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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家張莉的新作《遠行人必有故事》近期出版，就分類而言，這是一本批評文集，張莉就當代的諸多作家、話題坦率交代自己的想法，其論述人物、闡述主題，既體貼文學現場，又有強大的文學史觀照。從文本而言，這更像是一本随筆集，張莉去掉批評術語，純以感性的無隔閡的語言，把談論的作家、捧書的讀者，當成了朋友，娓娓而談。

“遠行人必有故事”出自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在張莉看來：所謂遠行，固然是指足迹之遠、抵達之遠，也指一個人的眼光之遠與思考之遠。——每一位優秀寫作者都是“遠行人”，他要有“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的寫作信念，也要有不斷克服自身束縛、去往更高海拔的寫作實踐。

《遠行人必有故事》

張莉/著

作家出版社

因而《遠行人必有故事》“不僅要記下那些萬裡之外發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密之地”，字裡行間讓人見到一位遠行歸來的有故事的批評家。

作為品酒師的批評家

行超/文

文字會挑選它的讀者。對批評家來說，選擇什麼樣的文字，選擇誰作為自己的評論對象，更能夠透露出他/她的審美、趣味與價值觀。張莉的評論集《遠行人必有故事》具有鮮明的個人特質，這種特質首先體現在其語言上。與大多數評論文字不同的是，張莉非常重視批評語言的鍛造，在她看來，文學批評首先應該給人帶來審美的享受，她反對語言的“陳詞濫調”，以及小圈子式的、“僵化、程式化”的文學批評，反複提倡“以人的聲音說話”，“好的批評有人的真氣、人的血氣、人的骨氣”。在她的文字中，你幾乎看不到晦澀的學術話語，那些宏大而艱深的理論，在她筆下透過熨帖的情感體察與美學轉化而傳遞出來，一方面貼近了所評的對象，另一方面也拉近了與普通讀者的距離。

與這種語言相适應的，是一套獨屬于張莉的美學。我們看她所關注的對象就能發現：從蕭紅、沈從文、孫犁，到鐵凝、畢飛宇、蘇童、金宇澄，再到周曉楓、葛亮、李修文、付秀瑩……這些作家具有某種共通的精神氣質——他們重視文學的審美價值，追求對人性美與人情美的表達，更注重發現時代蒙塵之下那些恒久而穩固的情感。如同李澤厚的觀點所稱，中國文化的核心是“情本體”，最終是以家國情、親情、友情、愛情等各種“情”作為人生的最終實在和根本。“抒情”是中國文學的重要傳統，張莉與她所鐘愛的那些作家一樣，他們相信共情的力量，更關注個體的存在與他們真切的生命感受。比如，在被無數研究者反複讨論的《白鹿原》中，最讓張莉有所觸動的，是其中田小娥的屈辱、反抗與她的悲慘人生，由田小娥的命運到女性的共同困境，由白鹿原的曆史到具有普遍性的曆史，從“這一個”人物出發，張莉重新發現了一部經典作品在當下，或者是在具有通約性的時空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應該說，重新發現個體的“人”，是啟蒙主義帶給我們最重要的收獲之一，張莉的文學批評正是以此為基石的。

【芬蘭】加侖.卡雷拉/繪，下同

但與此同時，張莉絕不是個人主義者，恰恰相反，在多篇文章中，她曾反思當下“個人化寫作”的問題，她深知“這一提法割裂了人與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張莉看來，“個人化寫作”及其問題的出現，來源于作家對于現實、對于當下生活整體性把握的缺失，隻見樹木不見森林，而克服這個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構建一種面對世界、面對現實的“整體視野”與“總體意識”。對于批評家來說，這種整體感更代表着全面而設身處地地理解現實中國的重要立場，惟其如此，文學批評才會真正擁有立足主體性的“中國視野”。整體意識與個體情懷，這兩個看似有所沖突的面向，在張莉的文學批評體系中彼此交彙，且同樣重要。比如在對路遙的解讀中，張莉一方面有感于作家經年累月的閱讀與艱辛的勞動，另一方面，她更看到了這種微觀的、細節式的勞動所指向的結果——作家由此收獲了對現實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生活形态、精神形态的整體性認識。這一點，恰恰是使得《平凡的世界》至今仍經典不衰的根本原因。整體意識和個體情懷并不矛盾，史詩性的作品中也可以有動人的情感，事實上，隻有真正打通二者，才有可能抵達“無窮的遠方”，理解“無數的人們”，進而創造出優秀的文學作品。

