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中國古代史上經濟最繁榮、文化最發達的時代。然而，北宋在曆史上隻存在了167年。北宋也并未被視為一個大一統王朝，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北宋未能收複燕雲十六州、河西走廊等地，以至于和遼、夏等并立。但是，北宋并非完全沒有機會。在宋神宗時期，經過王安石的變法，北宋的國力一度得以飛躍。本文就詳細介紹下王安石變法的具體内容。

北宋在中國曆史上是一個十分特殊的時代，因為它在建立後不久就一直陷入到了“積貧積弱”的狀态之中。“積貧”是國家财政收入不足，“積弱”是軍事力量薄弱。這裡首先從“積貧”開始說起。北宋的經濟十分繁榮，财政收入在曆朝曆代中算是很高的，但偏偏卻是财政不夠用。

經濟繁榮的宋朝

北宋初期，宋太祖為了加強集權，采取了“文官治國”的政策。其主要的表現有：擴充官僚機構，時期各官員之間相互牽制；提倡“高薪養廉”，給官員發放曆代最高的俸祿；給放棄兵權的節度使以經濟上的優待；擴大禁軍的規模……在這些政策推動下，北宋官僚機構迅速膨脹，在北宋前50年間，官員數量增加了十倍。宋仁宗時期，北宋的國庫已經耗盡，在1065年，北宋的财政虧空達到了1500多萬兩，再不改革，北宋的國家機器都難以運轉了。

與此同時，北宋的社會矛盾也尖銳了起來。在土地上，北宋繼承了唐朝後期的土地政策，“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導緻社會土地日益集中，大量的小農失去了土地。而官僚地主又千方百計隐瞞土地，将賦稅轉嫁給小農。在這樣的情況下，北宋全國各地竟然已經爆發農民起義了，比較有規模的有王倫起義、桂陽起義，如果再不改革，可能北宋王朝就要嗚呼哀哉了。

有内憂，同時有外患。北宋統一十國後，對遼國發動幾次戰争，想收複燕雲十六州，均對遼國擊敗。宋真宗時期，宋遼達成澶淵之盟，暫時獲得了和平，但是威脅始終存在。而西北的西夏又不斷向宋朝進攻，宋朝屢戰屢敗。1038年，夏國李元昊直接稱帝，不斷對關隴地區發起挑戰。在南方，交趾獨立後，在白藤江擊敗了宋軍，此後又想進攻兩廣，湘西、兩廣的少數民族也不斷叛亂，導緻宋朝南北交困，應接不暇。

北宋的内憂外患，徹底暴露出了軍事制度和弊端和軍隊戰鬥力差的問題。北宋的軍事問題主要有：1，禁軍規模擴大，地方廂軍孱弱，無法抵禦外患，而禁軍的訓練又重視形式；2，文官治國，對軍事一竅不通；3，指揮權分散，“兵不知将，将不知兵”；4，官員和将領之間相互拆台嚴重；5，武器質量低下，許多武器隻是濫竽充數，根本沒有考慮到實用性。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在宋仁宗時期就已經出現了範仲淹等主導的“慶曆新政”。親曆新政主要是解決“三冗”問題，也就是“冗兵”“冗官”“冗費”，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精簡機構，裁汰官員。範仲淹在西北期間，對西夏的戰争有所好轉，使得迫使西夏議和，西北邊疆得以重現和平。但慶曆新政嚴重損害了各級官僚的利益，改革隻進行了一年就宣告失敗。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上台。他是一位比較有作為的皇帝。在位期間，他繼續推行改革，裁汰官員機構，減少科舉錄取人數。不過，宋英宗英年早逝。此後宋神宗即位，開始繼續推動改革。

王安石是中國曆史上少有人才。早在1058年，他就寫出《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張，但是沒有得到采納。1067年，宋神宗即位，他開始重用王安石，推行變法，史稱“熙甯變法”。和慶曆新政相比，王安石變法的廣度、深度，都是前者無法比拟的。

在改革之前，王安石和司馬光就對财政問題拿出了自己的意見。司馬光認為，解決财政問題，那就繼續裁汰官員，精簡機構。宋神宗就讓司馬光擔任裁減局長官，司馬光怕得罪其他官員，就以修撰《資治通鑒》為借口推脫了。王安石通過計算後認為，裁汰官員最多能夠節省3000兩，對于财政缺口來說是杯水車薪。所以，王安石主張“開源”，他的措施主要是通過一系列的經濟措施來增加财政收入，主要有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方田均稅法等。

均輸法和市易法是曾經李悝、漢武帝等采用過的政策。北宋前期，地方要向中央繳納“貢品”，貢品是固定的。所以，許多商人往往會囤積土特産，在“進貢”時期高價出售給農民。而許多貢品運輸到京城，也導緻供過于求，隻能半價抛售。均輸法就是國家統一管理運輸，國家統一到各地采購物資，在市場需要時候賣出。市易法就是在京城設置市易務，出錢收購滞銷貨物，市場短缺時再賣出。均輸法和市易法給國家帶來三大好處：1，打擊了富商大賈的勢力；2，增加了國家财政收入；3，減輕了農民負擔。兩大政策的效果讓宋神宗十分滿意。

