”“包容多樣”的“老鐵”，并欣然加入這支隊伍。實際所指模糊的“普通人”，就這樣成為一個被争奪的“合法性證明”，随時在特定的目的的燭照下，變化它的面孔。

《文化與社會》，[英]雷蒙·威廉斯著，高曉玲譯，三輝圖書·商務印書館，2018年9月。

3 “向正常人靠攏”：

自我與社會的規訓

除了用于指認“平庸的群體”和“真實的大多數”，我們在社會生活中經常用到“普通人”一詞的場合也與“正常人”和“非正常人”這對範疇的劃分相關。在英文中，“Normal”一詞同時對應着“普通”和“正常”兩個意思，本文引語中提及的英劇《Normal People》的原著同名小說在翻譯為中文時就定名為《正常人》而非《普通人》。

《Normal People》中的感情或許糾結到許多人感覺不真實，但瑪麗安和康奈爾在陪伴彼此的過程中，反複穿梭于“正常”與“非正常”這對評價範疇界限的種種經曆，一定能和絕大多數人的真實經驗産生共振。

劇中，高中時期的康奈爾是全校最受歡迎的明星，而瑪麗安則顯得孤僻怪異，與所有人都合不來。到了大學，情形似乎突然反轉，康奈爾選擇遠離人群，瑪麗安則成為社交圈子中的明星。然而，如果考量到兩人内心的真實感受，就會發現這種反轉僅僅是表面的。高中時期的康奈爾表面迎合大家，内心對于歧視女性等自己不認同的行為依然有着獨立判斷，也正因此他會感受到瑪麗安身上的吸引力。而大學時期的瑪麗安雖然看起來是一枝交際花，實際也經常感到心靈的空虛，時刻希望回到康奈爾身邊。他們都渴望能夠做自己，但被評價為“異類”而受到冷落的恐慌時刻如達摩克裡斯之劍高懸，迫使兩人不得不在離群索居和随波逐流間徘徊，走一趟平衡“人設”的獨木橋。

《普通人》（Normal People 2020）劇照。

如果說瑪麗安和康奈爾的經曆還是局限在虛拟的故事、小範圍的校園中，那麼在真實、廣闊的社會的各個角落，“正常/非正常”這套評價體系堪稱無處不在，每一個人都曾經感受到它的力量的存在。

被評價為“不正常”，意味着遭遇冷落、譴責，甚至是各種隐形的“改造”和“懲罰”。然而，被評價為“不正常”人真的就是不正常的人嗎？他們理應被如此對待？1975年，福柯在法蘭西研究院就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講《不正常的人》，探讨了三種“不正常的人”的曆史。福柯認為，“不正常”并非一種客觀屬性，而是一種出于特定需要被社會建構出的類别。例如，在古代，許多身有殘疾的人并不被界定為畸形，是因為法律可以對此進行協調和規範。比如在處理“連體兄弟犯法”的問題時，如果要判處其中一人死刑，是否也要處死另一個，這是福柯看來現代社會的畸形對法律提出的難題。于是，包括精神病學在内的一系列知識被發展出來，将“畸形”界定為對社會存在威脅、需要予以矯正的“異類”。

福柯将這種對“正常/非正常”話語範疇的建立稱為一種“新種族主義”，将一種事實判斷中的“不同”轉換為價值判斷中的“異類”，它的延伸體現在性别、階級、種族等方方面面。近日，有言論評價著名舞蹈家楊麗萍“不生孩子的人生是失敗的”，其實恰恰也遵循了這樣一種話語範疇。在“正常/非正常”的劃分中，“結婚生孩子”成為大多數“正常人”“普通人”的選擇，而相對的選擇則被視為異類，需要被予以否定并加以“引導”。

《不正常的人》，[法]米歇爾·福柯著，錢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11月。

值得注意的是，恰如社會學者伯格和盧克曼所言，一個社會總是會通過發展概念解釋“越軌”與“偏離”的方式，來讓社會觀念維持穩定和一緻。從近代的“麻風病人”，到現代的“同性戀”“不婚主義者”“不生育的女性”，“正常/非正常”範疇權力的運作幾乎難以擺脫。這更加凸顯出我們對“普通人”的話語進行反思的必要：在我們頻繁地使用“普通人”

（正常人）

這個概念進行自我評價與評價他者時，我們可能都在有意無意地在參與一場自我和對他人的規訓，在這個過程中，“正常/非正常”這對評價範疇的力量也被鞏固和加強。

4 超越“普通人”的自我反諷

行文至此不難發現，不論指的是“平凡人”還是“正常人”，“普通人”的話語都往往并不指向具體的群體，而隻是作為服務于特定目的的“策略”。這也使得“普通人”話語構成了一種奇特的自我反諷：“普通人”的字面意思明明是我們“最熟悉的人”，但在不同話語策略的交錯又使得“普通人”的所指實際是我們“最陌生的人”。

這種反諷正是“普通人”話語大量流行的真正風險所在。

相較于對話語背後特定目的的察覺、對話語所施加的社會規訓的反思，“普通人”話語最終導緻我們無法走近真實的普通人更值得警惕。這種風險其實非常類似于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揚·維爾納·米勒對民粹主義危險性的理解，在米勒看來，批評精英隻可算作成為民粹主義者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民粹主義者宣稱隻有他們才“代表人民”，但這裡的“人民”僅僅是一種“在政治領域内一群道德純潔、完全統一，純屬虛構的人民”，實際上不了解真實的内心訴求，也無法真正地代表人民。米勒在此援引了哈貝馬斯的名言：人民一詞，隻能以複數形式出現。“普通人”一詞又何嘗不是如此？

《什麼是民粹主義？》，[德]揚-維爾納·米勒著，錢靜遠譯，譯林出版社，2020年5月。

或許，真實地認識每一個普通人的途徑恰恰是放棄使用“普通人”的話語。恰如雷蒙·威廉斯的另一段話所言：“實際上沒有群衆，有的隻是把人看成群衆的看法，我們看到的是其他人，許許多多的其他人，是我們不了解的其他人。實際上，我們隻是根據某種方便的公式把他們聚集成群并加以诠釋。”

作者｜劉亞光

編輯｜西西，張婷

校對｜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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