《浮出曆史地表之前：中國現代女性寫作的發生》是張莉的博士論文專著，其中着重研究了幾位現代女作家的出現及其成長之路，體現了張莉對女性寫作以及女性主義思潮的關注，這一視角也貫穿在她此後多年的批評之路中。近年來，張莉曾多次圍繞“性别觀”的問題，做過當下男女作家的問卷調查，在文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通過這種普遍而深入的觀察、對談，張莉發現了當下文學寫作中隐秘的性别觀問題。作為女性批評家，張莉始終堅持着鮮明的個人立場，這一立場并非簡單的女性主義，而是一種經過耐心辨析、深入反思之後的結果。她一方面深知女性在曆史與現實生活中的艱難處境，倡導“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重新發現那些被曆史所遮蔽、所遺忘的女作家；但與此同時，對于女性寫作本身所存在的弊端與危險，張莉也絕不粉飾。“女性的憤怒和控訴有可能遮蔽作家對作品藝術品質的追求”，這一判斷，切中了女性主義寫作的根本問題。張莉更強調、更看重的，是女性的自省與自我的精神解放。比如，相比于潔淨的、“有教養”的冰心，她更推崇蕭紅“越軌的筆緻”，因為後者更能體現女性寫作者沖破各種限制與束縛的勇氣，因而是更“自由”的寫作——如其所言，“一位真正優秀的女作家，即使不借用性别的火把，依然能夠在文學史上刻下屬于自己的路标。”

“改變我們的語言，首先必須改變我們的生活”，南非詩人德裡克·沃爾科特的這句話，對于僵化的文學寫作來說，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無論是創作還是評論，一個不曾完整生活過的人，不可能寫出偉大的作品。讀張莉的評論，可以看出她的文學視野與她豐饒的人生。丁玲、蕭紅、孫犁等中國現當代文學經典，是她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向，與此同時，她持續關注最新鮮的寫作現場，尤其是在對她的同代人“70後”作家作品的追蹤閱讀中，張莉發現了當下文學寫作的新現象、新問題，也逐漸形成了對于當代文學的整體觀察。此外，影視劇、戲劇、社會話題、流行文化等等，也時常作為一種背景，以不同方式參與到她的文學批評中。正是在這樣真切的生活與開闊的視野之下，張莉得以形成了她那具有鮮活生命力的、切膚而極具共情力量的批評文字。

在一篇關于鐵凝的評論中，張莉寫到，“什麼是真正的好的釀酒師呢？她/他當然需要掌握大量的理論知識，但更需要豐富的實踐經驗。真正優秀的釀酒師應該像葡萄藤一樣深紮在泥土裡，而不是四處飛行——他們要經年累月地和他的葡萄莊園在一起，觀察葡萄的生長、尋找葡萄适宜的采摘時間，要選擇在最恰當的時刻将清汁和皮渣分離。當然，如何控制酒的成分配比至為關鍵，它決定酒體結構是否飽滿，是否濃郁綿遠，是否回味無窮，決定一款酒能否成為經典。就小說而言，小說家的語言、小說家的寫作技術、小說家之于寫作對象的分寸把握則決定一部小說的品相，決定小說是否能跨越時間。”如果小說家是文字世界中的釀酒師，那麼，批評家或許就是品酒師，他/她需要有一個敏感的味蕾，這種敏感，首先基于他/她對美的追求，以及在大量閱讀、品鑒的基礎上所形成的審美觀。他/她還必須擁有一種明辨與直言的勇氣，唯有這樣，才有可能在浩瀚的文學世界中發現那些真正的經典之作，用批評的文字構築起屬于自己的審美王國。

我渴望掙脫寫作慣性，

戰勝平庸的想象

張莉/文

“遠行人必有故事”這句話出自本雅明《講故事的人》。它潛藏在我的記憶深處，直至有天我将之作為一篇文章的标題。不過，本雅明引用的西方諺語原句是“遠行人必有故事可講”，而我則對它進行了改造。我不特别喜歡那種愛講故事的遠行人，卻深沉熱愛有故事的“那一個”。

此處所謂遠行，固然是指足迹之遠、抵達之遠，也指一個人的眼光之遠與思考之遠。——每一位優秀寫作者都是“遠行人”，他要有“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與我有關”的寫作信念，也要有不斷克服自身束縛、去往更高海拔的寫作實踐。

【丹麥】威爾漢姆·哈默修伊/繪，下同

在這個浩瀚和廣袤的天地間，有些人愛講故事，有些人則不。有些故事被呈現得很精彩，有些故事沉潛在水面之下才更具力量。多年前，我着迷于那些被眉飛色舞講述的、風生水起的故事，但是此時此刻，我卻更心儀那些因足迹遼遠而沉積在内心的、無以被講述的沉默所在。

寫作的意義是什麼呢？它要記下那些萬裡之外發生的故事，更要踏入那些不能描述的隐秘之地。

此書所收錄的，是我從2015-2018年間寫下的評論文字。其中有對于作為遠行者的作家的認識，也有關于當下文學問題的思考。坦率地說，這三年來，寫作于我而言變得越來越艱難。一種因寫作時間日久而唯恐陷入某種模式的不安感與羞愧感如影随形。

我渴望掙脫寫作慣性，渴望擺脫寫作中的某種“陳詞濫調”，也渴望戰勝平庸的想象，但是，這何其難。當然，工作環境從天津到北京的遷移，也使我開始面對許多從未思考過的精神疑難。好在，這個艱難的變動過程促使我面壁反省：我們都是卑微的個體，我們都所知有限，所能做的便是“攀山越嶺”，自我教養、自我完善，以謙卑之心向蒼茫的人世學習。

稿件責編：張滢瑩 新媒體編輯：李淩俊

圖片來源：攝圖網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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