農業方面。農田水利法，就是國家推動水利工程的修建。資金由由當地住戶按貧富等級高下出資興修水利，也可向州縣政府貸款。青苗法，就是國家放貸。在過去，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往往會向商人、地主、官僚借貸，因而免不了高利貸的剝削。青苗法就是在青黃不接時期，由于國家向農民放貸，其利息遠低于市場上的高利貸。青苗法，能夠暫時給農民提供資金，同時增加了财政收入。

方田均稅法，是國家主持全面的土地丈量，嚴格按照土地的多少來繳納賦稅。在此之前，北宋的耕地面積在持續增加，但是國家土地稅卻不增反減，主要原因使地主千方百計隐瞞土地數額。方田均稅法推行後，官僚地主向國家繳納的賦稅大大增加，而農民的負擔也有所減輕了，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社會負擔。

宋神宗

徭役方面。在變法之前，宋朝在徭役上推行的是差異法，也就是官僚地主階級擁有特權，他們可以以錢代役，而普通農民則隻能輪流去服役。王安石認為農民服役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産。因此，王安石推行募役法，由國家用錢來負責招募服役的人，而這些錢，按照百姓的财産等級來征收，官僚地主交得多，農戶就交得少。募役法的效果也非常好，開始蘇轍也反對募役法，但是後來他卻反對司馬光廢除募役法。

總結起來，王安石的理财具有“均”的色彩，也就是讓官僚地主出更多的錢，減少農民的負擔，同時增加國家的财政收入。這樣的政策，有利于社會公平，緩解社會矛盾，但是卻觸及到了各官僚地主的利益，因而他們千方百計地攻擊王安石，其中以司馬光為代表。當然，王安石變法中出現了一些用人不當的問題，但是并不能改變宏觀的性質。

為了增強北宋的軍事能力，以抵禦西夏、遼國的入侵，平定地方的叛亂，王安石在軍事上推行了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馬法、軍器監法等。

保甲法，就是将全國戶籍人口嚴密地組織起來，進行一些基礎的軍事訓練，以逐漸達到可以禦敵的效果，最終可以使之成為軍隊。到1076年，經過嚴格訓練的保丁已經達到了56萬，這是一支戰鬥力十足的民兵。和保甲法配合的是裁兵法，也就是将訓練不合格的禁軍、廂軍裁汰，以減少軍隊規模，較少财政支出。

為了改變“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王安石推行了将兵法。王安石廢除了更戍法，把各路的駐軍分為若幹單位，每單位置将與副将一人，專門負責本單位軍隊的訓練，以提高軍隊素質。将兵法最早是由1067年蔡挺在西北開始推行，後來在王安石的支持下，蔡挺任樞密副使，在全國推行将兵法。

保馬法和軍器監法主要為了提高武器的質量。北宋失去了西北地區，就沒有了天然的養馬場，為了改變這種現象，王安石推行保馬法。主要的内容是政府向少數民族購買馬匹，然後由保甲戶自願領養，政府減免其賦稅，如果領養的馬死了，那麼政府和保甲戶各承擔一半。保馬法的推行，減少了财政支出，同時提高了馬的存活率。軍器監法就是加強督制造兵器，嚴格管理，提高武器質量。

那麼王安石的軍事變革有沒有作用呢？實踐檢驗證明，王安石變法，是有利于國家開疆拓土的。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就是對湘西的開發。1072年，王安石派遣章惇經營湖南，章惇在這裡平定湘西少數民族的叛亂，并推行變法的各項内容。很快，湘西地區得到了開發，耕地面積、人口數據和賦稅收入都得到了大大提高。

1075年，越南進攻廣西，兩廣地區的禁軍和廂軍不敢接戰。于是王安石下令經過訓練的新軍南下，很快就擊敗了越南軍隊，收複了失地。到了年底，宋軍繼續反擊，已經将打到了河内附近，逼迫越南割地求和。這次出戰，宋朝實際上出兵49000多人，因為在越南水土不服而出現了大量傷亡，但是南征軍隊依然回來了23000多人。

最大的勝利出現在西北。變法時期，主戰派的王韶被重用，他被調遣到西北經營河湟地區。随後，王韶在西北地區推行市易法等措施，募集到了軍費。在王韶的經營下，青海的少數民族陸續歸順，宋朝軍隊也收複了河州、宕州、岷州、疊州、洮州等地，史稱“軍行一千八百裡，收複五州，拓地二千裡。”如果繼續按照這些政策進行下去，西夏滅亡也就是早晚的事情了。可惜後來司馬光上台後，将收複的土地又送給了西夏。

王安石的變法雖好，但是卻得罪了既得利益集團。在司馬光等保守派的堅決支持下，王安石先後兩次罷相，變法曲曲折折。王安石罷相後，宋神宗獨自一人堅持改革，但是沒有王安石的幫助，使得改革難以持續。1085年，宋神宗去世，随後司馬光擔任宰相，他全面廢除了王安石和宋神宗的變法措施，最終使宋朝又倒回到了仁宗時期的局面。此次改革的失敗也證明了改革就是新舊勢力的對抗，如果不能清除舊勢力，那麼改革必然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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