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師範大學光啟語文研究院 詹丹

在古代，關于訪客的不遇，特别是尋訪隐者的不遇，是詩人題詠的一個重要話題。

即以唐宋大詩人論，唐代李白的《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尋山僧不遇作》、王維《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裡訪呂逸人不遇》、宋代蘇轼的《霅上訪道人不遇》《訪散老不遇》和陸遊的《訪隐者不遇》等，都流播至今。而以“推敲”詩句出名的賈島，其《尋隐者不遇》，因為收入《千家詩》等啟蒙讀物，更為世人所熟知。

由于受制于技術落後，古代社會人與人交往缺乏便捷的信息溝通方式，有不少會面，特别是臨時起意的會面，是不具備預約條件的；有些提前甚早的預約，因為一方出現意外而爽約，也多有難以及時告知對方的情況。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說，尋訪的不遇，特别是針對特定受訪群體比如隐者來說，倒是必然。一如陶淵明寫下的那個桃源世界，隻能在漁人的偶然中發現，之後受太守之命刻意去尋找，哪怕漁人留下過标記，也無從尋覓。隐居者遠離世俗社會，尋求的是一種自然生活方式，這既是地域意義的貼近大自然，也是行為處事的自然而然。這樣，一切有意的尋訪，或者計劃安排下的見面，都有了太多的人為刻意性。其随性而起的出訪以及興緻耗盡的退去，這樣一種交往上的自然而然，在王子猷“雪夜訪戴”傳說中達到了邏輯的極緻。而從被尋訪者來說，既是隐者，同樣也不該被輕易尋訪到，尋而不遇（或者不期而遇，）似乎是世俗中人與隐者交往的常态。圍繞着這種不遇的常态，相關題詠顯示的心态，卻是多方面的。

雖然如李白《訪戴天山道士不遇》那樣，寫他的見景不見人，所謂“樹深時見鹿，溪午不聞鐘。”最後歸結到“無人知所去，愁倚兩三松。”如此失落、惆怅，是最容易喚起的一種情緒。不過，如王維《春日與裴迪過新昌裡訪呂逸人不遇》那樣，以達觀的态度随“不遇”而安，在欣賞隐者居處周邊的美景中求得心理平衡，而且還能以自得其樂态度（或許故作自得其樂），吟出“看竹何須問主人”的句子，也是可以理解的。畢竟，他是和好友裴迪一起前往，沒有遇到受訪者的失落，跟單獨前往的心态，還是有所區别。

習慣于在逆境中表現好心情的蘇轼，在訪客不遇中，哪怕有稍許的郁悶，也自有排遣的方式。在他的《霅上訪道人不遇》中，與人的不遇，成了他遮蔽自我情感而專注于自然的一種契機，他寫道，“花光紅滿欄，草色綠無岸。不逢青眼人，長歌白石爛。”這裡，在不遇的情況下，他能夠抽象出受訪者對他青眼有加的色彩感，并把自己的歌聲移入詩的畫面中，讓大自然，也是自我的率性而為突破了社會圍起的界欄，自然的色彩和人一起，熠熠生輝，不遇而來的失落情緒，被一種形式美所遮蔽。而另一首《訪散老不遇》，他更是在人事的對應和自然的對應中找到更具抽象意義的理趣的貫通，這樣，不遇可能帶來的情緒化問題，都消解在人與社會背後的那種玄機裡。他是這樣寫的：“君來不遇我，我到不逢君。古殿依修柏，寒花對暮雪。”盡管他對自然的取象，還是讓人感受了隐約的寒意，但透露出的一以貫之的理趣還是吸引了讀者的注意。總之，在蘇轼詩裡，情的可能困擾，被審美式的喜悅和理趣的玩味替代了。

相比不遇的類似題詠，賈島的小詩最為特殊。因為他的題詠，不是像許多詩人那樣，随着受訪者的不遇而退到詩的背後，把尋訪者對周邊景色的觀察以及他心情的失落或者自得其樂，等等，留在了詩裡。作為一個抒情主人公，賈島與隐者是一起退到了詩的背後，甚至比隐者走到更遙遠、更隐秘的地方。

蔣紹愚在《唐詩語言研究》中，談到唐詩的緊縮句時，舉這首詩為例，認為“山下問童子，言師采藥去。”是“問話的内容省去，但可由答話而知道。”因為跟着抒情主人公尋訪隐者時，我們固然沒有遇到隐者，但我們從童子的回答中，知道了隐者所在的大緻環境，他有童子相伴，他會在山裡采藥，采藥的去處，會有雲霧缭繞。凡此，都讓我們對這位隐者，有了大緻了解。我們也看到了童子的話語方式，他所處的特定位置，帶有文化符号式“松下”，以及他當時與隐者那種不即不離的關系。但是，恰在這短小的詩句中，我們讀者在類似話題中看到的尋訪者，或者說抒情主人公的出場，幾乎不存在了。他上場的瞬間就立即退出，似乎他的上場就是為了退場。

于是，相對于讀者而言，他是另一種意義的隐者。

我們不知道他和隐者的關系，他為何要尋訪隐者，當他沒有遇到隐者，他是否會随“不遇”而安，如早先的王維或者後來的蘇轼，或者如李白那樣“愁倚兩三松”，要不然，幹脆就跟童子聊上一番，這都引人浮想聯翩。

有論者強調了尋訪者和受訪者兩個世界的隔離，認為“在來訪者的身後，有一個凡俗的世界，那裡人們正為追逐名利而喧騰不休；來訪者也許是對此感到疲倦了，便暫時地從中逃脫出來，試圖到隐者的世界中品味一份高潔與甯靜。而隐者卻在雲煙深渺之處，似乎讓人感受到，他的世界對凡俗中的人而言，終究是遙不可及的。”（駱玉明）也有論者側重于尋訪者的情感執着，認為從童子的回答中，可以發現抒情主人公是在不斷追問，進而認為，“一般訪友，問知他出，也就自然掃興而返了。但這首詩中，一問之後并不罷休，又繼之以二問三問，其言甚繁，而其筆則簡，以簡筆寫繁情，益見其情深與情切了。”（沈熙乾）

如此想象尋訪者身後必然是一個凡俗的世界而無法抵達隐者的世界，或者想象尋訪者的情真意切，雖然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為該詩本身留下的空白，給讀者以種種想象的沖動。但總覺得跟這首詩的空靈風格、捉摸不定的意趣不甚協調，解釋得也過于實打實（特别是認為其中省略了三問，好像童子在一問之下，不會一口氣回答的，更是欠妥）。因為，這首詩的關鍵是，抒情主人公以躲在兒童言說背後的另一種意義的“隐”，把自己置于一個語言空白的世界裡，從而對那種過于實在的想象和理解，是作為人與人相遇的難題凸顯出來的。

這樣留在前景的兒童及其言說，就有了不一般的意義。

一方面，他指引讀者把注意力引到隐者方向，在他解答有關隐者的知與不知間，跌宕起伏般推進認知的有限信息。另一方面，讓讀者根據童子之言，揣摩尋訪者的心理情感及其他，思索着如此特殊寫作的真正用意。于是，該詩是以童子的顯在，把尋訪與受訪者的雙重之隐在，或者說，一種多指向的隐與顯的複雜性，暗示了出來。“遇”的困難，既是抒情主人公相對于隐者而言的，也是讀者，相對于該詩背後的抒情主人公，相對于這篇作品整體理解而言的。這種雙重、多重性的閱讀感受，用古人帶點禅意的點評來說，大概就是“愈近愈遙”。（詹丹）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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